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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团结型社会青年人自杀率及分性别自杀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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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显示了青年人的总体自杀率、青年女性自杀率与青年男性自杀率的变化及走势。由图2-2可以看出，青年男性自杀率的变化始终不是太大，尤其是1990～2009年这20年中，青年男性自杀率比较平稳。而青年人的总体自杀率与青年女性自杀率的变动曲线在1980～1999年这20年间，可以近似地将其看作是平行变化的，2000年以后平行线开始合拢，逐渐往交叉方向发展，直到最后几乎接近重合，与此同时，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曲线与青年男性自杀率的曲线在2000年以后几乎叠加合一了。这一曲线表明，青年人自杀率的总体变化与青年女性自杀率的变化是高度相关的，与青年男性自杀率的运行关系不大。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青年人总体自杀率的曲线就是由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曲线变化所造成的。青年女性自杀率在20世纪90年代这10年间上升到顶峰后几乎平行运行了一段时间，然后在2000年以后开始急剧下降，青年人总体自杀率的曲线亦基本显示出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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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自杀率在变化曲线上与青年人自杀率有些差异，如图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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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团结型社会老年人自杀率及分性别自杀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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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青年人自杀率不一样的是，老年人自杀率在2000年以后尽管呈下降趋势，但并没有跌破20世纪80年代的起点，特别是，老年男性的自杀率在1995～2009年这15年间都是维持在较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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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曲线的交汇点来看，老年人自杀率无论是总体还是分性别，都比青年人自杀率以及分性别情况早了近10年时间，对于老年男性来说，他们的自杀率从1990年开始往高位运行，1995～1999年达到最高峰，同时将老年整体自杀率也往高位运行的方向推进。从峰值来看，青年人自杀率与老年人自杀率都在20世纪90年代的这10年间达到高峰，其背后所反映的逻辑是，父权制剧烈弱化，男权衰退很快，同时，它还表明，整个90年代的这10年是代际关系变动中最为胶着的10年，也是代际双方“斗争”最为激烈的10年。到2000年前后，代际关系中的权力层次基本翻转，原来的亲代强于子代的情况基本定型为子代强于亲代，而恰好是在“斗争”最为激烈的这10年中，青年女性以及老年人都为此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这在我们后文的机制论述中还将进一步详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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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将2000年以后的老年人自杀率按每5年一段进行细分时，在曲线上似乎表现出相对较为明显的变化，其实，这本身与老年人自杀死亡人数的样本量相对较小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的变化幅度并不如曲线那么明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团结型社会所在地的丰村，自2002年税费改革特别是2005年取消农业税后，因为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当地政府有意识地借助复兴宗族势力来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效率，赵晓峰（2010）的博士论文便揭示了这一点，这种情况恰恰是有利于老年人的，因而短期内暂时缓解了他们的自杀倾向。如果我们按年代别考察便会发现，上述这种差异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见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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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团结型社会老年人自杀率按年代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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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4我们可以知道，老年人的自杀率事实上是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较高水平后，在后面20年中一直比较平稳地运行，即一直处于高位。而且，从质性的角度来判断，我认为，团结型社会的老年人自杀率会在今后至少20年时间内继续往高位运行，而青年人自杀率特别是青年女性自杀率则会继续下降。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是因为90年代亲子双方的“斗争”胶着已经完成，此后，老年人作为天然的弱势群体，要维持其基本生存就必须依靠子代的各种支持，而能否获得这种支持已经越来越成为问号。当然，基于团结型社会一直以来较强的血缘联结度以及较强的规则维控体系，短期内，这一社会中的老年人自杀形势还不至于像我们接下来在第四章中所论述的分散型社会那样完全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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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个十分重要且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是，在农民的视野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青年女性自杀十分严重，而90年代中后期乃至2000年以来，老年人的自杀十分严重。农民的这种直观感受并非像学者一样源于对自杀率的判断，而是对自杀死亡的绝对数字的判断。我们可以通过老年人自杀在所有自杀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变化来说明这一问题（见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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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老年人与青年女性自杀死亡人数占整个自杀死亡人数的比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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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能够十分清晰地揭示出农民对这30年自杀现象的直观判断。老年人自杀死亡占比在90年代以后的15年中是持续上升的，而青年女性自杀死亡占比恰好是在90年代以后是持续下降的，在2000年以后，不仅趋势上继续翻转，且占比的绝对数字也出现了翻转。正因如此，农民才判断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这15年中“年轻妇女喝药喝疯了”，90年代中后期以来则是“年轻妇女喝药的很少了，但老人喝药的越来越多了！”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说，从质性的角度判断，当总体自杀率显著下降时，青年女性自杀率显著下降，老年人自杀率却继续在高位运行，因为其占比的情况变化，即使在团结型社会，老年人自杀也越来越成为主要社会问题，并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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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慎重对待的是，尽管上述从年龄别与性别的角度展示了青年人与老年人自杀率的基本情况（因中年人的自杀现象在这一社会类型中并不十分突出，因而我们在叙述过程中并未就其情况重点展开，我已经多次强调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团结型社会自杀情况的整体理解），但对于其变化状况，我们还需要从其基本类型以及几种主要的经验类型分布的变化情况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以老年人为例，我们从自杀类型的角度进行考察时会发现，并非所有老年人自杀现象都是由代际冲突导致的，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出于利他的考虑主动做出自杀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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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结型社会自杀类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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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结型社会自杀的关联类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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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团结型社会的基本类型及其经验类型分布的变化情况之前，我们先就这一社会类型中自杀发生的关联类型的变化做一简要介绍，这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自杀的基本类型及其经验类型分布的变化，并有助于我们理解前述自杀率的分年龄别与性别在各年代和各时间段内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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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重点来考察青年女性的自杀关联类型的变化情况，因为把握住这个变化就相当于我们把握住了整个情况的绝大部分。其中，夫妻关系冲突引起的自杀死亡案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低点一直上升到90年代末期的顶峰，然后伴随整个青年女性自杀率的下降而急速回落至历史最低点。第二个主要的关系类型——婆媳或公媳之间的冲突导致青年女性自杀死亡的案例，则在80年代初期一开始便位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80年代中后期至1994年在80年代的基础上回落后较为平稳地运行，在9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然后在2000年以来的这10年中跌至谷底。可以说，青年女性总体自杀率在2000年以后急剧下降，因公媳冲突或婆媳冲突而导致青年女性自杀死亡的案例几乎没有了。母女、父女等直系血亲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青年女性自杀则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达到过一个小高峰，此前与此后都不是太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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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接着考察老年人自杀关系类型的变化，与青年女性的自杀关系类型变化做一对照，从这一比较中，我们再来观察这些比较能说明的问题。根据数据统计，针对老年人自己引致的自杀共3例，针对邻里的共1例，针对夫妻的共3例，余下的均属于代与代之间的。一方面，老年人的自杀死亡主要发生在代与代之间，这与青年女性自杀死亡的第一位关系类型——夫妻关系有明显不同；另一方面，数据能大致揭示的是，90年代中后期以后因代际问题而引发的老年人自杀比之前的15年明显要多，且与青年女性自杀死亡中的代际关系（公公或婆婆与媳妇）均在1995～1999年达到顶峰，只不过前者后期继续走高并维持，而后者则显著下降。这种变化趋势所要表明的是，代际关系变动很可能同时影响了青年女性与老年人自杀情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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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结型社会自杀基本类型分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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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执行从一般到具体的处理方式，首先考察团结型社会自杀的基本类型分布的变化情况。需要说明的是，由于1980～2009年有1例属于类型不明的自杀案例，对于整个自杀死亡个案我们按89例处理，1980～1989年的自杀死亡案例则按29例处理（实际为30例，其中包含了1例不明目的动机的“其他”类型），整理出的数据见表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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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4 团结型社会按年代别自杀基本类型分布占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