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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段来说，5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时间距离，它能够较好地反映时间变动的曲线。比5年更短的时间段，如以1年为例，自杀率的数字变动会因为各种偶然性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我们理解自杀潮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比如，假设1年中突然有多人自杀而使得某一年的自杀率数字突然增高而其他各年之间则相对较为稳定，这种情况基本无法按照较为稳定的逻辑形式来解释。除此之外，还需要做出说明的是，我们在田野作业中收集数据时事实上不可能每一例自杀数字都能精确到某一具体的年份，农民大约会根据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来判断，比如，刚分田一两年，第二次动田前一年或后一年，学潮运动前几年或后几年，第二轮承包前后，税费改革前后，取消农业税前后等，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将农民的时间细分为1982年、1987年、1989年、1997年、2002年、2006年等几个相对固定的时间点，而这些时间点实际上也就是嵌入在农民的时间观念中的几个重要事件的时间点。除此之外，农民还会根据自己的私人时间来回忆，比如自己结婚多少年前后，儿子结婚多少年前后，女儿出嫁多少年前后，老人去世多少年前后，等等。我们可以综合这些时间节点，将自杀者执行自杀行动并死亡的时间确定在一个5年以内的时间范围内。当然，根据我的田野经验，70%的案例是可以精确到1～2年范围内的，但如果我们将时间段放在5年这个范围内，所收集的数据的误差就会尽可能减小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恰恰是符合我们对自杀潮的出现及消退的变动趋势的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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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团结型社会各时间段自杀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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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2-22的数据和图2-1的自杀率变化曲线，我们发现，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自杀率在1980～1984年是显著增长的，1985～1989年相较于1980～1984年而言，并没有显著变化，1990～1994年较之1980～1984年和1985～1989年两个时间段而言，则出现了显著上升的态势，1995～1999年则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基础上急剧上升并达到了这30年中的顶峰，此后，自杀率开始明显回落，2005年以后的5年间，自杀率继续回落，并落到了近30年中的历史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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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团结型社会自杀率分年龄别与性别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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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弄清楚团结型社会自杀率的总体变动情况当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如前文分析横向的各种差异一样，继续打破将自杀视为一个整体的巨大谬误，如吴飞（2009）的研究，需要条分缕析团结型社会各种自杀类型的差异。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自杀率总体的变动情况是如何形成的，是由哪部分群体的自杀率变动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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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接下来要按性别与年龄别继续就其历时变动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我们同样先从年代别的角度较为粗略地考察团结型社会分性别与年龄别的自杀率变动情况（见表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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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3 团结型社会按年代别分性别与年龄别自杀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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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3的数据显示，自杀率变化波动比较大的主要是青年女性。20世纪70年代，自杀率较低，自杀死亡案例主要是少数男性“五类分子”，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时青年女性自杀率是更低的。80年代，青年女性自杀率出现显著上升。90年代，青年女性自杀率延续80年代的上升趋势，继续上升，上升幅度比较明显，约为80年代的1.6倍。2000年以后，青年女性自杀率是急剧下降的。90年代的青年女性自杀率约为2000年以后的青年女性自杀率的14.5倍！青年男性的自杀率在这30年中相较于青年女性来说始终是较低的，且其在90年代便开始下降，2000年以后基本与前10年持平。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青年男女自杀率的性别差异十分明显，其中，80年代青年女性自杀率是男性的6.5倍，到了90年代，变成了15.6倍，然而，2000年以后青年男女自杀率的性别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青年人自杀率的这种变化趋势表明，80年代和90年代的自杀潮主要是青年女性的自杀潮，而2000年以后自杀潮的退潮也同样是因为青年女性的自杀率的急剧下降。与前20年性别差异明显的逻辑不同的是，2000年以后的青年人自杀情况应属于男女共同的问题，而不再是青年女性更为严重的单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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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中年人的自杀率变化总体来说在前20年是不太鲜明的，中年女性的自杀率基本持平，中年男性自杀率在90年代有过一定的上升，但比起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显著变化而言就微乎其微了。2000年以后，中年人自杀率同样在团结型社会中出现了较为显著的下降，当然，尽管表中的数据显示的是“0”，但并不表明没有中年人自杀，而只能说明很少，因为任何一个可能的遗漏都有可能使得这个数字“0”变为“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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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总体自杀率在这30年中明显上升，可以说，在各个年龄层中是唯一在这30年中逐步上升的。在90年代，相较于80年代而言，老年人自杀率不分男女均出现了上升，其中老年男性上升了200%，老年女性上升了75%。2000年以后，尽管老年女性自杀率下降到与80年代接近的水平，但老年男性的自杀率在90年代的基础上上升了133%，所以，老年人整体的自杀率是呈上升态势的，这与青年人自杀率的变化刚好呈相反的趋势。不过，与前述从总体的角度考察每5年时间段中自杀率的变化一样，我们再继续以每5年作为一个时间段来考察上述青年人与老年人分性别的自杀率变化情况。由此，我们发现，青年人自杀率的变化基本与年代变化趋势一致，而老年人的自杀率变化则有所不同。详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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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团结型社会青年人自杀率及分性别自杀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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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显示了青年人的总体自杀率、青年女性自杀率与青年男性自杀率的变化及走势。由图2-2可以看出，青年男性自杀率的变化始终不是太大，尤其是1990～2009年这20年中，青年男性自杀率比较平稳。而青年人的总体自杀率与青年女性自杀率的变动曲线在1980～1999年这20年间，可以近似地将其看作是平行变化的，2000年以后平行线开始合拢，逐渐往交叉方向发展，直到最后几乎接近重合，与此同时，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曲线与青年男性自杀率的曲线在2000年以后几乎叠加合一了。这一曲线表明，青年人自杀率的总体变化与青年女性自杀率的变化是高度相关的，与青年男性自杀率的运行关系不大。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青年人总体自杀率的曲线就是由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曲线变化所造成的。青年女性自杀率在20世纪90年代这10年间上升到顶峰后几乎平行运行了一段时间，然后在2000年以后开始急剧下降，青年人总体自杀率的曲线亦基本显示出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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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自杀率在变化曲线上与青年人自杀率有些差异，如图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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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团结型社会老年人自杀率及分性别自杀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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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青年人自杀率不一样的是，老年人自杀率在2000年以后尽管呈下降趋势，但并没有跌破20世纪80年代的起点，特别是，老年男性的自杀率在1995～2009年这15年间都是维持在较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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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曲线的交汇点来看，老年人自杀率无论是总体还是分性别，都比青年人自杀率以及分性别情况早了近10年时间，对于老年男性来说，他们的自杀率从1990年开始往高位运行，1995～1999年达到最高峰，同时将老年整体自杀率也往高位运行的方向推进。从峰值来看，青年人自杀率与老年人自杀率都在20世纪90年代的这10年间达到高峰，其背后所反映的逻辑是，父权制剧烈弱化，男权衰退很快，同时，它还表明，整个90年代的这10年是代际关系变动中最为胶着的10年，也是代际双方“斗争”最为激烈的10年。到2000年前后，代际关系中的权力层次基本翻转，原来的亲代强于子代的情况基本定型为子代强于亲代，而恰好是在“斗争”最为激烈的这10年中，青年女性以及老年人都为此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这在我们后文的机制论述中还将进一步详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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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将2000年以后的老年人自杀率按每5年一段进行细分时，在曲线上似乎表现出相对较为明显的变化，其实，这本身与老年人自杀死亡人数的样本量相对较小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的变化幅度并不如曲线那么明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团结型社会所在地的丰村，自2002年税费改革特别是2005年取消农业税后，因为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当地政府有意识地借助复兴宗族势力来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效率，赵晓峰（2010）的博士论文便揭示了这一点，这种情况恰恰是有利于老年人的，因而短期内暂时缓解了他们的自杀倾向。如果我们按年代别考察便会发现，上述这种差异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见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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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团结型社会老年人自杀率按年代别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