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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人命”事件发展至此，恐怖氛围所笼罩的不仅仅是自杀者所在的家庭，而是整个湾子，并随着事态的发展逐渐跨出了王、刘两个家族的范围，整个村子都卷入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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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公安机关均到场后，现场召开紧急会议，王贤圣和杜光辉则将担子交给两边的公安机关，说一切行动均听从公安机关指挥，村里积极配合。此时，因为王家湾所聚集的人数远多于刘家湾人，王、杜两人向两边宣布了“三不一要”的硬规定后，刘家湾人的气焰明显被压下去了，于是，两边才开始展开实质性的谈判。对此，刘家湾人提出七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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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用“对墙圆花寿方”安葬死者。“寿方”即“棺材”的意思，“对墙圆花”是当地寿方中最高级的一种，据当地人介绍，王家湾自祖先落业400多年以来还无人用过如此高级的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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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给死者穿七层寿衣，且均为绫罗绸缎。丰村所在地域的规矩，一般给死者穿两层衣服，最多三层，所谓七层绫罗绸缎也是自王姓祖先落业400多年来闻所未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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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王丁富全家披麻戴孝，要王丁富的父亲和母亲穿孝子孝媳的麻衣，要王丁富自己端死者灵牌送死者上山。在团结型社会所在的这一地域中，只有儿子媳妇辈才能披麻戴孝，刘家湾人如此要求，实际上是让刘英的公公婆婆充当其儿子媳妇的意思，端灵牌也只能由儿子端，此处也是要让王丁富充当其儿子的意思。这显然能够起到对王家人的极端侮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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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做三天斋。做斋，即做道场，丰村所在地域一般仅做一天斋，因此，做三天同样也属于过分要求，而且，对于非正常死亡者尤其是自杀者，丰村所在地域的规矩是不允许做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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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给死者戴金耳环。1984年时，金耳环在农村算是十分贵重的物品，这种厚葬的办法，其目的就是要让王丁富家多多“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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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让死者尸体进屋，尤其是要进堂屋（即厅堂或大厅，是农村房屋设计中最重要的一间房，其正面的墙上一般会摆有祭祀祖先的牌位或如“天地君亲师位”的祭祀牌匾）。这种要求也是十分过分的。因为，丰村所在地域的人都相信，只要将自杀者的尸体在房间里拖着游一圈然后停放在堂屋中，这一家人就会永远不得安宁，且自杀者的鬼魂会始终在房间里以及周围飘荡不散，直到下一个自杀者出现才会找到替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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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要王丁富的母亲给死者梳头。丰村所在地域的规矩是，给死者梳头一般是由儿子或女儿来做。与第三条一样，这一条实际上仍然在于想打破辈分，侮辱造成刘英自杀死亡的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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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七条，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谈判。谈到第四天时，王家湾人最后只同意用“圆花寿方”（比“对墙圆花”低一级，1984年时这种棺材的造价在600元左右，在农村仍属于相当昂贵的），可以给死者穿三层寿衣，且全部是绸缎。其余条件一概不满足，特别是对于第三、六、七条则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王家湾人说：“宁可再死个‘人’，也不能惯这个‘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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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家湾人来说，提出这七条要求的目的在于报复造成刘英自杀死亡的人，而对于王家湾人来说，刘家湾人提出的这七条毫无疑问都是很过分的，对于第三、六、七条来说，在王家湾人看来无异于是“翻了天”，因此，无论如何也不会满足这些要求。然而，刘家湾人也知道这些要求十分过分。判断这些要求是否过分的标准是他们双方所共享的一套知识系统。对于宗族色彩浓厚、社区记忆强烈的村庄来说，传统的长幼尊卑与礼治秩序都是非常讲究的。[5]刘家湾人恰恰是知道这套秩序的刚性，才会提出与正常情况相反的要求。这对于王家湾人来说，既是一种羞辱，也是对造成自杀者自杀的相关责任人的一种惩罚。刘英同样共享这套知识系统，这正是她如此决然地选择自杀的目的。因此，刘英说她要喝药从而让她娘家来替她报仇的说法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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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五天中午时分，太阳异常毒辣，停在屋外面的刘英的尸体已经开始从肚子处腐烂，并发出一股恶臭。于是，场面再也无法控制，刘家湾人将尸体强行抬起来要冲进王丁富家的堂屋，王家湾人则在堂屋门口堵成几层人墙拦住，双方开始要爆发暴力冲突，两方公安机关见状亦束手无策，眼看大规模宗族械斗将一触即发。此时，村支部书记王贤圣走到了前台，两边的公安局都说由村干部来主持，刑警均积极配合行动。王贤圣便下令：无论如何，如此高温天气，事情又持续了如此多天，尸体一定要立刻安葬！要求两边公安局共三十人将枪的子弹上膛，将铐子全部亮出来，然后将尸体团团围住，谁敢走拢闹事就开枪示警并逮捕！王家湾的人见状趁机迅即将尸体抬起来，“噢嗬”一声便抬着往专门葬自杀者的丁家山坟山上跑去，事情到此便强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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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事情算已结束，刘家湾人见王家湾这边人多势众，自知无法打赢这场人命，只好作罢。同时，因为第一次做饭给他们吃就将桌子掀翻了，到此时他们已经三天两夜未进食，一些老人饿得开始吐黄水，年轻人体力也已经严重不支。王家湾人只好再弄了四桌饭，叫刘家那边与死者关系没有出五服的人过来吃饭，其他的便让他们自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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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1是一个关于报复型自杀的十分详尽的案例，我们在这个案例中展示了自杀行为的原因动机（因劳作安排问题，婆媳冲突后导致夫妻冲突，然后引起可能的自杀行动）、自杀行动的目的动机（由原因导致后果，公开宣称要自杀，从而调动娘家人替她主持公道以报复对方）、自杀行动的执行（喝完一瓶农药，然后跳水自杀）、自杀行动的完成（自杀死亡）、自杀行动完成后的后续效应（“打人命”等因自杀而次生的自杀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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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复型自杀的经验类型来看，案例2-1是占比最多的惩罚性报复型自杀的经典案例。可以说，绝大多数惩罚性报复型自杀案例与案例2-1的情况大同小异。从内在的发生机制来看，不管这些案例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但内在机制基本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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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报复型自杀发生的后续效应显然是相当强烈的，案例2-1能够获得相对较为“理想”的安排与双方所在的宗族大小大致相当有着必然关系，即便如此，尚且上演了如此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对于那些宗族势力悬殊的双方来说，情况就更为不同。对于那些娘家家族势力远小于夫家所在家族的人来说，他们尽管也想为自己家族嫁出去的女性伸张权利，但囿于实力，往往不能真正付诸实现，因此，他们更多的时候会讨一个合适的说法了事；而对于势力强大的夫家家族来说，在面对弱小的娘家家族的兴师问罪时，会礼节性赔礼道歉，并采取厚葬的形式安慰娘家家族。如果娘家家族强大，而夫家家族弱小，则会出现十分激烈的斗争，甚至引起直接的“武装冲突”，因为娘家家族完全有实力如案例2-1中的刘英的娘家人一样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严重者甚至会直接要求将造成自杀死亡者自杀的相关责任人殉葬，典型的做法就是要求这些责任人为死者“垫棺材底”。这个时候，娘家所在家族对夫家的关联责任人的身体暴力是很难避免的，弱小的夫家家族一旦碰到类似情况时，相关的责任人轻则吓得躲起来，重则以自杀方式“避罪”，如案例2-2和案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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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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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村杨家湾刘郑氏，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婆婆和丈夫发生冲突后喝药自杀死亡。刘家在杨家湾是小户，只有几户人家，势单力薄。事情发生后，尽管同样有杜光辉这样的村干部出面调解，但由于郑家家族颇大，人多势众，几百人过来“打人命”，表现得十分“嚣张”。与案例2-1不同的是，郑家人提出的条件更为苛刻，他们认为郑氏是刘家母子“逼死”的，因此，要求郑氏的婆婆和丈夫殉葬，即要求将他们两个活人垫在郑氏的棺材底下一起埋掉，且要求必须葬在刘家的堂屋中。郑氏的婆婆因此吓得躲了起来，尽管郑家找刘家要人，但郑氏的婆婆就是不出来。郑氏的丈夫为了保全其母亲不致受到过分的侮辱，只好出来承担责任，被郑家人暴打了一顿，然后眼睁睁地看着郑家人将他家里的东西全部砸了个遍，被打折的桌椅、被砍掉的床、被摔碎的锅碗瓢盆满地都是。经过这些暴力打砸后，郑家人仍觉得不解恨，便又强行抬着郑氏的尸体在刘家的每一间房子里游行，最后硬是将尸体停放在堂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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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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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村柯武的妻子1997年自杀死亡。柯武本是个教体育的民办教师，后在转公办教师的时候因文化成绩考试太差，未能顺利转正就被辞退了。回到家后，柯武心有不甘，借酒浇愁，且借钱赌博，去借钱时说是要准备建房子，向别人借了5000元7分利息的高利贷，结果，他在赌博时将这5000元钱全部输光了，放高利贷的知道后就立刻来找他要他还债。这一闹就让他妻子知道了，因此夫妻俩发生激烈争吵，且夫妻冲突一直连续两天都未能降温，第三天时柯武的妻子就服农药自杀死亡了。柯武妻子自杀死亡后，其娘家人便派了几百人过来“打人命”，场面十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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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年，即到2000年时，五月初四，柯武的弟弟与弟媳同样因为赌博吵架导致女方喝药自杀，柯武的弟弟经历过他嫂子自杀时“打人命”的恐怖场面，当即便被吓得不行，因此，也服毒自杀，且服毒的量很大。最后的结果是，两人都被送到医院抢救，弟媳被抢救过来了，而柯武的弟弟因过于恐惧、服毒过多未能抢救成功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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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2和案例2-3中的女性自杀都是惩罚性报复型自杀，这些女性自杀的目的都在于通过“打人命”这种形式来报复造成她们自杀的人。毋须赘言的是，“打人命”的机制确实为遭遇挫折的女性维护自己的权利提供了武器，然而，其代价也是十分惨重的，“打人命”巨大的报复性效果也许从案例2-3中柯武的弟弟因畏惧“打人命”而服毒自杀便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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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年轻已婚女性在冲突中采取自杀手段以报复与其发生冲突的对象外，还有少量老年人会利用团结型社会所在地域的共识性规范而采取自杀手段以惩罚不孝子女，如案例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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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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