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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8 团结型社会出气性、逃避性利己型自杀与情感性绝望型自杀分布占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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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之所以未将价值性绝望型自杀一并统计在表格中进行数据分析，是因为这种自杀类型主要是老年人的自杀类型，在近30年中，这种自杀类型总共5例，其中老年人就占了3例。在2000～2004年出现过2例老年人这类自杀，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同样，根据我的判断，以及我们已经叙述过的团结型社会的各种自杀特征，可以推测出的是，这种自杀类型亦会在将来的时间段中较少出现，即使出现，也是一种比较偶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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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出气性利己型自杀，从总体状况来说，各个时间段的分布相对较为平稳。这种自杀类型可能更多地与个人的心理等因素有关，所以，这一自杀类型的变动不会太明显。而对于我们前述的几种受社会因素影响十分显著的自杀类型来说，就一定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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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逃避性利己型自杀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这种变化与团结型社会的总体变动是相关的，只要社会结构的血缘联结度弱化，人们对于社会成员的责任连带意识就会大大减弱，而客观上责任仍旧存在，因此，在社会未彻底转型之前，在较长时期内，会有越来越多遇到类似困境者选择逃避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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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情感性绝望型自杀更多地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此前并不严重，此后几乎没有。之所以如此，与90年代的夫妻关系、代际关系调适等有关。当关系调整基本完成后，这一自杀类型也就不再严重。以青年人的情感性绝望型自杀为例，过去碰到婚外情或其他婚恋失败时，人们可能会将之视为一种十分严重的人生挫折，而2000年以来，这种心理感受已经不再普遍，人们更多相信的是，如果没有缘分或夫妻之间、情侣之间无法相处的话，可以选择离婚或分手以解决问题。因此，青年人的自杀率会继续下降，但他们的离婚现象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对于老年人来说，在经历诸如利他的考虑、报复的考虑等仍然感觉到其“势”不再后，他们自己也会学着调适情感上的不适，不会再对子代寄予过高的情感期待，进而也不会继续将情感性绝望型自杀当作一个重要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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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这些经验类型的变化外，团结型社会开始出现了另外一些类型变动，如利他型自杀中殉节性利他型自杀、担责性利他型自杀将会很少甚至消失，对于减负性利他型自杀，同样面临与情感性绝望型自杀的境况，也会越来越少乃至逐渐消失。而真正令人忧虑的是，团结型社会开始出现少量生存性绝望型自杀。这种自杀类型简要来说，主要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其基本表征又主要以子代的不孝（如不赡养老人）导致老年人面临生存困境，不得已而自杀为主要表现。这种自杀类型已经在2000年以后的团结型社会中出现了2例（老年男女各1例），尽管其数量很少，但这种自杀行动一旦被执行，其行动的示范效应势必很大。我推测，其会像20世纪80年代青年女性的报复型自杀一样，一旦有了一两例的出现，就如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发而不可收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自杀行动在影响和重塑社会结构变动与定型。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更多地接触这种生存性绝望型自杀出现的普遍性，因而也更加证明这种自杀类型会成为团结型社会乃至所有社会类型越来越主要的自杀类型。同时，除出气性利己型自杀会成为常态以及逃避性利己型自杀可能有所增长外，一种新的脱苦性利己型自杀也很可能会成为团结型社会的主要自杀类型，当报复乏力、威胁无用、情感期待下降、责任下降、利他不再有更多利他的意义时，一些遭遇身心疾病痛苦的人就很可能选择脱苦性利己型自杀，而这同样会以老年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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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170315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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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第五节 自杀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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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团结型社会自杀问题的形成机制是本章接下来要重点论述的问题。如同我们前文对团结型社会自杀基本特征分布的描述一样，对于其机制的理解，我们同样需要从相对稳定的横向状态与相对变动的纵向状态两个方面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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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复型自杀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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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要理解团结型社会的自杀机制，关键在于要很好地理解这一社会类型中报复型自杀的产生机制与变迁机制。我们先从自杀行动的角度描述一个报复型自杀死亡案例（见案例2-1），再逐步展开讨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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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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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村王家湾王丁富妻子刘英，1961年生人，她1981年与王丁富结婚，1984年夏自杀死亡，死时还没有生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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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与王丁富婚后两年多一直没有与父母亲分家。王丁富在附近的一个煤矿上班，白天除中午回来吃饭外，一般都不在家。因此，家里的农活基本由其父母亲和妻子处理。1984年双抢时节，有一天因天气实在太热，刘英不愿意出去干农活便待在家里休息，其婆婆见状就骂她“好吃懒做”，并要求刘英必须出去干活，刘英拒绝了婆婆的要求，婆媳俩因此而发生激烈争吵。王丁富中午下班回来吃饭时，其母亲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他，王丁富便去与妻子理论，认为妻子作为晚辈，不管怎样都不应顶撞他母亲，而刘英则认为王丁富不替自己说话也就算了，反而过来“教训”自己，明显是母子俩“欺负”她，因此便和王丁富吵了起来。争吵过程中，王丁富认为刘英“实在不讲理”，“顶撞长辈本来就有错，说一下你听着也就算了，反而还顶撞起了我”，因此，他“气愤”之下便动手将刘英暴打了一顿。吃完中饭后，王丁富仍然到煤矿上班去了，但刘英一直没有消气，且越想越认为自己受到了欺负，等王丁富走后，便拿起自己家的农药猛喝。她喝完一瓶农药后因为没有当场死亡还怕不能死，便又跑出去跳到门前的水塘里，结果人刚跳下去就断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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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并确定的是，这里面有两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是婆媳冲突，双方围绕农活的安排而展开。其二是夫妻冲突，本质上又是因婆媳冲突而起的。王丁富的态度和行为不只简单地与其母亲一样责怪自己的妻子“好吃懒做”，据其堂兄王丁应回忆说，“他主要责怪他爱人不该顶撞他母亲”，“他们婆媳吵架时我没有去看，听到他们两口子打架时，我才去劝架，一方面，我与王丁富一样，也认为刘英不应该顶撞我婶子，另一方面，我见当时刘英已经被王丁富打了，就也说了王丁富几句”，“当时刘英就说，她要喝药死了，让她娘家人来替她报仇”，“我当时也担心她真的喝药，就又多安慰了几句，看她情绪稳定了，我自己就回去了，没想到过了个把钟头，就听到外面有人喊说她喝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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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例中，婆婆之所以敢骂媳妇，是认为其“有权”对媳妇的“懒”进行处理，王丁富之所以敢骂自己的妻子甚至动手殴打，是认为其爱人“无权”对母亲的“责怪”进行顶撞，而他自己则“有权”对妻子的行为做出处理。作为主要调解人的王丁应，他调解的时候首先关照的是其婶子，也就是说，在对待长辈的态度以及处事的方式上，他与王丁富是一致的，对于刘英的安慰，只是他看到刘英被打了，本能地从男人的角度“可怜她”，但这并不表明他认同刘英的做法。当然，凭他的生活经验来说，当听到刘英提出要喝药自杀时，他知道这种“宣示”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因此才会“多安慰了几句”，估计刘英不会自杀才离开。但刘英猛喝农药后还跳到河里自尽就表明了其必死的决心，这也说明刘英所宣示的要让她娘家人来替她“报仇”并不是随便说的一句话，而是她整个自杀行动的最本质的目的动机。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继续考察其死后所发生的故事便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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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的娘家在鄂州市太和区刘家湾，据当地人说，刘氏一族在太和算是大族，人多势众。刘英自杀后，王家湾这边便派人迅速到刘家湾报丧，并告知了简要情况。刘英娘家人当天下午便派了30多人随同报丧的人先过来王家湾察看究竟。当他们见到刘英身上有被打的伤痕时，便认为刘英是被王家活活打死的，他们没有说什么话也没有表什么态就直接返回刘家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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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晚，刘家湾人用10台拖拉机送人过来“打人命”，男女老少共来了300多人。他们一进王家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丁富家砸了个稀巴烂，所有家具均被砸坏。王家湾这边则请来了当时的村主任杜光辉负责协调，支部书记王贤圣当时正在区里开会。开始时他们也不敢阻拦，因为他们认为毕竟人家姑娘嫁在这边死了是事实，所以，只能先让他们出气，然后再理论。砸完东西后，王家湾人招呼刘家湾人抽烟，但烟分到他们手里便被撕了摔在地上，并狠狠地踹上几脚，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于是，王家湾人便又做了十几桌饭，想让刘家湾人先吃完晚饭再商谈事情，但饭菜一上桌，刘家湾人齐喊“一、二、三”，将桌子全部掀翻在地，并把碗筷砸得稀里哗啦。此时，王家湾人也被激怒了，认为来“打人命”的刘家湾人太过无理，有点不将他们王家湾人放在眼里的“架势”和“派头”。王家湾在大冶这边也属于大湾子，全湾供一个祖先，共有1000多人。双方剑拔弩张，场面有失控之势。杜光辉是杜家湾人，见此架势，估计可能会发生械斗，于是，他赶紧叫人到区里将王家湾最有权威的时任村支部书记的王贤圣叫回来主持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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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人命”的初步上演，展示了这一事件的恐怖性和公共性。刘英娘家人到王家湾后使用了所有在这一地区出现过的手段。据不完全统计，我所选择的团结型社会的三个村庄所发生的自杀死亡的案例中，经历过较大规模的“打人命”的共有30例。这种场面的猛烈，对于娘家人来说，是一种出气机制，而对于自杀死亡的刘英来说，正是她所希望看到的局面之一。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刘英的自杀及其自杀手段的决然，显示出了这种自杀的巨大报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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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刘家湾人又运送过来10台拖拉机的人，他们到王家湾来“打人命”的人数总共达到近500人。此时，王贤圣只好放弃区里的紧急会议，回来处理事情。回来时，刘家湾人已转移到村办公楼，正在打砸办公室。王贤圣一见此场面就怒火中烧，因为刘家湾人“打人命”的行动开始越界了，本应将之控制在仅对王丁富所在家族进行报复的行动已经扩展到针对当时的村级政权，但王贤圣尽力压制自己的怒火。王贤圣到现场后，便叫杜光辉通知全村干部共23人紧急集合，然后开会，目的只有一个：将“打人命”的人赶走。于是，村干部开始分工，从策略上来说，由于王贤圣既是村一把手，同时又是王家湾人，不便直接出面协调，因此便由杜光辉任总指挥，一切行动全听他的，但实际决策则由杜光辉、王贤圣两人共同做出。此外，再派一部分村干部到区派出所、县公安局报案，一部分人则将全村村民共5000多人集中起来，[4]刘家湾那边也迅即向太和区的公安局报案。两方公安机关接警后迅速出动，大冶这边共出动20人的刑警队，全都荷枪实弹，太和那边也出动10人的刑警队，也是全副武装。此外，两边民政、政法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全部迅速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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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贤圣同时向王家湾人做出命令，提出这边是“三不政策”：一是不给刘家湾人吃的和喝的，因为他们已经“不识抬举”地多次浪费了王家湾的粮食；二是不骂刘家湾人第一句，因为刘家湾嫁过来的姑娘在这边自杀了是铁的事实；三是不打刘家湾人第一拳。如果刘家湾人先动手打人，破坏了这“三不政策”，王家湾人要做到“一要”，即王家湾人要自卫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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