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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表3-23中的数据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一种自杀类型的占比变化主要是由哪种群体的变化所引起的。首先，我们看80年代的情况。这10年中，中年群体的利己型自杀表现较为突出，排第一位，其次是青年人的绝望型自杀，排第二位。再次，我们观察20世纪90年代的变化。中年人的利己型自杀在这10年中仍处于第一位，且其占比有比较显著的上升，青年人的利己型自杀上升为第二位，相应变化的是，原居第二位的青年人的绝望型自杀下降为第三位。最后，我们再观察2000年以来的这10年的变化。总体来说，这10年中自杀类型的占比分布表现出更为离散的态势，但变化同样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老年人的绝望型自杀从无到有且突然位居第一位，老年人的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与青年人的绝望型自杀、中年人的利他型自杀同时位居第二位，因此，中年人的利己型自杀与青年人的绝望型自杀均比较明显地下降，这可以说是分裂型社会自杀行动类型的占比分布变化较为鲜明的10年。在2000年以来的这10年中，老年人的自杀突然增多，抵消掉了青年人和中年人原来的自杀占比，以致相应地他们的自杀类型分布占比亦同样下降。因此，从大的趋势上来说，分裂型社会的这种变化与我们前一章所述及的团结型社会最近10年的变化大体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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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裂型社会自杀经验类型分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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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对分裂型社会自杀基本类型分布的大致把握后，我们再从更细致的角度观察其经验类型的变化。与我们对团结型社会经验类型变化的处理一样，因为受制于样本量较小，在我们细分的变量越来越多时就会导致很多缺失值，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同样是选取几种最主要的即占比排在前列的经验类型进行考察，如表3-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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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3-24中，我们列举了分裂型社会中占比分布最为主要的四种经验类型：情感性绝望型自杀、逃避性利己型自杀、脱苦性利己型自杀与生存性绝望型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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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情感性绝望型自杀而言，与团结型社会不一样的是，其所属群体主要是青年，且主要是未婚女性青年受父母干涉婚姻或部分已婚男女青年婚恋失败而形成的，在团结型社会中还有一小部分是老年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子女的某些行为而形成的。对于逃避性利己型自杀而言，团结型社会是分散于各群体的，在老、中、青三代中均存在这种自杀类型，在分裂型社会中是中年人特有的自杀类型。对于脱苦性利己型自杀而言，团结型社会中并不多见，而分裂型社会中则主要分布在中年和青年两个群体中。对于生存性绝望型自杀来说，两种类型的社会中均主要表现在老年人群体身上，但团结型社会刚开始出现且为数不多，分裂型社会不仅出现了且数量不小。对所有这些基本特征的把握及比较，使我们均可以透过前一章的表2-19、表2-20和本章的表3-17、表3-18中的数据得以印证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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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4 分裂型社会几种自杀经验类型分布占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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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基本把握，我们再分析表3-24的数据。由表3-24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时，这四种经验类型的占比分布总体来说除生存性绝望型自杀较少外其余类型的占比都是差不多的，相差均不是太大，情感性绝望型自杀略显突出，表明这10年中因婚恋等方面的挫折而造成的自杀现象是比较严重的。90年代这10年中，生存性绝望型自杀同样较少，逃避性利己型自杀有较为明显的上升，这与中年人的自杀表现突出是有关联的，情感性绝望型自杀与脱苦性利己型自杀仍占据较为明显的比例，表明青年的婚恋挫折（主要仍是父母干涉）所带来的自杀还远未退潮。2000年以来的这10年中，变化最为显著的就是生存性绝望型自杀出现且占较高比例，由前20年最不起眼的位置成为占比第一位的自杀类型，相比之下，另外三种自杀经验类型均有较为明显的下降。情感性绝望型自杀的下降，反映出因父母干涉婚姻而造成青年女性自杀的风气已经明显退潮，尽管还占有一定的比例，但主要是因为部分男性青年遭遇离婚等新的婚姻挫折而带来的。这本身已经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随着婚恋观念的进一步开化，如同我们前一章所判断的那样，离婚很可能会进一步助推青年人自杀的退潮。当然，对于婚姻市场中的劣势群体——青年男性来说，到底是福是祸还有待观察。逃避性利己型自杀的下降及其存在同样表明：一方面，人们已经开始理性地对待生活中的压力，并不如此前那样将同龄群体之间的比较和竞争看得那样重；另一方面，它也表明这些因比较和竞争而形成的压力仍然客观地存在，且仍在左右着中年人的自杀行为。对于引起这些变化的更为复杂的机制则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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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170315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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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第五节 自杀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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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分裂型社会自杀问题的机制之前，我们有必要小结一下这一类型的社会中的自杀的基本特征，以便我们接下来分析时能够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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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向来说，相较于团结型社会自杀分布的集聚特征，分裂型社会的自杀分布总体较为离散，是离散基础上的相对集聚。其表现是，总体自杀率比团结型社会要低一些，自杀率的性别差异并不如团结型社会那样明显，年龄差异也不如团结型社会那样明显，自杀类型及其经验类型的分布亦不如团结型社会明显。相对集聚的表现则是，尽管总体呈离散态势，但青年女性因父母干涉婚姻、遭遇各种婚姻挫折的自杀，中年男女因社会压力较大而逃避责任、摆脱压力的自杀，老年男女因遭遇子女不孝而自杀的情况，相对来说在这一社会类型中仍是较为突出的。因此，情感性绝望型自杀、逃避性利己型自杀、脱苦性利己型自杀和生存性绝望型自杀的表现相较于团结型社会而言要突出得多。从纵向来看，青年女性的自杀现象逐渐减少，青年男性因婚恋失败而形成的自杀有上升趋势，老年男女因生存、疾病等问题所形成的自杀正在成为最为显著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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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基本的把握和判断，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就能够相对集中。在表述方式上，我想采取与表述团结型社会的自杀机制不一样的手法。在前一章中，我们主要是按自杀类型及其经验类型的产生机制来讨论的。这种讨论方式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基于团结型社会自杀分布的集聚特征，如假设我们能够清楚地理解团结型社会报复型自杀类型及其经验类型的产生与变迁机制就能达到理解这一社会自杀类型中60%以上的情况。但分裂型社会相对较为离散的特征显然不太具备这一条件。我们前文归纳表述的是几种相对集中的主要的自杀类型及其经验类型，因为其离散的特征，不论是年龄、性别还是自杀类型及其经验类型等，各种情况的分布都有一些。因此，我想改变叙述的方式，基于对这些基本情况的把握，采取按年龄别叙述的方法，将上述各要素特征放置到年龄群体中进行讨论，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做总体提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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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裂型社会青年人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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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型社会青年人的自杀主要是围绕婚姻展开的。未婚者的自杀主要是因为婚恋过程中遇到了困境，已婚者主要是因为婚后面临与婚姻相关的困境，前者主要是父母包办或干涉所致，后者主要是面临日常生活中的生气、磨牙或婚外情的挫折，此外，还有部分青年则是因为父母亲过于强势，从而以自杀作为一种出气的方式而造成的。相较之下，父母干涉婚姻导致子女自杀的现象更显突出。从时间上来说，20世纪80年代最为多见，90年代为数亦不少。与团结型社会相比，婆媳或公媳之间的矛盾导致媳妇自杀的案例在分裂型社会要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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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一例青年女性的自杀案例，尽管这个案例发生的时间较近，但这个案例基本可以浓缩这一类型的社会中的大部分青年女性自杀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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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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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女，27岁，2009年正月初八喝农药自杀死亡，死时留下一个男孩，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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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冀村调查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案例。我快要离开冀村时去见了她父亲、母亲和她十分可爱的儿子。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我彻底放弃了原本打算询问关于她自杀情况的想法，因为我实在不忍。知晓她的自杀情况是我到冀村的第二天上午，也是我在第一个访谈单位时间接触到的。在当地村干部的引荐下，我那天上午找了一个十分健谈的方姓中年男子访谈，他是乡里中学的一名老师，但因其妻子在家务农，他经常回来居住，因此对情况很熟悉。刚开始时，我一直在问村庄文化、历史、地方传统、人情往来、家庭结构等一些并非太敏感的问题，在访谈过程中，我发现该访谈者不仅健谈，而且对情况的熟悉、把握乃至分析均不错。于是，到上午快要结束时，我估摸还可以访谈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从问家庭内部的纠纷等情况顺带转到自杀的问题上来。我试探性地问他：“既然有这么多矛盾和纠纷，有没有为此而想不开的？比如婆媳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或邻居之间？”方老师笑了笑，很爽朗地说：“有哦，有哦，你是说寻死的吧？当然有，不少哦。”我说：“那您跟我唠唠吧。”他又问了每个访谈者在我问到这个问题时都要问的一句话：“你问这个有啥用啊，人都死了，问也白问啊。”幸好他是个有点知识的老师，因此我很简单地解释说我做研究用，我就是研究这个的。他又笑了笑说：“哦，还有研究这个的啊，那我跟你唠几个吧。”他跟我说的第一个就是陈英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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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住的这后边儿，陈忠的女儿陈英，就是喝农药死的。陈忠没儿子，招的姑爷，亲家整天游手好闲，不干正事儿，借了很多钱，让陈忠做的担保。担保多了陈英就担心，她知道她公公没能力还，她爹年纪也不小了，最后这钱欠多了还不得她自己和姑爷两个人还，所以，年前她公公又要她爹担保时，她可能就从中设了套，没让她爹担保成。公公知道了就骂她，姑爷就把她打了一顿。她可能气不过，就喝药死了，死的时候撇下一个娃，才3岁，是个男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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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到这儿就打住了，中间我没有打断他，全部是他自己一口气讲完的。但是，作为访谈者，从现场感特别是他讲的神情和语调来说，我听得出他的意思和基本立场以及他觉得重要的地方，这对我理解这个地方的自杀机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他说陈忠没儿子招的姑爷时，脸上和声音里饱含着对自己有儿子的自豪感和对别人招姑爷的一种怜悯。特别是他说完后，把在炕上玩耍的光着屁股的小孙子一把搂过来亲了两口又放下的举动，更是将他这种隐藏的心情表露无遗。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关于陈英自杀的直接原因，事情与她公公的债务有关，这些人的表现却迥异。陈忠是一个被动者，要他担保他就担保，因为此前很多次担保都这样，而陈英是站在核心家庭的角度去思考这些债务在未来对于她和她丈夫意味着什么。她公公除了游手好闲、不干正事、借债度日外，第二个形象就是在担保没有做成以致钱没借成后对儿媳妇的咒骂。这种咒骂如果放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放在近10年来老年人生存性绝望型自杀越来越多的境况下似乎有点另类。陈英的丈夫则是直接施以家庭暴力，从而使得她自杀。第三个信息是，被访谈者以陈忠无儿子开始，以有孙子却付出一条人命的惋惜而终。开始我并没有询问自杀者是否有孩子，被访谈者在如此精短的介绍中一定是他认为重要才会提及，特别是他补充一句“是个男娃”更让我觉察到其中可能的奥妙所在，因为就在我刚才与他访谈诸如生育观念之类的问题时，他就着重谈到了儿子的重要性。但是，这些考虑只是构成我刚来时的灵感，却不会成为我的判断，否则就太过武断和唐突。这些灵感是我多年来的访谈经验积累下的一种神经质式的学术敏感。我迅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这些灵感，一边写一边本能地说：“您讲得很好，继续讲，我记着。”方老师似乎受到了鼓励，尽管一上午的访谈中我鼓励了他很多次了，他一脸疼惜地把光着屁股的孙子放到炕上后，继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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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陈忠啊，三个闺女，这个喝药的呢是他家老二，中专文化，长得挺俊的。老三读的是大学，没那么好说话。老大嘛，出嫁早。当时的考虑可能是想让老三招姑爷，但老三呢一上大学就没希望了，所以就只能是老二。我们这儿叫“招夫养老”。招的这个姑爷呢，人长得倒也不错，从外表看起来嘛两个年轻人还挺般配的，但没读多少书。从条件来看，估计这个老二也是不愿意的，但也没法子，你总不能让你这个当爹的做了“绝户器儿”[2]，到老了还没人养老吧。但这姑爷会开车，也算是有门技术，可以过日子吧，估计也就这么着的心有不甘地就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