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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童并不是我在分裂型社会田野调查中所碰到的特例,而是一个普遍性现象。我访谈过的与她年龄相仿的很多自杀未遂者谈起自己年轻时为什么自杀时,原因基本与之相似,尽管有些可能是夫妻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比如老杜,她是一位比老童还大两岁的妇女,同样是因为婚姻不幸,她总感觉活着“没有什么奔头”,无论她怎么调适,想到要与一个她不喜欢的对象过一辈子,她就心里憋气。她觉得自己是个苦命的人,因为她“生了五个闺女,还是没一个带把的”,尽管招了个姑爷,但她还是不好受,就算是到现在了,她也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总觉得自己的东西不是给了自己的人儿。同样是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她年轻时曾自杀过6次,她扳着指头给我算:上吊两次,喝药两次,喝卤水[7]两次。但她都被救活了,后来她就想,既然老天爷不让她死,那就凑合着过吧,哪怕是觉得没有奔头,也不死了。她说关键是死不了,每死一次都很难受,到老了反而一身的病。提到这些时,她与老童一样,仍然十分记恨她父亲,她说:“我就是被我爹毁了的,我那样寻死觅活的,他不但不疼惜,还觉得我要死也要做何家的鬼,不能回杜家。我现在恨他啊,他都死了好几年了,我还恨。清明节不是要上坟嘛,我有时也回去给我娘烧点纸钱啥的,我就对着坟里我爹讲,爹,这是烧给我娘的,你可别抢,没你的份,我到现在了还在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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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她们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各方面情况的改善,以及她们自己人生任务的变化,她们的情感绝望至少是暂时被压制住了。在冀村,作为女性,人到中年后,其实与男性没有什么两样,她们就是一群有着女性身体的男人。因此,即使自杀,她们自杀的逻辑也变化了,很多时候不再是基于情感上的绝望(这是青年人自杀的突出特征)。同样,在豫村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只不过,我感觉从强度上来说,作为南北过渡地带的豫村,其强度比冀村确实要小一些。老童与老杜后来的差异就在于,老童生了个儿子,她开始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老杜因为没有儿子则更消极地应对人生,她消极的办法就是少干活多打麻将,慢慢地了此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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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青年自杀的原因与女性青年自杀的原因是差不多的,主要是因为父母干涉婚姻而导致绝望。只不过,比起女性青年的自杀来说,男性青年的程度要轻一些。青年人的自杀从变化的角度来说,近几年有回升的趋势。但总体而言,男性青年因婚姻挫折、疾病、家庭压力等自杀的较为多见。女性青年自杀的基本逻辑仍与此前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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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述若干女性青年自杀的经典案例,我们可以初步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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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团结型社会相比,尽管分裂型社会的血缘联结强度与规则维控强度要弱一些,我将之视为适中的情况,但是这种适中并不表明它们不能对自杀本身产生作用。我们用一个数值刻度来划分强弱,假设我们将最强的强度设为9分,最弱的强度设为1分,那么,1~3分基本属于我们所说的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较弱的情况,7~9分属于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较强的情况,4~6分则属于适中的情况。显然,这样形象地区分后,我们就会发现,适中的强度并不是弱化的表现,它只是强与弱的一种相对刻度。因此,我们说分裂型社会的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处于适中的水平则表明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这两个维度同样会产生强有力的作用。在分裂型社会中,这两个维度同样是交叉地发生相应作用的,比较而言,其规则维控体系的强度对青年人自杀特征的形塑似乎更为突出,因此,其情感性绝望型自杀显得相对突出。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规则维控体系本身又与血缘联结是不可分离的,这种两代或三代以内的以男性为唯一核心的家庭联合体所形塑出的社会特征,使得生活在这种结构的社会中的人们仍然会因为各种事务产生对男性的强烈需要,比如村落中的政治斗争等,血缘联结体范围太小,如果没有足够的男丁的话,个体同样很难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立足。因此,在这种关系维度的基础上,基于儿子或男丁等一系列的生育文化被建构起来了。那么,生活在这样的血缘联结范围与规则维控体系中的青年女性是很难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的,不论是在父姓村落还是在夫姓村落,她们都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这种状况如果是放在一个未经开化或没有接受男女平等洗礼的社会里,也许不会产生问题,至少不会因此而形成较大规模的青年女性特别是未婚或刚结婚不久的青年女性的自杀,因为在原有的结构体系中,她们会接纳这一套体系并认定自己的命运就是应该那样安排。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解放运动前所未有地展开,这种状况无论是在我们所说的团结型社会,还是本章所说的分裂型社会中,乃至下一章我们将要探讨的分散型社会中,均产生了无以估量的作用。从这些解放运动中洗礼过的新女性,其平权思想早已不是萌芽状态,而是无意识地深植入其观念之中。她们当中的很大一批人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进入婚姻阶段,体制的解体将人们的活力尽力释放出来,在20世纪80年代,青年女性开始积极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悲剧就在于她们的父母很多仍是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中走过来的,即使有部分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也仍然受到前者的影响。再加上整个社会结构的松动远未完成,在这种社会的激烈转型中,被释放的自由与被束缚的结构力量两者之间仍是冲突的,甚至因为结构本身的转型而使得这种冲突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得多。青年人基于婚恋而产生的各种自杀,本质上不分男女,其实都是这种转型的产物。当然,我并不是说妇女解放或社会解放不好,因为,从我的论述方式来看,很容易形成一种对妇女解放造成妇女自杀的误解,尽管两者之间确实有着重要关联。我更愿意将之表述为青年妇女的自杀是妇女解放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可以说,正是80年代青年女性当然也包括部分青年男性的自杀,才换来了此后青年男女的逐步解放,也才使得自杀现象在90年代有较为明显的回落。不过,问题还在于,我认为分裂型社会的转型还远未完成和定型,因此,2000年以后的青年男女的自杀仍然存在甚至有回升趋势就不难理解。但我相信,这将会成为最后的抗争,尽管我推测青年男性因为在婚姻市场中的弱势在面对婚姻困境时自杀可能会上升,但我想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那样的较大规模的青年男女自杀应会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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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裂型社会中年人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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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型社会中的中年人自杀现象既与团结型社会不同,也与分裂型社会内部的青年人和老年人的自杀机制有所不同。我们前面已经述及,这一年龄群体的自杀现象主要表现为性别差异并不十分显著,且其自杀类型主要是逃避性利己型自杀。但是,在这一社会类型中,中年人的自杀机制本质上又有与青年人自杀类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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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可以透过一个个比较典型的自杀行动来展开分析。我们先看案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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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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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钢,男,38岁,2008年正月初五喝农药自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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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接触的一例比较典型的中年男子的自杀,我在归类时将之归入价值性绝望型自杀。其实,景钢的自杀同样带有很强的逃避性色彩,如果不是因为“儿子”这一关键因素的话,那么,我会将之划入逃避性利己型自杀。关于景钢的自杀,我同样访谈了很多熟悉他情况的村民,人们在谈到他的自杀时强调最多的还是他“没有儿子”这个在冀村这样的分裂型社会中“很要命”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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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的(指景钢)没有儿子,生了三个孩子全是闺女,主要就是为这个,让他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还不如早点死了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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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个谈起景钢自杀的被访谈者在我的访谈中如此开始叙述的。我继续问他为什么没有儿子就要自杀,难道儿子就这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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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农村就这规矩,不比你们城里人,是吧?农村它讲究这个,没有(儿子)还真不行。虽说咱农民也知道男女平等,并且也知道重男轻女是不对的,但是他思想里还是转不过弯来。在我们这儿,没有儿子是不行的,这是个习俗。家庭过日子,是吧,总得有个精神支柱啊,这个最大的精神支柱不是别的啊,就是有个儿子啊。你一想到,到老了的时候,你有儿子,儿子又有儿子,是吧,也就是说你觉得你会有孙子、曾孙子、重孙子,那你现在干活就有劲儿啊,就觉得有奔头啊,你会琢磨着,我这拼命干啊,盖的房子,你看,我这多结实的炕(他拍拍他的炕),是吧,有人继承啊,你说这干起活来得多带劲儿啊。反过来说,你要是没儿子,是吧,那没啥奔头啊,精神支柱没有了啊,所以,我也就不会奋斗了,我奋斗啥啊,奋斗干啥啊,弄得再好,就算是用金砖盖个房子,那也不是你的啊,那你还不是替别人受累受苦啊,那没啥用啊。所以,你就不会奋斗了,就不会想着要去干多少活,要干多好,维持现状,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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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比如说这个景钢吧,他房子就很差,他也不咋干活儿,凑合着过,反正三个闺女可能都会嫁出去,即使招个姑爷,那也还不是自己的儿子,是吧,等于是把财产给别姓人家了。再说了,38岁了,不小了,也可能生不了孩子了,没希望了,绝望了,想来想去就喝药死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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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故意插话说,他们那儿有个42岁的妇女还生了个儿子,怎么景钢他们就可能生不了呢?他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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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他大闺女和二闺女一个18岁,一个17岁,小闺女7岁,中间10年干吗去了呢?肯定是做掉不少了啊,身体不允许了啊,再生的话就会出人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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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陈忠的例子反驳他,我的意思是说,陈忠没有儿子但招个姑爷照样过日子,也没见他自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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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情况又不一样,陈忠是家庭条件比较好,他自己挺能干的,相对来说,他压力没景钢那么大。景钢呢,不但没有儿子很要他的命,他自己能力也不行啊。比如说去打工吧,他没有什么技术,同样是到工地上,跟他差不多年纪的人干一天能赚到120块,他呢,不管怎么干也就赚个五六十块吧,这一比较他就更有压力了啊。他就会想,要儿子没儿子,自己呢要能力又没能力,总觉得活着不得劲儿啊。他没喝药死之前就总把喝药挂在嘴边上,老说活着没意义,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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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景钢的死其实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其一,没有儿子这一巨大的价值性压力;其二,生活比较困难这一巨大的物质性压力。这两者在分裂型社会中,都是可以通过与同龄人的比较强烈感受得到的。这种压力本身足以使一个人自杀,至于具体的个人是否会选择自杀当然具有偶然性,但其背后较为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被访谈者看我在记录没再问,他自己又主动补充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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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死啊,我看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发生的,别说人嘛,就是只虫子,你踩一脚它都要挣扎着活命。人活着就是精神压力太大,没有儿子就能压垮,加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要出钱,那个要出钱,就不如早点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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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被访谈者既不是自杀者本人,也不是自杀者的亲属,但是,作为生活在同样结构空间中的个体,他对自杀的体验是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自杀者自杀的理由的。舒茨(1991)在他的现象学社会学巨著《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中就谈到如何通过同时代人相似的生活经验来理解别人的社会行动的意义,他所指出的是主体间性的办法。也就是说,被访谈者与我们要了解的相关者是在共享一套手头库存知识的基础上基于主体间性的互动达至理解的,我们可以通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掌握与被访谈者同样的手头库存知识,并在访谈的过程中同样基于主体间性的沟通,来达到对被访谈者的理解。从当地重视“儿子”就可以看出,这里共享的手头库存知识里最起码的就有围绕“儿子”而形成的一整套地方文化体系或我们所说的规则维控体系。基于这种判断,我们确实可以逐步地接近自杀者自杀的真正意图,这即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办法。可以判断的是,没有儿子肯定会对景钢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很大程度上这种压力导致了他的自杀。但同时,我们通过将景钢与陈忠的家庭状况进行比较可以进一步看出,物质生活上的压力同样十分重要。精神与物质一起构成了景钢这类中年人自杀的两个基本因素。随着我们后文进一步地就中年人的自杀原因展开讨论,我们会更加清晰地了解其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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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个自杀者自杀之前均有直接的事件或原因引发,景钢的自杀也同样如此。很多访谈者都提到他是因为自己的母亲与丈母娘过生日时在家务安排上发生冲突后自杀的。有一位与他关系比较好的邻居讲述了比较详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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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五那天,他妈生日,满56岁,刚好呢他丈妈(即丈母娘)也是满56岁的生日,他就要他媳妇帮他自己的妈烧火(即做饭),他媳妇不同意,说要去娘家帮他丈妈烧火。他拧不过她,两人吵了一架。他就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然后就喝农药死了。他这个事呢,是这样子的,按我们这边的规矩,你媳妇嫁到婆家来了,就是婆家重要些,你娘家不还有人嘛,你不去烧火你娘家那边很多人可以烧火啊。这个景钢两兄弟,他那弟媳妇与他妈关系很不好,他自己又是个孝子,他媳妇不帮着烧火的话,他妈那生日过得就冷冷清清的了,他心里难受。可他丈妈那边呢,闺女三个,儿子一个,另外俩闺女和俩姑爷那天也去了,那边就不缺人手。然后呢,这个景钢条件差,他那俩连襟(即两姨妹子的丈夫)也去了,他们条件很好,我们这有句俗话叫“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他这一比较心里更觉得不得劲儿,要不这样的话,他也就不会犟着要他媳妇一定要给他自己的妈烧火。可是犟归犟,这媳妇还是回娘家烧火去了,你说,一大老爷们,还活个啥劲啊?是吧?本来没儿子心里就很难受了,家里又穷就更难受了。本来按规矩媳妇要给自己妈烧火可她要去她妈家烧火,咋的咋的都不顺,咋的咋的都难受,死了反而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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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补充的叙述来看,直接原因其实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当没有儿子的价值性压力以及家庭条件差的物质性压力两者长期无法解决时,任何一个偶然的事件都可以引起景钢的自杀。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经常将想死与喝药自杀这类话挂在嘴边,这表明他在面对这些结构性力量的笼罩而又觉得这一辈子都可能无法抗拒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筹划好了自杀计划。他自己母亲与他岳母的生日在同一天,真正引起他内心挣扎的显然还在于另外两个连襟的条件以及岳母家的条件都比他好,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处境中,他其实是需要妻子站在他这一边给予他强大的精神支持的。然而事实上并未能这样,才会出现他必然的突然自杀。这种自杀的产生,从根本性的原因来说,我认为可以将之归为价值性绝望型自杀,从较浅层次的情形来看,亦可以将之看作是逃避价值性压力与物质性压力的产物。正是因为后一个原因在景钢的身上只是起到加剧的作用而非根本性的作用,我们还是将之划入价值性绝望型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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