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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景钢所不同的是,我接触的另一位自杀死亡的中年男性却有3个儿子,他是在一次很偶然地与其母亲的争吵中喝农药自杀的,见案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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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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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年,男,1997年夏天自杀死亡,时年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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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冀村的人谈到包年的死时,均认为他“该要那样死”,不然,“那么大年纪了,与他娘吵两句为什么会想不开呢?可能是农药鬼缠了他哦”,这是不少村民对他自杀死亡的认知。我后来访谈到一位与包年关系比较要好的中年男子,他介绍了包年自杀的比较真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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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也认为他是该要那样死,不然的话应该是不会喝农药啊。当时跟他娘吵架又不是个多大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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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很小的事啦,当时他娘在给梨树打药,他在地里帮着打药,但是呢,他自己还有个啥事要办,而且也挺急的,打了一会儿药他就说要去先把自己的那个事情办了再回来帮他娘打,他娘就不同意,说你打完了再去不是一样。他就说他的事更重要,一家人都指望着他一个人挣钱,有时候觉得太累都想死。他娘就说,再累日子也要过,两个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来了。吵了一会儿后他就说反正也不想活了,早就想死,说你这药也不用打梨树了,还不如干脆他给喝了省事儿。他娘也很气愤就说你要喝赶紧的,喝死了拉××倒。没想到他就真跑过去把一瓶还没打完的农药拿起来全喝了,他娘急了,又拖不动他,他也不走,等他娘回来喊人抬他去医院抢救时,他已经在梨树地里断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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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要说这个事儿全是命嘛,我也不觉得。他没死之前就跟我说起过想死这事儿。有一次我和他一起打牌,唠到孩子将来结婚、盖房子这些事儿的时候,他就说他三个娃,都要盖房子、娶媳妇,负担太重了,他媳妇呢身体也不太好,他自己也有病,挣不来钱,压力太大了,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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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条件很差,房子比较破旧,他自己就靠在家拾掇些梨树、苹果还有些栗子,再就种了些玉米,平时还出去打些零工,远点的时候就到北京一带,近点的时候主要就在唐山一带,也挣不来几个钱。孩子三个,两个初中,一个小学,马上也要升初中,那个时候负担是挺重的。他喝药死其实估计主要与这些有关,不然也不会他娘说他几句就喝药,一个大老爷们这点气量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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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要那样死”只是人们事后对自杀行动的一种解释方式,既然村民都将这一点作为一种重要的解释,表明它在这一社会中是有部分合理性的。这种自杀行为模式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了这一类型的社会的自杀形态。团结型社会中,很多自杀都被视为“被逼死”的,换句话说,团结型社会主要倾向于将之认定为一种他杀,由于他杀的性质与自杀不一样,因此,在那种类型的社会中会引起“打人命”的后续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促使自杀的产生。但在分裂型社会中,当人们普遍将之视为“该要那样死”的时候,这种自杀的性质就更多的是真正的自杀,当人们这样定性的时候,其实是将责任主要建构在自杀者个体身上,与之关联的人是不需要负太多责任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发现,在分裂型社会中无论是青年、中年还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老年人的自杀,他们采取报复型自杀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对于中年人而言,我们可以看出,除要生一个儿子这种价值性压力外,过好日子的物质性压力也很大。这种压力过大时,就潜在地引起人们可能以自杀来逃避应对,尽管每个个体的情况千差万别,但整个结构性的笼罩力量仍然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个偶然的个体遭遇较大的压力困境时都会如此选择。包年的这种逃避性利己型自杀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压力机制的产物。与景钢不一样的是,他的自杀不是来自价值性压力,而主要是来自物质性的压力。我们再看案例3-7中李队妻的自杀就能更进一步地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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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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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村李队妻(我给自杀者取的一个化名,意为李队长的妻子)1982年农历七月份喝农药自杀死亡,死时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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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杀的直接起因是为大儿子结婚的事,因家里房子空间很小,大媳妇来的第一个晚上李队长的妻子便喝农药自杀死亡。李队长介绍说,当时他家一共五间房子,两间大的,三间小的,其中,有两间小的只能作厨房用。两间大点的房子一间是堂屋,一间则用作卧房。李队长说,他一共有5个儿子,1个闺女,当时大儿子已经32岁了,也是第一个结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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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媳来的那天,吃完中饭后便留宿在家里,傍晚时,李队长妻子便为房子太小乃至无法安置而发愁,两人在商量的过程中就吵了起来。李队长妻子认为两间房子连扇门都没有,这么多人要安排睡觉无论怎么想办法都想不出来,因此就要李队长到哪里弄几块木板来做扇临时的门挡一下,不然,大家总感觉很尴尬。李队长则说没有时间,因为队里刚栽了些竹子,他怕有人偷需要去守一下。其妻子则认为家里都成这个样子了,他却只顾着公家的事。李队长自己心里其实也很焦躁,吵架的过程中就说自己不当家了,这个家就让他妻子来当算了,撂下这句话后自己便出去了。晚上回来时,他妻子已经让老二、老三到别的地方借宿去了,老四、老五和老六就跟着他们一起睡。睡之前,李队长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状况,半夜时听到老四哭,他醒来正准备骂却闻到一股农药味,一看旁边没人就问老四他妈哪里去了,老四回答说在厨房喝了农药。他赶紧叫几个人来帮忙抬着送到县城去,但在路上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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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妻子死了后,其娘家没来多少人,她父母说了些“闲话”,大意就是他们的闺女是被李队长害死的,然后就哭着说他们的闺女死得苦、受了罪之类的话,但也没有大动干戈,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他们骂李队长的时候,李队长则认为不是自己的错,反而将之归结为是其娘家的错。其解释是,不管怎样,他妻子都不至于喝农药寻死,除非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遇到农药鬼了。他说这个农药鬼不是别人,就是其妻子的娘家弟媳妇或者就是她妹妹,这两个人在此前两年亦先后喝农药自杀死亡。其进一步论证说,因为他只是与妻子吵了几句,且也只是表明不当家了,因为压力太大,想“卸担子”,并没有打妻子,他说如果他动手了就有很大的责任了。因此,他认为,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他妻子“该要这样死”,“这是命中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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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队妻是我替自杀者取的一个化名,其意就是李队长的妻子。她的自杀从核心机制上来说与包年的死是一样的。包年还没有正式面对孩子结婚就在为之恐惧乃至逃避而选择自杀死亡,李队妻则是真正面对着儿子结婚的巨大压力。她所面对的困境是,5个儿子,1个女儿,他们自己夫妻俩,5间房(两间厨房,两间卧室,一间堂屋),原本一个家庭中只有一个成年女人即她自己时还比较容易解决问题,可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多了一个即将进门的大儿媳妇,空间的狭小短期内显然是无法改变的,因此,看起来此前十分平静的她却在大媳妇进门的当晚就自杀死亡了。在定性上,我将之认定为逃避性利己型自杀,但也许是减负性利他型自杀,即通过这种自杀将自己消灭后,可以为新进来的女人腾出狭小空间里的空间。但是,通过她丈夫李队长的讲述来看,我认为其逃避性成分更多。因为其焦点除了现有的压力外,还有一个压力就是李队长若有其事地提出要让她来当家,“当家”在当时既然对于李队长来说都是一副巨大的“担子”因而想“卸”,那么对于李队妻来说何尝不是呢?因此,实质上两者都是一种逃避,李队长的逃避是“卸担子”,其妻子的逃避则是没有接过这个巨大的“担子”而是选择了自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少数因压力过大而采取利他型自杀行动的,案例3-8即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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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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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村于胜的妻子2009年农历四月初喝农药自杀死亡,死时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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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胜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其儿子在韩国务工,28岁仍未婚,其女儿早前在日本务工回国后嫁到县城。于胜的妻子喉咙不舒服,且已病多时,平常经常吃药、打针,一直未见好转。四月初时,于胜带她到县城医院去检查,检查完当天上午未能出结果,要等到下午才能拿到检查结果。于胜的女儿就要求父母在家吃完中饭然后拿到结果再回去。于胜妻子则怀疑自己可能得了食道癌,不敢看结果,就叮嘱于胜在女儿家吃完饭后拿到结果再回家,她自己则先回去了。临别时,她帮于胜整理了下衣角,很怜惜地说于胜穿少了,有点冷(于胜说,以前他妻子并没有如此亲昵过,他当时只是感到些许诧异但也没有过多地去想)。于胜下午按时到医院拿到结果并开了些药后赶回家,却找不到妻子。据邻居说,于妻中午回来后自己也没做饭,就在邻居家吃了个中饭,然后聊到五点多就出去了。于胜初时以为妻子可能到哪个亲戚家打牌去了,就骑着摩托车到处找,一圈找下来后并没有看到她。他折回来问邻居她们都聊了些什么时,邻居说就是聊她的病,她自己觉得可能得了食道癌,说是要花很多钱,这样的话就拖累她儿子了。邻居说她还安慰了她好一阵子,看她笑笑也没有什么异样。于胜一听就想到早上妻子帮他整理衣角时的异样,他感觉妻子可能出事了,于是就叫上几个邻居一起去找。天快要黑时,他们在后山的茶园里找到了于胜的妻子,人躺在茶树兜边上,旁边有一个农药瓶子,四周农药味很浓,于胜妻子此时已经断气了,于胜上前抱着妻子大哭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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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很多其他中年人逃避性的自杀不一样的是,很多被访谈者介绍说,于胜妻子的自杀肯定是出于减轻家庭负担以免拖累家庭的考虑。这种判断的理由有三:其一,自杀者自杀当天下午的一系列谈话,如怕拖累儿子的直接表达,这种在平时看来没有太多痕迹或意义的语言在其自杀死亡后却能让人联想很多。其二,自杀者自杀的地点,如果不是出于利他的考虑,自杀者大可不必死在山上的茶园里,她这样做的目的,在众多被访谈者看来,就是因为她家的房子是新盖的,是用来为儿子结婚建的,如果在家里喝农药死亡对家庭来说就很不吉利。尽管死在外面可能会让自己的灵魂飘荡而无所依归,但是出于为家庭利益考虑,她还是选择了死在外面。其三,于胜与妻子一直很恩爱,熟知他们情况的人都谈到这一点,他们介绍说,于胜甚至在外人看来是个“妻管严”的角色,于胜妻子也是个十分勤快持家的人,夫妻俩琴瑟和谐,因此,自杀者死亡后,于胜很长时间都神色怆然。也正是基于这些考虑,自杀者自杀死亡后,其娘家人除了十分痛心外,对于胜本人却是十分理解,甚至为自己的女儿没有能伴随于胜走完终生而驾鹤仙去感到歉疚。于妻自杀死亡后,于胜仍以女婿之礼侍奉其岳父母家,一年三节以及老人的生日等重要日子仍正常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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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的客观情况来说,于胜的家庭既没有景钢那样的因为没有儿子带来的巨大的价值性压力,也没有如包年和李队妻那样的因家庭贫困所带来的巨大的物质性压力。他们的情况主要是于妻的病痛转化而来的,于妻认为,自己的病情如果要治疗,首先是很难治好,其次则是要一大笔钱的开支,她想到自己儿子还未结婚,如果将家庭积攒的钱全花在为自己治病上,那么,很可能会使得儿子陷入不利的境地。这实际上仍然是因生病而转换成的物质性压力。这种压力一样可以引起逃避性利己型自杀或脱苦性利己型自杀,但是,于妻的一系列自杀行为表明,她所做出的自杀行动选择是出于利他考虑的,从定性上来说,属于一种减负性利他型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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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压力其实都源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比较,这种社会比较与社会竞争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主要是通过与别人进行比较来观照自己,后者则是通过与别人进行比较来观照别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比较与社会竞争用力的方向是相反的。社会比较主要向内用力,或者说向自己用力,社会竞争则主要是向外用力,或者说向别人用力。当向自己用力时,容易产生极大的压力,一旦这种压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个体抗压的能力因人而异),就会引起比较者自杀,我们常说“人比人,气死人”就是这个道理。人和人相比,气死的不是被比的人,而是去比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己。社会竞争主要是向外用力,它不一定会产生“自杀”,但很容易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乃至斗争,它用力的目的往往是要打败竞争对手从而胜出。因此,极端而言,社会竞争容易产生的是“他杀”。对于分裂型社会而言,正因为血缘联结范围是两代或三代以内,就极其容易形成强烈的社会比较。因为这种社会类型中不完全是解体的,如果像分散型社会那样解体成一个一个的个体,那么,人与人之间往往不会比较,主要是形成激烈的社会竞争。但又不像团结型社会那样,血缘联结范围可以扩及整个宗族,乃至个体并不十分重要,个体都是生活在宗族这个集体中的。不过,社会比较一旦产生,其承担的压力以及社会比较本身的主体一定是中年人,因为他们刚好处在人生周期中的中间环节,各方面相对较为成熟,他们一方面既不如青年人那样稚气,另一方面又相对缺少老年人的超脱,因此很容易对社会比较产生敏感性。我们说过,如果这种血缘联结度足够高的话,比如类似于团结型社会那样的强度,那么,这种因社会比较而产生的压力包括价值性压力和物质性压力,就会引起利他的自杀。事实上,分裂型社会中亦有少量这种情况。当这种血缘联结度并不十分强又不十分弱,即处于我们所说的这种适中程度的时候,社会比较所产生的巨大压力就会产生大量逃避性利己型自杀。在团结型社会中亦有部分这种情况,我们在上一章已经专门就此做过论述。本章我们所考察的分裂型社会,其血缘联结程度相对适中会使得逃避性利己型自杀更容易产生。因为中年人处在人生周期中的特殊阶段,他们承担了最主要的来自价值与物质方面的巨大压力,因而,逃避性利己型自杀也就主要出现在中年人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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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变化的角度来说,中年人的自杀率总体而言是较为平稳的,尽管近10年来,其自杀率有所下降,但相对于青年人的情况来说,其下降幅度并不是那么显著。这表明,在分裂型社会中,中年人的压力并没有在近10年来明显减小,他们在诸如建房、儿子结婚、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压力。一个相对乐观的趋势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随着他们的生活世界因为外出务工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外移,他们在村落中的社会比较逐渐降低,因此,村落内部给他们造成的如他们父辈所遭受的那样的笼罩性压力正在迅速减小。因此,也许再过10年或20年,当这一批人成为新的中年人后,他们的自杀率会进一步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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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裂型社会老年人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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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述图3-4的曲线走势,我们不难看出分裂型社会中老年人自杀率曲线变动之显著,由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自杀率相对较低的情况迅速地在2000年以来的这10年中突然蹿升。同样,从表3-23我们亦可以看出老年人自杀类型占比的变化,即绝望型自杀尤其是生存性绝望型自杀由很少向近10年来的很多转变。如果我们对照青年人的自杀情况来看,可以说,两者大致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这一点与团结型社会的总体变动情况有相似之处。但是,与团结型社会有些不同的是,分裂型社会中老年人的生存性绝望型自杀要突出得多,因此,我认为在本章中有必要就老年人的生存性绝望型自杀的表现形态及其机制做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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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将通过典型的案例即典型的自杀行动个案来表述老年人生存性绝望型自杀的产生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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