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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压力其实都源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比较,这种社会比较与社会竞争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主要是通过与别人进行比较来观照自己,后者则是通过与别人进行比较来观照别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比较与社会竞争用力的方向是相反的。社会比较主要向内用力,或者说向自己用力,社会竞争则主要是向外用力,或者说向别人用力。当向自己用力时,容易产生极大的压力,一旦这种压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个体抗压的能力因人而异),就会引起比较者自杀,我们常说“人比人,气死人”就是这个道理。人和人相比,气死的不是被比的人,而是去比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己。社会竞争主要是向外用力,它不一定会产生“自杀”,但很容易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乃至斗争,它用力的目的往往是要打败竞争对手从而胜出。因此,极端而言,社会竞争容易产生的是“他杀”。对于分裂型社会而言,正因为血缘联结范围是两代或三代以内,就极其容易形成强烈的社会比较。因为这种社会类型中不完全是解体的,如果像分散型社会那样解体成一个一个的个体,那么,人与人之间往往不会比较,主要是形成激烈的社会竞争。但又不像团结型社会那样,血缘联结范围可以扩及整个宗族,乃至个体并不十分重要,个体都是生活在宗族这个集体中的。不过,社会比较一旦产生,其承担的压力以及社会比较本身的主体一定是中年人,因为他们刚好处在人生周期中的中间环节,各方面相对较为成熟,他们一方面既不如青年人那样稚气,另一方面又相对缺少老年人的超脱,因此很容易对社会比较产生敏感性。我们说过,如果这种血缘联结度足够高的话,比如类似于团结型社会那样的强度,那么,这种因社会比较而产生的压力包括价值性压力和物质性压力,就会引起利他的自杀。事实上,分裂型社会中亦有少量这种情况。当这种血缘联结度并不十分强又不十分弱,即处于我们所说的这种适中程度的时候,社会比较所产生的巨大压力就会产生大量逃避性利己型自杀。在团结型社会中亦有部分这种情况,我们在上一章已经专门就此做过论述。本章我们所考察的分裂型社会,其血缘联结程度相对适中会使得逃避性利己型自杀更容易产生。因为中年人处在人生周期中的特殊阶段,他们承担了最主要的来自价值与物质方面的巨大压力,因而,逃避性利己型自杀也就主要出现在中年人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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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变化的角度来说,中年人的自杀率总体而言是较为平稳的,尽管近10年来,其自杀率有所下降,但相对于青年人的情况来说,其下降幅度并不是那么显著。这表明,在分裂型社会中,中年人的压力并没有在近10年来明显减小,他们在诸如建房、儿子结婚、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压力。一个相对乐观的趋势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随着他们的生活世界因为外出务工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外移,他们在村落中的社会比较逐渐降低,因此,村落内部给他们造成的如他们父辈所遭受的那样的笼罩性压力正在迅速减小。因此,也许再过10年或20年,当这一批人成为新的中年人后,他们的自杀率会进一步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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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裂型社会老年人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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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述图3-4的曲线走势,我们不难看出分裂型社会中老年人自杀率曲线变动之显著,由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自杀率相对较低的情况迅速地在2000年以来的这10年中突然蹿升。同样,从表3-23我们亦可以看出老年人自杀类型占比的变化,即绝望型自杀尤其是生存性绝望型自杀由很少向近10年来的很多转变。如果我们对照青年人的自杀情况来看,可以说,两者大致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这一点与团结型社会的总体变动情况有相似之处。但是,与团结型社会有些不同的是,分裂型社会中老年人的生存性绝望型自杀要突出得多,因此,我认为在本章中有必要就老年人的生存性绝望型自杀的表现形态及其机制做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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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将通过典型的案例即典型的自杀行动个案来表述老年人生存性绝望型自杀的产生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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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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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千两,2009年喝农药自杀死亡。死时76岁,其妻子20年前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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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千两的自杀可以说是我在分裂型社会调查中所碰到的最具有说服力和典型性的一个案例,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理解了侯千两的自杀就能理解分裂型社会中老年人的绝大部分自杀尤其是生存性绝望型自杀。这个案例给我的震撼还在于让我感觉到似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上自杀之路。很多分裂型社会中的村民在谈到侯千两的自杀时,既给予深深的同情,同时也开始产生恐惧感,特别是多子女家庭的恐惧感尤甚,他们所恐惧的内容无疑是害怕自己老了或正处于老年时会步侯千两的后尘。很多人表示对他的死实在“想不清楚”,因为“他是不应该死的”,但很多人也同时矛盾地表示能够“想清楚”,理由是“这可能是未来的‘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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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千两的自杀就是因为儿女不赡养,按我们这边的规矩,主要就是因为儿子不赡养,因为闺女在我们这边是没有养老义务的,她们要赡养的是她们的公公和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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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被访谈者开篇时言简意赅的概括。因此,侯千两之死可以据此化约为其儿子不赡养他导致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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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8个孩子,其中儿子6个,闺女2个,所以,他的死曾经轰动一时,我们茶余饭后就讨论这事,很多村民从中悟出的道理是:多子多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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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需要儿子养,是因为他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不然,按现在的状况,只要能动是不会要儿子负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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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同一个被访谈者即我前文提到的陈英的伯父陈启在我问到侯千两的自杀时最初交代的另两层背景。其要义在于,儿子多了反而导致养老问题,稍有农村生活经验和常识的人就不难推测出,众儿子之间的搭便车行为可能导致任何一个儿子都不养老的情况,从而引发老人自杀的产生;另外,侯千两是一位失能老人,在养老需求上较为强烈。至于被访谈者表述的老人如果能动即非失能就尽量不要儿子负担的情况则表明,侯千两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需要养老的,也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自杀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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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主要靠六儿子(即老六)养老,但和老六又合不来,所以,他只好单过,吃饭都是自己弄,只是与老六在同一个院子里住。因为修高速公路要通过这里,刚好占了老人的地和老房子,所以就分了一部分钱。但这个钱呢都被老六拿了,乡里派人到村里发钱的时候大家去领,老六就说是代他父亲领的,结果他领到了就自己拿着了。老头就去找老六要,一方面是因为其他儿子没分到,另一方面呢,他自己养老也需要一笔钱,但老六就是不给,父子俩为此吵架,老头气不过就服农药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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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接原因来看,侯千两的死与修高速占地所得到的那一笔钱有关,与此关联最为紧密的就是他第六个儿子,冲突亦主要因此而发生。换句话说,我们将六个儿子与老头的冲突导致的自杀进一步简化为第六个儿子与老头的冲突从而导致老头自杀。围绕这个核心,其他儿子一定也会卷入进来,不然,老人也不会毅然决然地找老六要那些补贴和赔偿款。另一个信息是,老六确实不怎么“孝顺”,不然,面对一个基本失能的父亲,能在同一个屋檐下分灶吃饭,对于一个孝顺的儿子来说,这是比较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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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药前的那天晚上,老六还来我家了,我做他工作,跟他说好了,他也答应说,他也会好好养老,但前提是他爹不要找他要那笔钱了。但是呢,他又担心其他哥几个会要(那笔钱),我就说我去做工作,那天晚上我就去找了另外几个,把老六的这个意思说了,要其他哥几个也别要那笔钱了,就说把钱给老六,老人的养老问题也全由老六来负担,其他哥几个也答应了。然后我又折回来跟老六讲,我说你回去跟你媳妇商量一下,要是你媳妇同意了,我再把你们哥六个叫到一块儿好好地把话挑明了。就这样,我做他的工作一直做到夜里11点多,然后送他走,走的时候我还嘱咐他一定要跟他媳妇商量好这个事,就在两天内给我答复,我好继续做其他哥几个的工作。第二天我就到学校上班去了,中午时分接到电话说老头喝药自杀死了。我当时听到消息就琢磨啊,琢磨我是不是工作做晚了,要是早两天去做工作,老头会不会就不喝药了?我又琢磨是不是我的工作没做好,弄得老六晚上回去不仅没解决问题反而又闹起来了,使得老人喝药了?我当时心里感觉也忒难受。中午的时候我回来了,就直接去找老六问,老六说他回去就睡觉了,还没来得及跟他媳妇商量,想第二天再说的,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时,他媳妇看老人没出屋,就叫孩子(老头的孙子)去看,结果发现老头已经死在房间里了,口里还在冒白沫,屋里散发着一股农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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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我们上文的解释可以看出,矛盾尽管发生于老六与老人之间,但其他几兄弟却以一种影子般的力量出现在旁边,他们其实是出场了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老六媳妇应该是个比较厉害的“角儿”,不然,陈启不会一再交代老六要他一定与媳妇商量好。事实上,陈启介绍说,老六媳妇是个相当厉害的“主儿”,如果她不点头,跟老六说了等于白说。陈启之所以愿意去调解,是因为他看到老头确实很可怜,并有预感,如果再不出面帮一把,就可能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加上都是乡邻,能做一点算一点,在他看来,他的调解起的是“救命”的作用,但不幸的是,还是晚了一步。那么,直接引起老人自杀的这笔钱到底有多少且又是如何搅动整个自杀事件的呢?在这笔钱之外,还有什么故事可以为老人一步步走向自杀提供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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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侯千两)这个事不是孤立的,其实在修高速这个事之前就为分家产闹过好几次,乡里和村里都为此调解过六次,但都没有效果,就是调解不好。这个时候加上修高速占地和占房的这一笔钱,就更不得了了,几个兄弟之间谁都想多分一点,但谁都不想养老,要分钱和分家产的时候,就总是你也要我也要,要养老的时候就总是你也推我也推。侯千两老伴死了20多年了,这八个孩子其实都是他又当爹又当娘拉扯大的,给他们盖房子,给他们娶媳妇,一个个收拾妥当了,自己却老了,丧失劳动能力了,还累出一身的病,所以想到这些事他就觉得寒心,我们都觉得寒心。修高速占地和青苗补偿一共是7万多块,房子作好了价,是9万块,房子的钱还没兑现,老六主要是把那7万多块全领了,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就出来要。老大因为早年招夫养老上门了就既不承担义务也没出来要,内心呢也想分一点,老大自己不说,是他家那老娘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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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时,还没开始修高速,那个时候就因为几个儿子不养老,老人又因为生病无法自理很需要儿子照料,他要吃的弄不到,要喝的没个热的,老人当时就气不过,把老二、老三、老五和老六四个告上法庭了,之所以没告老大和老四,就是因为老大上门了没得他多少东西,老四一直没能结婚,到50多岁了才弄了个比他还大几岁的女的,也没得到老人多少东西。其他四个儿子都多少得了点。但他们四个总是闹,怪老人没分平均,其中意见最大的是老五和老六,其实他们得的恰恰是最多的,老五分到的房子最多,但养老时却很不积极。老二和老三得的相对要少一些,见老五不愿意养老,他们也不养,理由就是,你分家产的时候得了那么多,你凭什么不养?反而还要我们得的少的养?老六得的东西并不少,但他也不养,他的借口就是老二和老三是大的,他们都不养,凭什么要自己小的养?其实呢,这几个儿子都真不是东西,各自家庭都不困难,给老人一口吃的是很容易的。但他们就是不给,互相比着、攀着却不管老的死活。告到法院后,法院也没有积极处理,下来调解了一下,这几兄弟当时也答应得好好的,等人家一走仍然是原样子。法院要是强制一阵子且经常下来看看的话老人也不至于自杀,我对这个是很有意见的,他们(法院)也应该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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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没死之前有一天就到我家来过,他就坐在我的门口掉眼泪。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去帮着做一下他几个儿子的工作,我把他叫进来吃了个中饭,安慰了他几句,答应他去找他的儿子说说。还有一次我在山上拾柴火的时候,他也去了,其实他是硬撑着去的,他不去就没柴火烧,他和我在山上聊了两个多小时,主要就是讲法院、乡里、村里调解都没有用,然后就是讲几个儿子的不是,说太让他寒心了,觉得活着难受。也是因为这些,我才决定要找他的儿子们说一下,那天晚上做老六的工作时,我就说,你还是要养好老,这样你既得名(孝顺)又得利(那笔钱),你如果愣是不养,万一另外五个到法院告你,你面子上不仅不好看,而且你还得把钱拿出来,毕竟那钱不是你的,是你爹的,其他哥几个也是有份的。当然,老人可能也有问题,据老六那天晚上说,老人年轻时候就只顾自己,有钱了都只往自己兜里装,从不考虑要留点给儿子。老六还说,他妈没死的时候,他爹就是那个样,对自己尤其不上心,比如买个点心啥的,老人就只顾着自己吃也不给老六吃。很多这种零零碎碎的事情,让儿子对他也不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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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生前最可怜的时候,连水都喝不上。因为离水源远,老六家买了潜水泵,是抽水的,就是不给老人抽,老人的水缸和老六的水缸放在同一间房里,老六从来都只是抽满自己的就不管老人的,老人要用水就只能自己去水源地挑水。父子俩也经常为这个吵架,像是敌我矛盾一样。有一次老人生病了,实在动不了,没法去挑水,但又急着要喝水,就要去老六的水缸里舀。老六就不同意,老人实在气不过了,就拿石头把老六的水缸砸烂了;老六也以牙还牙,将老人的空水缸也砸烂了。老人后来在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只好雇人挑水,他自己出钱,后来老人又因为前列腺炎动手术了,自己那点钱也花得差不多了,身体又虚弱,小便都不方便了,还得自己去弄水、做饭、热炕,就在同一个屋檐下,老六看在眼里,却一丁点都不去管。父子俩像是有深仇大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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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乡镇、村组等正式的制度性干预尽管出现了,但力度不够,有如走过场。从非正式的制度干预层面来说,陈启的做法应当属于一种调解的办法,但是,在血缘联结度适中的社会类型中,最强有力的非正式的制度干预应来自兄弟和堂兄弟内部。不幸的是,侯千两没有兄弟,仅自己一人,因此,他那些儿子也就没有什么堂兄弟。所以,在相应的比较有效的血缘联结范围内,并没有人能够出面为他做些事情。侯千两的死通过陈启对老六表现的叙述,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即使没有修高速这笔钱的出现,侯千两大概也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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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千两死后,他的那些儿子们并没有因此而表现出愧疚,一个直观的感受便是,在整个办丧事的过程中,他们六兄弟在公开场合没有一个掉过一滴眼泪。很多来吊丧的亲朋因此而感到愤怒,但也仅此而已。在老人出殡的前一天晚上,按当地风俗,要在一个合适的路口为老人烧一些纸扎的牛、马等用来“领魂”的东西,举行这个仪式时,按照规矩来说,死者的儿女们应该在队伍后面哭丧以表示哀思,哪怕是假哭做做样子也行啊,可令众人大跌眼镜的是,侯的六个儿子“连一丁点哭的意思都没有”,使得整个仪式显得“十分不合调”。吊诡的是,平时推三阻四不愿意养老的老五却跳出来提出要报案,其理由是:他爹可能是死于他杀,应该是老六两口子动手杀死的,他推测老六两口子这样做是想谋财害命,特别是他们搜出老人还有压在箱底的5000元现金时,老五更是十分确定地“宣判”其爹死于老六之手。旁边众多亲朋将老五准备拨打电话报案的手机抢了过来,认为都是亲兄弟不要如此生分,毕竟老人已经死了,姑且不论老人是如何死的,就算是死于他杀,难道真的要将亲弟弟送入监狱?老六的儿子亦跪在老五面前,要求他五爹看在他做侄子的面上放过他爹,并表示自己确实能证实爷爷是死于喝药自杀。众亲朋之所以做老五的工作并不是真的对老六有好感,他们最愤怒的其实仍然是老六。这样做的目的,是他们推测老五并不是真的对父亲的死表示伤心,其目的仍然是不可告人的,即还是想从老六拿走的那7万块修高速的赔偿和补偿款中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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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访谈的过程中又接触到很多人,他们谈论起这件自杀案例时与上述描述大体一致。有一个与侯千两比较要好的老人何某补充说,侯千两自杀前三天到他那里吃了顿中饭,两个老人一起还喝了点酒。吃完饭后就躺在他家炕上与他聊几个儿子的事情,主要讲的就是想从老六那儿把钱要过来,然后给每个儿子都匀一点。他当时想让何某帮忙去做他儿子的工作,但是何某婉拒了,何某说:“你自己都弄不定的事我说话更不顶用,我能做的就是你要是饿了或者心里憋闷了想喝口酒你就上我这来。”“他在我这儿吃饭时,我看得出他心里难受,死的那天早上他其实还自己去买了吃的,死了后我去看他的时候,桌上还有三根油条,两个糖糕,一瓶没喝完的农药,糖糕咬了一口放在那里,肯定是心里难受吃不下。”何某的妻子对老六他们显得十分愤怒,她从旁补充说:“侯千两死后,他剩下的2.4亩地被其他五个儿子抢种了,这时老六和他媳妇出来要这2.4亩地,理由就是老人一直与他们住在一起,所以留下的地应该也是他们的。另外五位毫不示弱,要求老六有本事尽管去报案,就说他们抢了老六的地,看谁能把他们咋的。他们还说,正好他们可以趁此把老爷子的死拿出来说一说,顺带好让公安局调查一下到底是老爷子自己喝药死的还是老六他们害死的,老六和他媳妇看到这种情况就只好算了。”她进一步总结说:“老侯的问题就是儿子太多,然后呢,每个儿子都想多拿点少出点,像老六那样的,拿就恨不得全拿,出就恨不得一点都不出。这老爷子就是被他们这样生生逼死的,不然,换了谁应该也不至于喝药,那个又不是糖水补药,不是到了那个地步谁会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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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根据我的调查,事实上,侯千两的死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舆论非议,还在于这例自杀事件在村落空间中确实非常突出。这是一位有钱的失能老人,在儿子们步步紧逼的情况下陷入生存绝境,最后绝望地自杀死亡。其他众多生存性绝望型自杀死亡的老人,尽管其故事可能没有侯千两的情况那么复杂,但其基本逻辑大体一致。最后,我们可以将之简化为,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一章中将要讨论的分散型社会的老年人自杀一样,对于失能的老年人来说,他们的社会关系其实已经简化成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媳妇之间的关系,当儿子媳妇撒手不管的时候,这些老年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活活饿死或者活活病死,要么就体面地自杀死亡。当然,分裂型社会的总体情况并没有完全走到这一步,但其形势已经日益明朗。也正是因此,我才会对团结型社会中出现的两起生存性绝望型自杀案例表示十分的担忧,如果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双重弱化并不断地往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分散型社会那样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当前分裂型社会老年人自杀的各种样态就很可能会是团结型社会的明天,这个时间似乎变得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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