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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舒村一舒姓老头1987年自杀死亡，死时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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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老头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死前其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因此，需要跟儿子们一起吃住。春节时，其两个儿子就如何养老达成协议，即每个儿子轮养一个月。这种情况表面上在当地来说是属于最孝顺等级的，但是，在具体的层面上，其实是两个儿子都并不太愿意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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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舒老头在二儿子家吃住，农历二月便到老大家吃住，此间相安无事。但是，到农历三月初一时，麻烦出现了，当舒老头返回老二家时，老二却不同意他进屋，认为他在老大家吃住的时间还不够。老头不解，说今天不已经是三月初一了吗？可老二的回答是，农历二月只有28天，如果三月初一就到他家就意味着他要多负担两天，如果三月初二来，那么，就能各养29天。老头当时不想走，老二媳妇就开骂了，说正月时，在老二家主要是晃悠、休息、玩耍（实际情况是因为正月刚过春节，大家都不干什么活），二月在老大家时却帮着放牛，分明是偏心老大，现在没到时间就过来，更说明他偏心老大，老大这么好，你怎么不回去靠老大呢？老头顶不住二媳妇的痛骂，只好又提着衣物折回到老大家，结果老大媳妇也不让步，说二月少两天又不是你大儿子让它少的，是天让少的，关老大什么事？再说当时商量各轮养一个月也没考虑到哪个月大哪个月小，当时为什么不想到说清楚呢？老头就说老二媳妇还怪他帮着放了牛，老头的意思就是想老大媳妇息事宁人算了（因为一月和二月中的劳动量确实是不一样的），没想到老大媳妇骂得更厉害了，开始从人民公社时期带孩子的事情骂起，说老头偏了老二，老二居然还敢说是偏了老大。老头又顶不住大媳妇的骂，只好一个人回到自己原来的小破屋里，中午和晚上饿了两顿，三月初二时，老大就想干脆让老头跟着他一个人过算了，一来可以帮着放牛，二来还可以帮着看下小孩，三来也免得跟老二扯皮。但是，三月初二中午时，老二那边见人没去，就过来接，老头不愿意走，老二又开始骂，说就知道老头的心思，无非就是想待在老大家里多帮着做点事。老头没办法只好又跟着老二回老二家了。三月初三上午安排老头放牛，中午回来时为了惩罚他偏心老大就没给他饭吃，下午继续安排老头放牛，晚上回来后却没让其吃饱晚饭，老头只好回到老大家，本想讨点饭吃，但老大说，叫你不要去，跟着我过算了，你却要跟着去，我也不管你了。老头只好又折回老二家，晚上的时候就在老二家里的房梁上吊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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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老头死后并没引起太多非议，大家私下只是将之当作笑谈说说，他所在的家族也没有任何人出面帮忙主持公道（实际上应城地区此时已不存在家族，核心家庭就是最基本的单位，核心家庭以外并没有更为紧密的利益或血缘联合体）。老大当时让小孩去告诉他妹妹，就说她父亲生病7天没有下床，可能要死了，要她回来看看。结果，他妹妹在村口听到别人议论说父亲是上吊死了时却没有进屋，而是回家了。最后，老头的丧事也是草草了事，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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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1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老年人的生存性绝望型自杀案例，尽管我们说绝望型自杀案例主要对应的是规则维控度的弱化，但是，本案例中同样能反映出血缘联结度的弱化所带来的后果。这个案例所揭示的其他内涵，我们在后文还会继续分析，此处仅是为了说明，舒老头的自杀从发生前到死亡后，均没有核心家庭之外的任何力量予以干预。我们既没有看到正式的村社集体等组织提供支持，也没有看到家族内部的其他任何力量给予支持，整个自杀事件仅仅是发生于舒老头及其两个儿子和两个媳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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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核心家庭层面以外的范围中缺乏任何联结单位的支持从而使得自杀事件中的双方要么发生于夫妻之间，要么发生于亲子之间，亲子之间的冲突并不表明血缘联结单位就超出了核心家庭的范围，它仅仅是反映了传统的亲子之间的关系期待以及不能满足的情况下的冲突。因此，当宗族或小亲族等一系列较大的血缘联结单位解体后，在分散型社会中，作为自杀主体的老年人群体，其所关联的联结纽带就主要是亲子之间的关系了，这从我们前文所述及表4-14和表4-16所揭示出的这一类型的社会中自杀的关联类型绝大部分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但是，代际关系是否能够支持老年人不自杀呢？答案是，老年人不仅未能从子辈获得支持，相反，更多时候却是因为代际冲突而自杀。因此，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二个方面的血缘联结度的变动内容就是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与分散型社会中老年人自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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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来说，代际关系就是指家庭内部不同辈分之间基于抚育、赡养、继承、交往和交换等所建立的关系，如王跃生（2010：117）对代际关系的定义。从狭义来说，就是指亲代与子代之间的支配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所说的代际关系的变动即是从狭义的亲代与子代之间的支配关系和交换关系尤其是支配关系来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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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2009a）曾从代际关系变动中由亲代对子代的支配权向被支配权转换的角度讨论了其与老年人高自杀率的关系，他认为这种转换使老人处于家庭结构中的弱势地位，伴随支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均已具备，老年人自杀在21世纪初的10年来形成一股潮流。我曾同样将之作为一个维度阐释农村老年人为什么会在21世纪初10年来大规模自杀（刘燕舞，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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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老年人自杀主要是疾病和养老遭遇困境而选择的结果，而这两者对于失去劳动能力或能力明显不足的老年人来说，分田到户以来因为国家和集体长期在这方面缺席，他们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子女才能解决这些困境，然而，正是代际关系中老年人的支配权已经丧失，无法有一套硬的机制来使得子代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因此，除了“自杀”能够相对较为“体面”地死去，剩下的就只是慢慢“病死”或“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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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代际关系可能如费孝通（1998）所说是一种“反馈模式”，即亲代抚育子代，子代则在亲代年老后赡养亲代。然而，代际关系因支配关系的改变，造成当前已经自杀或正在经历自杀潮的老年人，尽管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确实是努力抚育子代，但现在却无法获得子代的“回馈”，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物质上，子代所付出的均少之又少。因此，这种传统的反馈模式一旦缺失子代向亲代的反馈后，其实质就变成了一种亲子之间的“剥削模式”，即子代剥削亲代，当亲代没有剥削价值后，他们已经老了，这使得老年人在生活中陷入绝境，从而引起他们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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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变动显然不是一个短期过程，因此，当前已经开始定型的“剥削模式”会造成大量老年人自杀，然而，在变动初期，当亲代在支配关系中比子代强势的时候，同样会引起子代的不适应。就农村而言，这集中表现在婆媳（也包括公公和媳妇之间）关系的纠纷中。如我们前述章节中所述及的团结型社会以及分裂型社会的部分情况，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婆媳纠纷中，很少有婆婆自杀的，绝大部分是年轻媳妇自杀（刘燕舞、王晓慧，2010），这种情况在分散型社会基本也是如此。因而，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的自杀主要是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但90年代中后期以后，这一形势开始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婆媳矛盾中，很少有年轻媳妇自杀的，大多数是年老的婆婆自杀，同样，公媳矛盾中，很少有媳妇自杀的，主要是公公的自杀。当然，我们前面讨论关联类型的时候已经述及过，很多婆媳矛盾与公媳矛盾，在分散型社会中同样是混合了母子矛盾和父子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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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我们从相对较为细化的时间节点来看，在分散型社会中，婆媳矛盾与公媳矛盾冲突最为严重的并不是90年代中期以后，相反，最为激烈的时候应是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婆婆学习班”与“媳妇学习班”的开办就能说明这一点。但是，经历了那一个时间段后，伴随80年代的体制转换，在家庭经济生产中，老年人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至此，代际关系中的支配关系基本翻转定型。换句话说，在家庭内部，老年人在成年子女面前已经基本丧失了原有的天然权威。亲子之间的这种支配关系的翻转和定型其效应并不仅仅是亲代丧失原有的权威那么简单，而是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亲代与子代在理想的关系状态上都更加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之所以说理想状态上是指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当老年人具备较强的劳动能力与生活能力时，他们与子代的关系就会相对独立；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与生活能力时，如果不想死亡，那么，实质上就必须要接受子女的宰制。各自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增强，实质上也是一个血缘联结纽带弱化的过程，当这种亲子之间的支配关系翻转并定型的时候，亲子之间的血缘联结纽带的弱化也就基本定型。也就是说，在这一地区，血缘联结度弱化的定型可以将其定为血缘联结度较弱的社会类型。在核心家庭之外，连亲代与子代的联结纽带都弱化后，这种类型的社会实质上就变为众多像马铃薯一样的散落的核心家庭所组成的松散村落，这可以说是分散型社会最本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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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的翻转所展示的血缘联结纽带的弱化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无论是亲代还是子代，彼此的连带责任感基本消失，亲情极度淡化。因此，利己型自杀极容易产生，绝望型自杀亦基本具备了关系维度变动的基础。利己型自杀的产生，一方面导因于子代不愿意承担原来血缘联结较强时候的系列责任，如养老、疾病照料、感情慰藉等；另一方面作为亲代，他们能够更多地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选择死亡，而不需要考虑子代是否承担让亲代自杀的罪名。显然，在团结型社会，乃至在分裂型社会，作为亲代，在遭遇同样的疾病、养老等困境时，他们会主动去寻求各种救助办法，如找宗族内部或小亲族内部的人出面进行调解，即使他们不会主动去寻求救助，基于血缘联结纽带的作用，与他们相关的家族内部的人也会主动站出来进行人道主义（其实说家族主义可能更合适）的援助。因此，即使有利己型自杀的产生，往往也是基于血缘联结较强所带来的责任感过强而造成的逃避性利己型自杀。然而，分散型社会中，恰恰是在前述两种社会类型较为少见的脱苦性利己型自杀，我们可以回溯查看表4-18和表4-19中所揭示的脱苦性利己型自杀的占比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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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可以考察几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来完成对代际关系变动后所产生出的自杀类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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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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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田村，70岁刚出头的田婆婆1994年夏天阴历六月间自杀死亡。田婆婆有5个儿子，2个女儿，死前很长一段时间有哮喘病，但这个病属于慢性病，基本还能拖着生活，因此，尽管5个儿子不怎么给予治疗，但她仍没有想不开。死前半个月，田婆婆摔了一跤，且摔伤了腿，简单治疗了一下，基本成了残疾，原本哮喘病还不要紧，但是，腿脚残疾后，对她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几乎无法自理。被访谈者，田婆婆的第五个儿子，是一个五保户，介绍说，六月间有一天中午时，他吃完中饭就在他娘睡的屋外的一张凉床上午睡了，醒后进屋去看他娘时，发现他娘已经吊在房梁上了，他叫来兄弟几个一起把他娘从绳子上取下来，但已经断气了。事后，他们简单地办了丧事，然后就拖去火化并埋葬了。几个儿子并没有太多愧疚，老五解释说，他娘本来哮喘病就很难受，加上摔坏了腿脚，生活不能自理，兄弟几个又都不愿意照料，互相推来推去。他自己单身，自顾不暇，没有能力，所以，他娘的死他和兄弟几个并不觉得是件坏事。其他村民就更加没有什么议论了，这件事情就那样静悄悄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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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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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方村，老头马某2009年冬天跳水自杀死亡，死时78岁。马某有3个儿子，2个女儿，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死前两天，马某中风，半身不遂，但还能爬动，他害怕儿子不管，就趁自己还能爬动时爬到水塘边，然后滚下去自杀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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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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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方村，村主任的父亲2008年自杀死亡，死时72岁。从经济状况来说，村主任家的条件是相当不错的，有十分豪华洋气的小楼。其父亲死前一直自己单过自养，从医院检查出肝癌时，回到家里自己就跳水自杀了。一般而言，人们很难想起将这种自杀当作自杀，我在访谈中问到这类案例时，村民总是反问我：“这算是自杀吗？”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死亡不过是顺条道，既然死亡是迟早的事，这种自杀在村民眼里最多只能算是正常病死的另外一种方式而已。事实上，村支书和村主任在回忆各种自杀案例时，听我对自杀做了简要的界定后，他们两个都好奇地说，如果生病了喝药或跳水死的也算自杀的话，那就多了，于是，村主任主动讲起他父亲就属于这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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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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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蔡村，妇女主任的公公1996年自杀死亡，死时80岁。与上述案例一样，死者生前单过自养，在查出有病之前一直依靠自己劳动而生活。后来检查得了胃癌，事实上，对于这种癌症类的疾病，我几乎在这一地区的调查中很少看到有子女给予治疗的。老头回到家后，刚开始的时候还尽可能地拖延了一段时间，到最后实在是疼痛难忍，就自己爬到家里的水缸中将头伸进去窒息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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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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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罗村，罗老头2004年喝药自杀死亡。老头开始时身体一直健康，但他老伴有病，几个儿子都不管，女儿也很少来看他们，因此，老伴的生活照料完全靠他一个人。他平时自己种点田，自己种点菜，然后就到镇上的一个腰鼓队做事以赚取一点零花钱。2004年初，老头也生病了，因为体力难以支持他再到腰鼓队做事，腰鼓队就将他辞退了，说是怕出危险，建议他回家休息。回到家后，老头觉得生活没有来源，自己生病后，不仅不能照顾老伴，就连自己也无人照料，就与老伴商量说，到镇上去买瓶农药回来，分成两碗，每人喝一碗死了算了。老伴开始时表示同意。于是，老头就真跑到镇上买了瓶农药，回来后做了顿饭，两人十分从容地吃完饭，然后老头就把农药拿出来倒在两个饭碗里，对老伴说，走吧，一起走。他老伴端着农药闻了一下又说不喝了，说是还不想死，老头说，你不喝我喝，我喝了死了留下你一个人，儿子们可能还会照顾一下，要是两个人都在的话，就只能拖死。说完后，老头喝完自己的一碗又把老伴的一碗也喝了，喝完后很快就当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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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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