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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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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田村，70岁刚出头的田婆婆1994年夏天阴历六月间自杀死亡。田婆婆有5个儿子，2个女儿，死前很长一段时间有哮喘病，但这个病属于慢性病，基本还能拖着生活，因此，尽管5个儿子不怎么给予治疗，但她仍没有想不开。死前半个月，田婆婆摔了一跤，且摔伤了腿，简单治疗了一下，基本成了残疾，原本哮喘病还不要紧，但是，腿脚残疾后，对她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几乎无法自理。被访谈者，田婆婆的第五个儿子，是一个五保户，介绍说，六月间有一天中午时，他吃完中饭就在他娘睡的屋外的一张凉床上午睡了，醒后进屋去看他娘时，发现他娘已经吊在房梁上了，他叫来兄弟几个一起把他娘从绳子上取下来，但已经断气了。事后，他们简单地办了丧事，然后就拖去火化并埋葬了。几个儿子并没有太多愧疚，老五解释说，他娘本来哮喘病就很难受，加上摔坏了腿脚，生活不能自理，兄弟几个又都不愿意照料，互相推来推去。他自己单身，自顾不暇，没有能力，所以，他娘的死他和兄弟几个并不觉得是件坏事。其他村民就更加没有什么议论了，这件事情就那样静悄悄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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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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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方村，老头马某2009年冬天跳水自杀死亡，死时78岁。马某有3个儿子，2个女儿，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死前两天，马某中风，半身不遂，但还能爬动，他害怕儿子不管，就趁自己还能爬动时爬到水塘边，然后滚下去自杀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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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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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方村，村主任的父亲2008年自杀死亡，死时72岁。从经济状况来说，村主任家的条件是相当不错的，有十分豪华洋气的小楼。其父亲死前一直自己单过自养，从医院检查出肝癌时，回到家里自己就跳水自杀了。一般而言，人们很难想起将这种自杀当作自杀，我在访谈中问到这类案例时，村民总是反问我：“这算是自杀吗？”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死亡不过是顺条道，既然死亡是迟早的事，这种自杀在村民眼里最多只能算是正常病死的另外一种方式而已。事实上，村支书和村主任在回忆各种自杀案例时，听我对自杀做了简要的界定后，他们两个都好奇地说，如果生病了喝药或跳水死的也算自杀的话，那就多了，于是，村主任主动讲起他父亲就属于这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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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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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蔡村，妇女主任的公公1996年自杀死亡，死时80岁。与上述案例一样，死者生前单过自养，在查出有病之前一直依靠自己劳动而生活。后来检查得了胃癌，事实上，对于这种癌症类的疾病，我几乎在这一地区的调查中很少看到有子女给予治疗的。老头回到家后，刚开始的时候还尽可能地拖延了一段时间，到最后实在是疼痛难忍，就自己爬到家里的水缸中将头伸进去窒息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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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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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罗村，罗老头2004年喝药自杀死亡。老头开始时身体一直健康，但他老伴有病，几个儿子都不管，女儿也很少来看他们，因此，老伴的生活照料完全靠他一个人。他平时自己种点田，自己种点菜，然后就到镇上的一个腰鼓队做事以赚取一点零花钱。2004年初，老头也生病了，因为体力难以支持他再到腰鼓队做事，腰鼓队就将他辞退了，说是怕出危险，建议他回家休息。回到家后，老头觉得生活没有来源，自己生病后，不仅不能照顾老伴，就连自己也无人照料，就与老伴商量说，到镇上去买瓶农药回来，分成两碗，每人喝一碗死了算了。老伴开始时表示同意。于是，老头就真跑到镇上买了瓶农药，回来后做了顿饭，两人十分从容地吃完饭，然后老头就把农药拿出来倒在两个饭碗里，对老伴说，走吧，一起走。他老伴端着农药闻了一下又说不喝了，说是还不想死，老头说，你不喝我喝，我喝了死了留下你一个人，儿子们可能还会照顾一下，要是两个人都在的话，就只能拖死。说完后，老头喝完自己的一碗又把老伴的一碗也喝了，喝完后很快就当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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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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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安村，陈老头2008年自杀死亡，死时82岁。陈老头老伴死了10多年，他一个人单过，没什么劳动能力，主要靠儿子给点粮食，但需要自己做饭维持生活。两个儿子只给粮食，其他如菜、治病花费等一概不管。死前的几个月，陈老头得病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病，邻居只知道他在屋里痛得叫，儿子们平时很少来看他，不是自己的亲人，邻居们也不管。陈老头门前有个灌溉稻田的大堰塘，有一天他可能痛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自己跑到堰塘边跳下去自杀了。由于堰塘年久失修无人清淤，淤泥很深，他跳下去后陷到淤泥里面，加上水比较混浊，且没过了头部，因此，刚开始时无人发现。邻居一个年龄相仿的老头有两天没有听到他在屋里叫痛的声音，便跑去看，结果没发现人，才去跟陈老头的儿子讲。两个儿子叫来一些人帮忙找，最后在门前这个堰塘里找到了陈老头的尸体并从淤泥里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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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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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安村，70岁的库老头2009年自杀死亡。库老头有一个儿子，就住在旁边，但不怎么管老人。库老头还有两个女儿，但常年在外打工，也很少回来看他。库老头下身中风瘫痪，一般无法下床，生活起居全靠老伴帮忙。自杀那天，他老伴刚好上街买东西去了，他自己从床上爬起来，将泥土塞在鼻子里，窒息死亡。等他老伴回来发现时，身体都已经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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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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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方村，老头刘某1991年自杀死亡，死时70岁。刘某有两个儿子，且都是乡村干部，老头老了无法劳动，找儿子要粮食，儿子认为其还可以劳动，没到完全不能动的时候，因此就不给粮食。刘某就骂，怪儿子不讲孝心，不管他。他儿子就回击说：我们哪没管你呢？你现在也没饿肚皮啊？他两个媳妇则跳出来大骂，说：“我们不管你，你为什么不寻死呢？那么多人喝药，我们家又不是没那两瓶农药？”他回到自己住处后就喝药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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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用两个省略号，是因为剩余的利己型自杀案例大体都是如此，没有继续罗列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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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案例4-3和案例4-4一样，案例4-9中刘某的死在当地人看来与死条狗没多大差别，随便拖去一火化，找个坛子即可将骨灰装着，然后在自己地里挖个坑埋了就算了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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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可以对这8个案例做些小结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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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类型上来说，其中案例4-2至案例4-8均属于脱苦性利己型自杀。我们知道，所谓脱苦性利己型自杀，就是指从目的上来说主要是为了摆脱个体的身心痛苦而自杀。案例4-9则属于出气性利己型自杀，与前述几例有所不同的就是，案例4-9中的刘某还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与生活能力，他找儿子媳妇们要粮食的举动在儿子媳妇看来是典型的“不会做老人”的表现，因为在这一地区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只要老年人自己还能劳动，就应知趣地不需要子女负担，甚至，还应该尽可能地替子女劳动以帮衬儿子媳妇们。因此，刘某的自杀并不是在遭遇疾病或生存绝境时的自杀，他的死主要来自儿子媳妇们的咒骂，他在遭骂后回到家就喝药自杀死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无法忍受那一口气。根据前述表4-17的数据，我们知道，在42例利己型自杀中，其中有27例即约占64.29%的老年人是因病痛而采取的自杀，这当中绝大部分是脱苦性利己型自杀，有11例即约占26.9%的自杀死亡者生前的健康状态属于“健康”，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自杀则属于出气性利己型自杀。但总体而言，脱苦性利己型自杀是整个老年人利己型自杀类型中的主要经验类型。这种经验类型的自杀占据压倒性的地位表明，老年人在这一社会类型中基本具备从容地选择自杀来摆脱身心痛苦的社会基础。而这种社会基础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我们前文述及的血缘联结纽带的弱化，表现在亲子之间就是，子代不太对亲代负责，亲代也不会过多地为子代考虑。这种判断放在比较当中能够获得更好的理解。我们知道，在团结型社会，同样是处于病痛中的老人自杀却较少，那是因为基于很强的血缘联结纽带，子代会对亲代负责，从而十分孝顺，最基本的体现就是照料老人的疾病和老人的基本生存生活，反过来说，即使亲代有些病痛，一方面，亲代会得到子代的支持从而尽可能地进行治疗，另一方面，即使治疗效果不太理想，亲代一般不会采取自杀以摆脱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因为他们需要替子代着想，不能让子代落下一个父母是自杀死亡的不好的名分。但在分散型社会中，显然这种考虑基本不存在。亲代与子代两端的疏离使得彼此都不会过于考虑对方。一方面，在老人的疾病治疗中，子代会以各种理由推脱责任，从而在客观上使老年人选择自杀具备了可能；另一方面，因为子代的这种行为，亲代会对自己患病后的生活状况有一个基本的期待，他们知道，一旦生病，如果自己不采取手段尽快告别病痛带来的痛苦，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痛苦，所以，对于亲代来说，他们选择自杀相对也就较为坦然，而不会像团结型社会中的老年人那样有诸多羁束。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子代不积极给予亲代支持从而让亲代的疾病得到基本治疗，那么亲代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比疾病本身更大的痛苦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进一步对此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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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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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舒村，有一位70多岁的陈姓老人因为生病，子女既不给其医治，又害怕其死在2009年的春节，从而给家庭带来不吉利，于是，他们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四便开始给老头断食断水，老人在起初还清醒的时候将拉在床上的大便气愤地朝窗户和门上扔，以示愤怒，最后硬是撑到2009年的大年初一上午才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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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10尽管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却十分深刻地表明了发展到极端状态时，老年人如果不主动选择自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事实上，案例4-10并非孤例，就在舒村和蔡村这一个管理片中，类似于案例4-10中的陈姓老头被活活饿死的还有3人。这些血淋淋的、惨痛的现实，就如同一把铁锤，不断敲击着遭遇同样困境的老年人，这种敲击所发出的声音告诉他们，最差的状况出现时，他们就会面临如同案例4-10那样的生活惨况。当然，像案例4-10所示的以及另外3例相似的案例所展示的已经远不是利己型自杀了，如果我们要将之作为自杀来对待的话，这属于我们接下来在规则维控度弱化与自杀的关系中所探讨的生存性绝望型自杀，但是事实上，对于这种情况，我认为有时界定为他杀更为合适。因此，在这些具体的社会事实面前，分散型社会中的老年人不会对自己生病后的状况有多么大的期待，他们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也正是因此，像案例4-3和案例4-4那样的一旦得知自己的疾病情况就趁自己还有自杀能力的时候尽早自杀的情况才会十分普遍。当一个社会类型中，为数不少的病痛老人或失能老人恐惧的是自己没有自杀能力之后无法让自己死得干脆而不是对死亡本身有所恐惧时，这样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套用马克思在《珀歇论自杀》的笔记中所载的卢梭的一句话来表述也许并不为过：“这是野兽栖身的荒漠！”（马克思，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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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上述这些自杀案例更进一步地揭示出，当核心家庭内部都无法支持老年人或对老年人的困境进行救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明白核心家庭以外的血缘联结纽带是多么的弱化，这同样也是这一类型的社会中众多利己型自杀得以产生的结构性基础。吊诡的还在于，如果我们企图获得正式的制度性支持（比如最直接的村组两级组织的支持）的话，事实上，在这一地区也变得几乎不可能，我们仅仅列举的这几个案例中，便有村组主要干部的父母自杀的案例，而且，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类似的案例。同样，与此相伴随的是，还有一些自杀死亡者生前就是叱咤风云的老党员、老干部，无奈的是，不仅他们无法以组织的方式去救助相同的人，更为悲惨的还在于，他们连自己都无法救助。作为正式的制度在底层的代表者，他们一样无法逃离那种似乎是被安置好了的他们晚年很可能必然要面对的一种类乎秩序的自杀命运。因此，对于普通村民来说，他们更不可能获得来自他们个体以外的任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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