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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的著作充满让人感动的真诚，我们仿佛看到那一双双被禁锢于厂房内不见天日的眼睛，仿佛能闻到他们身上浓浓的塑胶味，我们惊诧和震动于打工妹的失语，被她们的梦魇闹醒而彷徨无奈。在这深深的悲悯中依然可见挣扎与躁动，这也是我十分想延展的地方——这些来自农村的妇女们究竟如何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哪怕是一丁半点？我希望延伸潘毅对于打工妹欲望和主体性的讨论，以“小姐”为例，从一个更正面的角度深入探讨她们为了争取生存空间所做的努力和抗拒。我想，故事的另一面也许能使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女性的欲望，不只是物质上的，还有性（sexual）和情感（affective）上的，这些欲望如何改变了她们的生命选择和实践，而这些在潘毅的著作里均没有涉及。我也希望通过不同维度，不仅从阶层（class），还融入性别（gender）、“性”（sexuality）、权力（power）和欲望（desire）去探讨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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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罗丽莎（Lisa Rofel）将欲望定义为“在不同的领域——情色、物质的和精神情感中——交织作用的期待、需要和渴望”[3]（Rofel，2007：3）。在她看来，欲望主体是新新人类，他们的自我呈现（self representation）和表述（self narrativization）是与消费、跨国文化生产、对情/性的表达和个人主义相关联的。通过欲望的概念，她把个人与中国“重归世界轨迹”的国家使命联结在一起，欲望主体（desiring subject）与欲望中国是互相构成的——在中国重归世界经济的时候，每个个人都在重塑自己的主体形象；每个个人的自我表征就构成了国家的文化想象（cultural imaginary）。从这个意义上讲欲望是转型时期个人和政府重新定位的“重要的文化实践”（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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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潘毅对于欲望的理解有所不同：潘毅强调的是欲望背后个人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关系，在谈主体性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工厂劳工在某些时刻涌现的阶层意识出发；罗丽莎则更多地把欲望看成一种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意识与运动式的热情不同的，向往新事物、新生活、新时代和一切新东西的人性，跨越阶级、性别、种族、年龄而存在，它跟国家之间不是单一的对立关系，而是更为复杂的互相竞争、互相融合的关系（同上：20，21）。她扩展了对于新自由主义主体化（neoliberal subjectification）的分析，不仅从个人角度，还延伸到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将主体化视为个人规划与更广泛的国家民族发展规划之间的相互嵌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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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丽莎还从不同角度定义欲望，指出欲望不仅仅是物质的，还有性的和精神情感（affective）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她就在中国长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深入了解不同年代、不同地方、不同职业的女性群体对性别、自我身份、现代化等的认识。在《欲望中国》一书中她指出，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精神情感欲望是“超越地域的界限，拥抱时尚，做国际化的人”（同上：121），而从农村移往城市的女性则有着一种“微妙的情感动力”：通过消费等手段超越社会分层，实现时尚化、都市化，同时淡化作为保姆、打工妹的污名（同上：121，132-33）。两个群体都渴望现代化、国际化，但是现代化、国际化对她们来说又有不同的意涵。对于都市女性来说，这种国际化是一种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公民身份的彰显（Keane，2001）；而对于农村移民来说，这是一种对于社会公平的追求。横亘在两者之间的看起来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同上，2007：133），却是不断驱使农民工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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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有意思的是，罗丽莎指出了欲望的实验性和不确定性，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验可参照，没有既定模式可遵循。每个人成为欲望主体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也是没有定式的、多元的，有时候人对欲望和渴求的表达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可能性，但有时可能是令人窒息的绝望（同上：6）。每个人对于改变、进步或变革都有不同的解读，对新生活就有不同的愿景，因此他们的渴望与欲求就不一样，想要的东西不同，或者对此的理解不同（同上：23，25）。欲望从此有了颠覆传统和既定规范的内力，使原本被区隔在外或被认为非传统的人或行为变得正常起来（同上：23）。那么，小姐的欲望表达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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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欲望来解读像小姐这样的底层人群的生活经历，我们就更能理解他们心中所愿所想，不会简单地就把他们的想法与行为归结为不正当、越轨、失足或者堕落，也更能明白前文提出的那些“为什么”和更多的看似矛盾或者难以理解的问题。进城务工女性进入性产业做小姐就像是一个“实验”，即便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选择，就像许多小姐表示的那样，“做个三五年就不做了”，也需要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和困惑。她们离开工厂，放弃打工生活，是对“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国家话语的反叛和逃离，这就是一种欲望的表达——带有一点点反建制的勇气，对更宽裕生活的向往，对时尚的追求，对物质生活的渴望和对个人自由、情感自由的想象。这种对欲望的建构超越了物质的基本方面（Pun，2003，2005），加入性和情感的因素，使之饱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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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和罗丽莎对欲望和主体性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欲望到底包含了哪些元素呢？尤其是性和情感方面的欲望，到底指的是什么？主体性又是由什么体现？这些女性日常抗争到底是为了得到什么？这些正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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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本书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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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视角和框架去了解女性流动人口[4]的流动与职业选择，从职业本身出发去看从业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将采用马勒和佩莎（Patricia R.Pessar和Sarah J. Mahler）的研究框架，用不同的量度、维度，从人的身体延展到国家甚至是跨国空间（Mahler & Pessar，2001：441），来探讨和分析性别主体性。她们认为主体性有两个层面的意涵——社会的与个人的，而个人主体性与“对未来的念想”紧密相关，这是常被忽略的一点。我们分析日常生活，细节之处往往能揭示出常人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世界中对行为的建构和理解，从这些主观意义（meaning）中我们能了解人们的各种梦想、欲望、对未来的想象，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未必会带来实质的行动，但会对生活中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同上：447）。因此，日常生活成为跨越个人与结构之间界限的微小场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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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和佩莎这个关于女性生活经验的研究框架主要包括三大要素。第一个是“社会位置”，意为“个人在由历史、政治、经济、地理、亲属关系等众多社会分层因素所决定的权力架构中所处的位置”（同上：445-446）。这影响到个人资源的多少，决定了个人可能拥有的一些“内在”优势或劣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微观或中观层面上的影响因素。这里面每个因素不仅与社会分层、种族、民族、国籍有关，还与性和性别有关，它们合力塑造了人的不同身份，而身份认同又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与理念。这映照了布迪厄“惯习”（habitus）的思想：女性的日常实践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与框架下内化了的态度与行动的外在表现，它“既具有稳定性，又会发生变化……既是外部条件的内在化，又是驱动个体行动的建构性结构”（朱国华，2004：33）。珠三角地区大部分小姐都有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经历，城乡分化和流动带来了新的社会分层现象和权力关系，使整个“娼妓”活动的图景变得复杂起来。农村妇女的贫困体会激发了她们强烈的成为现代化、都市化主体的欲望，这种欲望和它的实现之路与她们拥有的现实资源相关，有可能与城市女性的欲望和实现方法不同。这里面有一个社会阶层的问题。不同的地域和经济状况又使个人对贫困的体会大有不同，对于贫困的经历与理解也不同，使欲望的产生和表达进一步多样化。比如，对于很多人来说微不足道、细碎、表面、不重要的东西，小姐们却常常能从中感到满足，她们选择满足这些欲望的方式又常常为我们所诟病。为了得到这些东西，她们要背负污名，要比城市女性忍受更多的困难。即便同样是流动人口，如能有好一点的教育背景，可能就会有更好的工作选择，那么面对的生活可能也会不一样。为了生活，满足自己的欲望，在现在的社会地位上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她们需要智慧和策略，比如，性资本就是本书中要着重介绍的一个新的概念，是小姐们实现自我发展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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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要素是“地理尺度”。这里的“地理”是个宽泛概念，指性别作用的多维社会空间尺度，比如身体、家庭、国家等（Mahler & Pessar，2001：445）。在本书中，它首先指的是小姐重新构建和控制自己身体、性和性别的各种空间尺度，如农村和城市空间、工作空间、家庭空间和其他各种日常生活空间等；其次是指社会空间，如亲密关系、家庭、消费、职业等，在这些空间尺度里人们发展出许多性和性别策略。这个要素展示的是性别关系在这些场所中是如何被构建的，又是如何突破地理和身体界限的。我在研究中就发现，小姐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不同的性别形象，在不同的情境下演绎着不同的性别角色，比如在工作场所中展现的“既城又乡”的双面形象、“精明生意人”与“有文化的调情高手”形象，在家庭场景中呈现的“放荡人妻”、“骄傲的单亲妈妈”形象，还有“拳头加大刀的女权者”形象、“独立单身女性”形象等。在这样的形象构建中，她们不仅可能获得更多的物质报酬，还可能为自己争取了无形的利益——自信和自我权利的增加，至少是自我感受的正面增强。我认为，消费无疑也是一个赋权的场所，在消费中她们缩小了城乡的差别，扩大了自己的生活空间，通过消费妇女表达了自己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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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要素就是“主体性”，就是在特定的社会位置上人如何改变权力的流向，对外部社会条件施加力量（同上：447）。一个人有多大的主体性决定了他/她能从多大程度上利用他/她的资源去改变他/她的处境。马勒和佩莎认为主体性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指的就是上文所述的人们在自己特定的社会地位上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计划和实施改变的能力，是一种有意识的个人策略。但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人们处于同一弱势地位，一些人还是能比另一些人获得更多的改变。所以说人们拥有社会资源多少与他们能获取多大成功是有关联的，但并不是事情的全部，还取决于他们的自决与动力，即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想将不利转化为利好，将劣势转化为优势。马勒和佩莎将之称为“认知的能动性”（cognitive agency），包括人们的想象力、欲望等，这就是主体性的第二层含义（同上：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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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小姐并没有很多社会资源能用于改善她们作为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和作为小姐的生活状况，但这并不代表她们没有自主性和能动性。恰恰相反，在日常语言和实践中，如在亲密关系、消费、工作、购物、化妆、穿衣打扮等不同的情境中我们都能看到她们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就是认知性的，它未必会直接引致行为，但我们通过它更能了解行为和选择的发生。一个例子是，贫困似乎是这群女性辍学的合理解释，但很多女性在受访时提到更多的却不是没钱，而是对城市生活和现代化生活的向往和渴望，这是她们流动和进入性产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教育只是改变贫困生活的其中一种途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非最好的选择——家中负担过重，教育的性别歧视，农村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等，都使她们受教育困难重重。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看来不大，女人们往往选择到城市里闯荡见世面。然而当初辍学的时候她们未必就已经计划好要到城市里去，或要去当小姐赚钱，但她们的脑海里都有对城市更为现代化的生活的想象。如果我们撇开这种模糊的想象，恐怕就未必能完全理解她们在生活道路上的选择。是什么驱使女人们离开乡村，流动入城，进入性产业？那些看起来缺乏理性、冲动的、“得不偿失”的行动背后有着怎样的想法？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欲望和念想起到了怎样的驱动作用？这往往是我们探讨这一群人的生活经验时最容易忽略的部分，也是本研究最核心的一点——欲望（desire），是在马勒和佩莎原有叙述基础上所做的拓展，我将之独立出来作为一个要素分析。这一点是创新的、突破性的。认知的能动性能产生“无形的行动”（intangible actions），之所以说无形，是因为它未必会引起直接的行动，但是往往能解释一些微小的、无意识的、日常的想法或选择。欲望、梦想、对生活的期望等就有这样的属性，在理解女性生活经验的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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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和佩莎的这个框架凸显了社会位置、地理尺度和主体性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性，对于我们在城乡二元、人口高度流动、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探究性别经验和权力关系，在多重权力架构和作用下，在不同场域中理解小姐的生活经验和她们的自主性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本书要讲述的故事都将围绕这个框架展开，核心任务就是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中分析这群女性的主体性——什么构成了她们的主体性，她们又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主体性的。欲望成为贯穿整个框架的关键词，它镶嵌于人的主体性中（主体性产生于欲望，欲望驱动人前行），在不同的社会位置和地理尺度下得到多样的呈现、阐释和实现。本书的几个章节会分别探讨小姐的自我身份认知、情色实践、日常生活实践和生活策略与技巧，而这就是她们实践主体性的重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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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外文献的梳理，我意识到欲望和主体性是分析的重点。要理解小姐的生活选择和经验，首先我们应把她们当作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个人而非“特殊群体”看待。在珠三角这欲望之地，经济发展迅速，欲望和向往使人前行，鼓动着她们突破出身和社会地位的限制。本书将要探索这里的社会情境，看它如何影响人的生活，如何制造物质、性和情感欲望，如何使人计划、行动，而重点要考察的在于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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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群女性的自主性（计划与策略的能力）体现在哪里，比如，她们是如何决定到城市发展的，如何决定进入性产业做小姐的，如何学习生活技巧，又是如何发展新的关系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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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她们“认知的能动性”，比如，她们有着怎样的梦想，怎样寻求浪漫经验和性经验，怎样构建自己的新形象，如何为自己创造愉悦感受，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又是如何发展日常生活策略来满足身体、社会和情感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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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读者有更清楚的了解，我用一个架构图来展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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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女性身份认同与生活经验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