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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的时候，在我们村里面，那时候就学英语、学代数，我觉得学这些没用，我自己每天……哦，你没在农村生活过，你不知道在农村做些什么。每天在农村，割草啊、放牛呀，这些东西拿来都没用处，觉得有些文化就行了，就没有读书，就想出来，帮别人刷刷碗筷啊、打扫卫生呀，还有钱挣，还能买衣服。因为我们那时候，说实话，自懂事以来，一年当中，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新衣服穿，在我们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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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再继续念书的决定阿娟的理由是在农村念那么多书没用处，她希望看到的是生活中的即时变化，比如有钱能买新衣服或家电，而不是通过读书产生的持续但缓慢的改变——这显然要花上几倍的时间和资源，但她们家出不起，还不一定成功，事实上，成功的概率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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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和小何也像阿娟那样，把自己辍学归结为自己不愿意去学校，而不是因为家里太穷上不起学。小李20岁，在深圳一个夜总会坐台，家乡在江西。小何在广州郊区一个超大型小区做上门服务，访谈的时候她才18岁，是所有受访者中年龄最小的，老家在广西。这两个小姑娘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出来做事的时候，都说起了读书的事。小李说她们村里很少有女孩子会念完初中，小学念几年，能写会算，就已经挺不错的了。要是她去读书了，家里不仅要花钱，还少了个帮手。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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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正不会是个好学生，因为家那边的学校都没有读书的气氛。我就想，我读书成绩又不好，又不喜欢农村的生活，那为什么不出来看看有什么事做，反正待在家里也没什么用。我就不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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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何辍学几乎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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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不是很想读书。我成绩不好，也拿不到什么好分数，那我就没读了嘛。老师问问题我也不会回答，考试也不好，就不想再读了。我家里肯定想我读书的嘛，他们怕我找不到好的工作。现在找工作都要有学历的、有技术的，所以他们就担心，但我不后悔，反正我读书不好，那我为什么还要读呢？还不如早点出来见见世面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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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术业有专攻”，既然自己不擅长学习，就不必跟人家在这方面比，况且教育只是诸多路子中的一条，她可以另择别路，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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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叙述贫困的时候讲到了读书，但都没把贫困归结为辍学的原因，而是采取“主动”的方式，说放弃上学是自主选择。莹莹则不这么看。她认为自己之所以没念书就是因为家里穷。这个说法虽然在文献中很常见（Jacka，2006：121-122；Guo，2006），但在我的田野访谈中相当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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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莹在深圳一家夜总会坐台，她25岁，在这之前她做过保姆、茶楼地哩和部长[1]。韶关是广东经济较为薄弱的地区，她又长在农村，在莹莹眼中，那虽然是家乡，却是她和弟弟失去教育机会的地方——而对于他们来说这相当重要。莹莹已经念到了高中，这是她一直引以为傲的，因为一般干这个的女孩子教育水平都不高，在她所在的夜总会里，她是“最有文化的”，而她比起其他受访者也确实要好些，其他人大部分都只念到初中，年纪大些的只有小学学历，很多人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辍学了。莹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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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父母、弟弟住在韶关。韶关可能是全广东最穷的了。我爸在煤矿工作，我妈是村里学校的老师。我弟读书可好了，成绩好，又爱学习。如果不是我们家那么穷，他肯定能上大学的。他现在也在小学校当老师。唉，有时候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种地方显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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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没能继续读书耿耿于怀，很是惋惜，觉得自己的希望就断送了。她还让我一定要好好念书，因为我是“城里的孩子，条件要好多了”。她对农村一成不变的生活很是厌倦，家里穷，“想钱也没钱”，但她“想过舒服日子”，“想像城里女孩那样漂漂亮亮的”，所以她不得不很早就出来打工补贴家用。17岁的时候她到珠海当保姆，没多久又到了广州，这期间积累了一些人脉关系。一个酒楼的常客介绍她去了深圳的一个夜总会，也就是我见到她的那家，说工资较高，工作环境也较好，不用来来回回端盘子、收拾桌子、蹚厨房、扫剩菜。她先做了一段时间的洋酒推销，因为长相甜美、谈吐得体，很快就被一个妈咪纳入麾下，成了一名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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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莹鸭蛋脸，皮肤白皙，说起话来慢慢的、柔柔的，人看起来斯斯文文，按她的话说，“气质很重要”。她是聪明的，从她的谈吐、从她来城市的决定、从她日常分析事情的条理，都能看得出来，而这也是她引以为傲的，是读过书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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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教育没有用？我就觉得教育很有用！受过教育的人懂得多，做事更有能力，整个人都不一样的。现在的男人很挑剔的，他们喜欢的女人不仅要样子好看，他们还喜欢有品位的人。你读书多，就有品位，就有人喜欢。我现在觉得当初出来的决定很正确哦，既然不能上学了，就没必要待在家里。我读过了书，又出来了，在这里我就肯定比别的小姐机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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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她的“读书有用论”用出了“性意味”，这个文化资本成了“性资本”的一部分。莹莹觉得自己在一群以初中文化为主甚至小学文化的小姐中是“鹤立鸡群”，她高中文化程度的绝对优势能帮她赢得客户，因为自己无论穿着打扮还是讲话都“更有品位”、“更文雅”。她常常把头发整整齐齐梳成马尾，简单干净，还夹个细细的带水钻的发夹。我见她的几次她的衣着都颇为“密实”，比如白色花瓣领衬衫配黑色长裤、浅绿色背心连衣裙、深紫色蝴蝶领结衬衫配黑色西装裙等，加上耳垂上细细的圆形耳钉和脖子上的细项链，感觉像在写字楼工作的上班一族。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听着她柔声柔气的说话声，甚至觉得她像一个幼儿园老师，与夜总会灯红酒绿的场所颇有点格格不入，与别的穿吊带背心和短裙的女孩风格也不太一样。她有着自己的打扮心得，她觉得这样才能显示自己和别人的不同，“性感不是只有露”，穿成这样更能突出她的温柔与雅气。她把这也归结为读过书的好处。所以，读书很有用，能提升自己的吸引力，能带来客人，更能留住他们。读书的好处于莹莹来说不在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在她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及，教育的价值是在“面上”，在身体上，是一种用以交换别的资本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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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莹的“读书有用论”与别人的“读书无用论”在表面上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有趣的是，两者的核心都是寻求一条路以离开农村的贫困与无聊，获取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方式与更大的个人空间，而这条路，就是做小姐。当然，也有别的选择，比如做服务员、保姆或在工厂打工，这些都能解决温饱问题，也能积攒一点点钱寄送回家，但如果想实现现代化、都市化的目标，却显得有点无力。而且就工作舒适度和收入水平来说，都不如在卡拉OK、酒吧或夜总会上班。因此，在娱乐场所工作近年来也越来越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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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社会流动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了技术，就更容易在大城市找到工作并有一席之地，对于很多农村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在户籍制度下几乎是唯一一条向上流动的可能路径（Jacka，2006）。事实上，自古至今，读书对贫寒人家都是这么重要，以至于寒门学子不远万里赴京赶考，岁岁年年，直到高中。在人们的观念里，教育如同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一边是“落后”、“贫穷”、“愚昧”与“蛮荒”，另一边则通往“先进”、“富裕”、“文明”与“发达”，农村是前者的代表，而城市则是与之遥遥对望的另一极。这种城乡二元对立的想象在国家关于现代化建设的话语体系中更加凸显（Gaetano and Jacka，2004；Zheng，2004），人们倾其所有想尽办法往城市涌动，希冀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得一点果实。对于贫穷的家庭来说，让孩子念好书就成了这种希冀实现的唯一方式，只有通过教育这座桥梁才更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李春玲，2009）。然而，农村的教育条件不尽如人意，由于教育经费分配严重不平衡、教师资源匮乏而造成的缺少学校、校舍破旧、缺少课本、没有老师、没课可上等使农村孩子受教育困难重重。虽然我国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直至2006年国家推行新的义务教育政策前孩子读书仍需缴纳一定数量的课本费、学杂费、文具费用、住宿费或交通费用等，一学期几百块钱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杨琼，2003）。如果孩子有幸念完中学进入大学或大专，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项针对特困生的调查，2005年时贫困生占在校大学生的20%，特困生有5%～10%，他们要交的学杂费相当于贫困县里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张剑锋、刘英才、张太凌，2005）。[2]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之后，还有部分人面临找工作难的问题，就业质量不高，以非正规就业的“低地位”就业为主，平均工资较低，住房条件也不好（李胜强、李虹、金蕾莅，2011；豆小红、黄飞飞，2011；温卓毅、岳经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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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中投入的钱和时间与产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不成比例，毕业后向上流动机会较少，有代际继承的倾向，无法实现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想法。况且，许多农村家庭还没有经济能力供子女读到中学或以上，这条路显然不好走。女孩比男孩更缺乏教育机会，由于贫困，很多家庭不得不牺牲女孩上学的机会来保证她们的哥哥或弟弟能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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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一辈不同的是，年轻一辈并不认为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乃至家族的命运。它当然是一条路，但仅仅是其中一条，而且既花时间又不好走，还不保证回报。小何就说过，“成绩好能上大学然后留在城市工作的大概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吧”。所以教育并不是没有用，而是他们根本缺乏教育，被剥夺了良好教育、公平受教的机会，尤其对于女孩来说，教育体验更加贫乏。小姐们说教育无用，不爱读书，并非因为她们懒惰，不爱学习，其实是教育在农村不好用，因此对于她们来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贫困与艰苦在她们的叙述中并未过多体现，她们这样说强调的是在外出、入行等事件上的自主性，强调是她们自己决定不继续读书而不是被迫放弃，表达的是一种渴望摆脱繁重劳动、寻求新生活的意愿，以摆脱贫穷、被动、文化水平低、无技术的弱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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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可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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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惠的家乡在湖南益阳的一个乡村。那里没有工业，美惠形容“农民就是靠天吃饭，种的东西也不多，只是供自家吃喝”，所以几乎没有盈余。美惠有一个弟弟，做姐姐的除了要照顾他，还要帮家里种地，整天“除了看天就是看地，什么都不想”。她念完初二就没有再继续念书了，在家里务农，过了两年因为“不想再这样过下去就到了城里换换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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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惠到广州是千禧年，她跟朋友开玩笑说“要在千禧年让脑子进点新风”，所以她们决定要“出去闯世界”。那时她17岁，父母不赞同她外出打工，担心她太年轻会受欺负，而且城里环境复杂，她在外面没有经验去处理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但美惠觉得在农村找不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年轻的她又不爱干农活，待在家里是浪费时间、“浪费青春”，而青春恰恰就是她出去闯荡的资本。父母最终同意了，“内心不安分”的她就和同村的另一个女孩一起到了广州，先在手机店和服装店工作。在我跟她见面的时候，她在黄埔的一家休闲中心已经干了4年了。到休闲中心是朋友介绍的，说收入会比卖东西拿提成要好，也不用老站在那里费半天口舌也卖不出一件东西，弹性上班时间，工作场所环境也不错，美惠想想觉得挺好，就决定去试试看。她是从按摩师开始做起的，虽然开始的时候手按得发酸，“拿筷子都发抖，只能多吃鸡爪补补”，但觉得自己还是学到了一些技术。习惯了之后，她开始加服务内容，到后来就可以出台了。她几乎天天都开工，有时连例假的时候也做，有姐妹觉得她太拼了，但她觉得通过自己努力能赚多点钱，心里很乐意。她和中心的另一个女孩在休闲馆附近的城中村合租了一套房，条件不算好，装修很旧，水电煤气用得都不太方便，几乎没有楼距，光线不好，外面横满了各种电线，她却感觉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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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一般般吧，在城市里算可以了，总比在农村好。现在收入也不是很稳定嘛，又没什么保障，但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干什么还不都是那样。有时候我很庆幸自己出来了。什么事都是两面的嘛，看自己怎么看咯。在广州这里我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成熟了很多，毕竟我们做这个的接触的人多，也会有一点点关系。当然能做文员什么的更好啦。不过我也不介意，我也没念多少书。到时再看看怎样吧，反正现在还年轻，就可以什么都试试。不喜欢或干不下去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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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惠觉得因为年轻，所以可以尝试，找到自己觉得最适合的生活方式。年轻的时候身体好，也可以多拼拼，趁年轻多积累些钱和社会经验也许对将来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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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静是Bobo的同乡，也是她的好朋友，她到发廊做工也是Bobo介绍的。她们关系非常好，常聊天谈心，有什么高兴的不高兴的事都会一起说说。访谈的时候，阿静提起她们小时候的一件小事。那是她8岁的那年春节，Bobo的妈妈从省城南宁打工回家，买回了一些糖果带给孩子们过年，Bobo送了几颗给自己。阿静一接过那些糖就爱不释手，她剥开一颗橙子牛奶味的放进嘴里，立即被那种香甜味深深吸引。她形容“那时候真觉得是自己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真不舍得那么快就吃完”，她只好舔几下又拿出来，等到嘴里味道没有了又放进去舔几下，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糖果完全吃掉。糖纸花花绿绿的，上面印着橙子、苹果、菠萝的图案，阿静把它们折成小人，“就像穿着裙子的公主”，压在家里的一块砖下，晚上就拿出来看。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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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纸折的小人穿着公主裙，那时候觉得好漂亮哦！我都希望自己能有那样的衣服穿，我觉得公主就是那样的。我就想，南宁的人是不是总是能吃到这样的糖呢？他们是不是也能买到这样的衣服呢？那个春节我整个节都在想这个，老想着城市和城里人是怎样的。我很想快点长大，就可以出去看一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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