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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兰兰又在广州那个客户的安排下认识了一个专门通过海路“带小姐”到东南亚的女士，在她的帮助下到了新加坡，专门给一个老板服务。后来自己出来接了散客，据她说，“有新加坡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在一个临街的两三层楼上，很有东南亚风情的，楼梯都是木头的”。现在说起来她自己都觉得“很神奇，怎么会有那样的机会，还是真的！”她对我说：“如果你有机会，可以给我写一本书，我的经历足够你写一本书的！小姐里像我这样浸过洋水的人我觉得应该没有吧！”在新加坡被包养的这段时间她过得“跟人家老婆一样”，平日里基本就是在家里做做简单的家务，陪吃、陪喝、陪睡，没事的时候上街购物，走了很多著名的大商业街和小街市，吃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她说那段时间简直就像度假一样爽，“真恨不得自己以后都能这样”。她把这些经历归功于认识了广州那个客户，是他信任、赏识自己才有后面发生的一切。她说自己对新人总是强调人脉关系的重要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认识的那些人可能会给你怎样的帮助，有时候可能解决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有时候就走了大运”，但是一定要积累经验，看准人，不要随便相信人，以免上当受骗。我对她说“你的这些经验对我都很有用啊”，她说，中国社会就是讲究关系的，在这一点上，小姐和研究生一样，无论你干什么都好，认识人总比不认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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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娟也谈到了这一点，她认为认识多点人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不同的帮助。比如，她一直想赚钱回家乡开一家小火锅店，苦于不知道怎么获取更多资金支持，有一回她认识了一个银行的人，聊天的时候说起，那个人后来就帮她了解小额贷款和关于小微企业的贷款规定；她认识的一个在电脑城工作的客户帮她买了一台小的上网本；对她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她通过她的妈咪认识的一个朋友后来成为她比较好的朋友，知道她认识那个官员和怀孕生女的所有事情，不仅帮她安排各种事宜，还和她一起想出了“逸之”的名字。阿娟说“逸之”包含了她对女儿的所有想象和期望，那个朋友和她知心知底，让她很是感谢。我2006年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台北正在进行市长选举，没想到这居然成为我们的一个话题。阿娟问我选情如何以及各个政党的情况，我吃了一惊，问她：“你也关心这个呀？每天都有跟着新闻看吗？”她回答说，“这些东西多多少少都要知道一点的啊，外面发生什么事，有什么重要的新闻，这样跟别人聊起来，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感兴趣就有的说了”，客人也不喜欢跟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聊天。有一次聊完天后她对我说我是她认识的人里面读书最多的，她很高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要找我帮忙希望我不要忘了她。对于她的坦诚和“实用主义”我一点也没感到惊讶，我是她的其中一个信息来源，虽然我当时的职业和她的好像挨不着边，也没住在广州，但毕竟在她的城市生活里有着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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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通过各种关系熟悉城市运作与城市规则，她们从不同的人身上获取不同领域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与资源，并与一些“有用的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从中得到机会，开拓自己的路子。她们是从小城镇或农村来到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还背负着性产业从业人员的种种污名，在支持并不完善的环境中，要想有立足之地与发展机会，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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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表面都市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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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我发现，小姐们关于贫困与青春的叙述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对参与现代化的渴望。这个需要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性（sexual）、情感（emotional）上的（Rofel，2007）。她们渴望被纳入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快速为自己定位，而不是在快速起飞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或被遗忘或被利用或被抛离。与上一辈农民工不同的是，她们是在消费导向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不断接受着现代化与消费主义的影响（杨善华、朱伟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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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流动人口，她们没有当地户口，生活受到诸多限制。在工厂林立的珠三角，外来工比例很高，他们不断生产着与世界紧密关联的各种产品，包括高科技产品、通信设备、时尚衣物饰品、箱包等等，但这些物品从来与他们没有太多的关系，他们只是生产，却无法消费，还要承受工厂高压生活、频繁工伤、恶劣居住环境、低工资少保障带来的痛苦。潘毅笔下打工妹的梦魇是对此最好的刻画（潘毅，1999），富士康工厂的“连环跳”是现实生活中最血腥残酷压榨的体现。工厂一般坐落在城郊，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工人在严苛的宿舍劳动体制下被全面控制与异化（任焰、潘毅，2006），忙碌的生活使得他们除了睡觉根本无暇外出。打工者处在现代化边缘，没法实际体会改革带来的好处。劳动并没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严海蓉笔下的打工妹总是逃脱不了“属下阶层”的命运（Yan，2005）。对于女工来说她们更要面对三重歧视：在劳动密集、低技术低报酬低保障的同时还有性别歧视，而户籍限制带来的不便与歧视又增加了城市生活的困难与风险。城市人和外来人口的差距并不仅体现在一张暂住证上，关键体现在认可与权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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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小姐其实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成为都市人。她们没有社会资源，甚至没有居民身份，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她们原本的生活环境使她们难以接触外面的世界，更没法像城市很多同龄女性那样受良好教育、有稳定工作，甚至出国深造、有海外经历，做国际化公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跟城市的差距是她们生活中最大的困扰。对于这样的她们，怎么参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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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只有在“表面上”做功夫——她们实现现代化、都市化主体的欲望是通过生活中微小的表达来实现的，即通过日常的消费行为、外表管理和都市生活方式使自己成为年轻、性感、漂亮、独立、聪明的全新个人，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抓住一些城市生活的表征来重塑自己的性别形象，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正面的感受，因此这些表征物对于她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情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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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表征物关乎身体与外表的健美，比如化妆品、潮流服饰、高跟鞋、时尚杂志等。小姐们非常在意自己的身材和样貌，特别是在夜总会、酒店和KTV工作的小姐，她们花费在这些物品上的钱占到日常收入的1/3左右。她们买得最多的化妆品是唇膏、眼影、假睫毛、粉底和指甲油，买得最多的护肤品是美白保湿霜、面膜和身体磨砂膏。皮肤白皙是亚洲女性通行的审美倾向，是年轻、美貌的象征，也代表着生活品位、生活态度和阶层。生活中有“一白遮百丑”的说法。小姐们认为肤色白皙容易得到客人的青睐。受访的小姐说她们喜欢有美白功效的保湿霜、面膜等护肤品。一些基本的化妆配件包括假睫毛、假指甲、上托文胸、高跟鞋、时髦假发、迷你短裙和低领露背衫等。有一些服装是典型的“小姐”风格，比较暴露、性感，但小姐们认为这是娱乐场所的必需品，不管自己是什么风格都必须有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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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管理在城市年轻女性中非常普遍，但对于小姐而言有更大的象征意义。肤质和着装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象征，也是人们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志（Zheng，2003：157-158）。她们希望通过外表的打理摆脱“老土”的样子和品位，穿出城市风格，以免被客人和其他人嘲笑。同时，它也是她们各自间竞争的一个“武器”。衣服、饰品、美妆等其实在众多事物中相对来说是较容易得到的，小姐从消费中能较快体验到她们曾经觉得非常遥远的都市味道。这些物品不仅帮助她们从表面塑造了都市年轻、靓丽、性感的女性形象（郑天天，2003），更使她们在消费打扮中感到愉快和自信。这种正面感受削弱了流动、歧视带来的负面效应，而通过穿衣打扮她们也找到了城市生活的“切入点”。在竞争激烈的珠三角娱乐行业、性产业中，年轻貌美是赢得收入的必要门票。因此打扮不仅是表面功夫，它与生活态度、待人接物、建立关系、积累资本等一系列活动联系在一起，形塑着这群女性，是整个城市生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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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表征物关乎社会网络与信息的建立，包括手机、电脑、网络、电视媒体等，小姐借此获取更多的信息，建立更广的人际关系网，同时也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们常常谈论手机型号、套餐类型，也会上网看各种新闻以增加聊天的话题。这些都和日常消费有紧密关系。她们的手机里有各种客人的联系方式，对于这些重要的社会资源，她们会通过常打电话、发短信问候等方式与其中的一些客人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珠三角工厂林立，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往来频繁，夜总会等消费场所聚集了大量生意信息和人脉资源，因此很多女性把自己打造成“精明女生意人”的形象，穿插于其中，利用这些关系拓展她们的“业务”，这也是快速融入城市生活和都市文化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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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套表征物关乎日常生活方式，比如住有物管的小区楼房、在超市购物、去健身房、游泳、吃麦当劳、上网等。这些虽然算不上真正的福利，但至少从表面上给予了她们城市生活的方式和品位，因此都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这些日常生活实践确实带给她们方便、健康、安全、信息和现代化的良好体验，又为她们塑造着新的性别形象。通过这些小事她们拉近自己与城市的距离，实现着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使自己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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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只是表面象征，小姐们并未从真正意义上成为城市人，过上体面的有保障的城市生活，但无疑带给了她们正面的体验，让她们感觉在现代化过程中没有被完全抛弃，而是从现代化边缘向中心靠拢了一些。更有意思的是，这些表征物还告诉我们，要成为城市人不一定只能通过买房买车、获取城市户口、谋求福利保障的方式，在户籍制度下，一切都还是问题；在社会限制之下建立自信自尊，获得良好的自我体验不啻为一种另类的方式。从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言行举止上改变自己，打造一套新的性别、阶层和权力形象，即使只是表面的、暂时的，也是这群身无资源、身披污名的女人们作为社会微小的一分子在面对歧视的社会环境时所能作出的一种挣扎与反抗。她们只是想要分享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果实，不想被遗忘在现代化的边缘，而这些微小的日常行为帮助她们在重重困难与不可能之中找到了着力点，成为可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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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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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在小姐们的口中被描述成读书无用、缺乏城市体验和因经济状况引致的家庭矛盾，她们的解决方法是面对现实，趁年轻出去闯荡，尝试城市里不同的生活方式，年轻对于什么都没有的她们来说成为关键资源，它不仅意味着身体的活力，更意味着一个宝贵的能改变生活现状的时机。青春有限，必须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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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青春的讨论延续了五四运动以来发展出的新国家、新文化、新思维、新青年的精神。朝气蓬勃的青年是国家发展的支柱，新中国的命运与青年的命运相连，青年推动着历史的发展。“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春意味着希望，意味着能量，意味着明天。改革之初，面对着追赶发达国家的重任，到底要怎么发展，多快发展，有多少时间，是整个国家面对的问题。“与世界接轨”的话语是那个时期最强大、最流行的口号，在城市中掀起了壮阔波澜（Zhang，2000；陈义华、刘飞，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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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真在她关于中国电影和文学的文章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经济转型中女性青春呈现及其被传统标准“琐碎化”和重新“嵌入”的清晰图景。她认为国家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中重新定位的进程中产生出“赶超”的焦虑，而女性解放和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首要“标准”，性别化的“青春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女性身体和性别形象在“青春饭”话语中被重塑，反映了国家在长期的女性无性别化和牺牲女性青春之后急于补偿的欲望（Zhang，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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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汉森（Hanser，2005）也讨论过本质主义的性别话语对于城乡阶层差异的塑造和加剧。她在三个中国北方城市的零售和批发商场做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化、年轻的女性身体是被置于农村中年妇女身体之上的，前者象征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力，而后者被贬低为落后和低效。她的研究发现阶层是除了性别与性之外加剧服务行业不平等的因素，而阶层往往通过性别与性来塑造和体现。在中国向后社会主义迈进之时，本质主义的性与性别观念就被用于区隔社会主义时代，它掩盖了男女之间及女性之内的不平等。“青春饭”因其性化的女性特质和与现代化的关联，成为后社会主义的讽喻（Rofel，1999），它是服务行业中传递和固化阶层差异强有力的工具（Hanser，200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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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作为这种现代化发展浪潮下的一个特殊流动性劳动力人群，固然也在吃着“青春饭”，而且是更典型的“青春饭”——她们靠外表吃饭，靠身体吃饭，青春赋予的身体活力和外表是不可缺少的资本，没有了它这碗饭就吃不下去。然而青春苦短，竞争激烈，要想不被发展淘汰甚至在发展中立足，“青春饭”是要吃的，但要怎么吃，成为小姐面对的现实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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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打包销售”是她们创造出来的突围路径。她们认为青春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要炼制的——炼制的青春不仅包括身体条件，还包含着社会经验、人脉关系、生活技巧、观念和与性有关的知识与技巧。她们认为出来做这一行光年轻是不够的，还要懂得道理、规矩，会处理事情，要积累关系、丰富阅历，要懂得生活、更新观念，才有出路。她们利用不同的都市表征物把自己打造成时尚、漂亮、有吸引力的女性，以稳固城市男性顾客群体；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弱化了农村与城市的阶层差别，建立了自尊自信，帮助自己更快地在城市中找到一席之地，缩小差距。在“青春饭”的话语面前她们不再是被动的跟随者，而是翻转了青春这个表面化、不可持续的资本，使其成为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和文化资本。本书的最后一章将以更多故事继续探讨小姐利用青春、延续青春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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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物质追求就不再是这群女性流动到城市并进入性产业的唯一目的了，她们想要成为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主体。从她们对贫困和青春的叙述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个人寻求分享国家发展果实的急切：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国家要重新定位，经济形式和地区政策发生改变，消费文化正在产生，观念更新，在有限的时间内，要为自己创造机会，跟上发展的潮流，一步落后则步步落后。要做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主体不一定要得到实质的社会福利，而是在各种社会限制之中抓住生活中的每一点每一滴可用的资源，积攒能量，在日常生活中改变自己、表达自己，纵使没有资源，至少也能光鲜美丽，即便生活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改变，小姐们仍能体验城市的生活。她们的生活中有一种无处不在的自主性：当教育资源有限，教育不好用、不可用时，她们作出辍学的选择并强调这是自己的决定而非因贫困被迫辍学；当她们外出打工或直接进入性产业，她们认为这是自己在面对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时的自主选择，并且这是在当前情况下并不差的一条路，能帮助她们尝到现代化都市生活的便利与乐趣；当她们面对流动人口和“小姐”的双重污名时，她们通过改变自己的身体形象、生活习惯、居住条件等来减轻标签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使自己得到情绪的缓和与自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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