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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很多日常实践和自我实践都与消费有关。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和流动女性的消费，因其“解放”、“从落后到进步”的性质被视为国家现代化的象征（Zhang，2000；Pun，2003；Zheng，2003；Jacka，2005；杨善华、朱伟志，2006）。大众媒体不遗余力地渲染着充满本质主义色彩的性别与性话语，又以此放大城乡差别（Zhao，1999；华颖，2004；Hanser，2005）。比如，农村妇女常被形容成“土气”、“傻气”、“没文化”、“粗俗”，而城市女性则常与“时尚”、“精明”、“知性”、“温柔”等相连，意味着更大的“解放”与进步，前者则还是落后的代表（Yan，2005a：82）。在2006年，大连市妇联甚至还有将女性划分三等的做法，知识女性位于最上，城市女性位列中间，而农村女性位列最后。[4]在过去的十来年间，电视、广播、网站等兴起了一股“美丽经济”浪潮，不仅美容、整容等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且各类标榜青春的选秀节目也开始流行起来，全国上下都沉浸于新的造星热中。各地青年热衷于参加诸如歌唱、舞蹈、智力竞赛、相亲等真人秀节目，比如最热门的《超级女声》造就了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等，“好声音”、“好舞蹈”等“好”字号，“中国梦想”、“梦想秀”等“梦”字号及《快乐男声》、《快乐女声》等“快乐”字号节目都使一些人一夜成名，从普普通通的男生女生变成了风靡大众的偶像人物。他们的长相、衣装与语言、行为方式都表达着新的时尚、青春与思维方式，激发了人们关于性别与青春的新观念，比如李宇春、周笔畅等的出名就曾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一股“中性”热，从外表到内里推动了时装、发型、妆容的中性，姐妹、兄弟之间的同性情谊（即网络语言“好基友”表达的内涵）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互联网亦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年轻男女的成名梦，网络推手们通过各种营销手段成就了“天仙妹妹”、“芙蓉姐姐”、“奶茶”、“凤姐”“papi酱”等一系列网络偶像。青春、脸蛋、身段和一些或励志或雷人的故事和桥段包装了这些成名梦，使当事人获得了高名气、高收入和众多的商业、出国、深造机会，这类现象的出现和持续一方面是当下流行的自力更生、善用机会等社会话语和消费主义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反过来促进了这些社会话语与观念的发展（张继兰、李良中，2006；朱莱、王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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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有了与父辈不一样的追求：父辈的目标是挣钱养活一家人，而新一代的理想还包括走出去看世界和接触新风尚（王春光，2001；Gaetano and Jacka，2004）。我接触过的小姐们也怀揣着居住在大城市的梦想，她们不断地暴露于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之中，接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相较于她们的上一辈，她们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居住环境、信息获得和自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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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以形形色色的形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假日经济、信用卡消费、房地产发展、电子商务等。近年来出现的“双十一”、“双十二”、“购物大趴”等各种购物节、消费热说明，大大小小的日子都被装点成适宜消费的日子；各类电商、网站的流行带动了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低廉的价格刺激了钱袋子不甚充实的年轻人的消费欲望；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各种支付方式的完善更使消费成了在手心中点击就能完成的茶余饭后之事。这个浩大的整体工程中唯一需要的就是有消费欲望的个人：人们通过消费带出和增加他们的价值，成为消费公民（Pun，2003：474）。消费是在一切不易中一条相对较易之路，从农村出来的打工妹们在如此强烈的国家主导的消费革命中也被卷入了资本再生产及消费互相作用的链条中，努力消除着身上的农村印记和伴行的污名（同上：472）。然而新的阶层就此形成，新中产阶层有强大的消费能力，也正在消费中稳固自己的地位，而农民工、下岗工人、城市底层这些努力在这个过程不被异化的阶层与之差距越来越大。打工妹一心通过消费跨越这道鸿沟，作为生产者却在消费中被不断贬低，被排除在城市生活之外。潘毅的分析是一幅令人震撼却无望的图景，震撼是因为我们猛然发现消费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力量，在它的驱动下人们不惜“冒险”来到城市，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为追赶处于更高社会阶层的人们进行着“自我革命”；无望是因为无论打工妹如何努力，都逾越不了阶层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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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指出消费是一种自我技术（Pun，2003：472），但她没有继续分析这个技术的其他“组件”。在以个人选择和个人成就量度社会身份与地位，以个人消费模式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时代里（Fleischer，2007；Hopkins，2007），小姐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日常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复杂的自我、性别身份和欲望，在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上一章与本章的资料帮助我梳理出小姐实现自我、改写自我的三个途径，亦即自我技术的三个“组件”——外表管理、获取都市生活经验及情色实践，而这些都以消费为媒介。几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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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小姐”实现都市化、现代化主体欲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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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不是被迫要成为都市化公民，不是被动的国家权力的接受者，自我技术也不是与国家权力相对的两极化概念。国家通过消费行为在生产和分配领域创造了新的有钱有权阶层，他们有自己的消费趣味，同时操纵、影响着他人模仿与复制这样的趣味，以巩固自己的阶层地位及稳固国家刺激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宏愿；但我认为个人对现代化有着各自的理解与期待，对如何实现自己理解中的现代化也有着自己的步伐与方式。缺乏社会资源的人虽然走了一条与主流不同的蹊径，但无疑也在进行着他们的现代化，其中的自主性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这种自主性是微小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悄然无声，但是聚少成多。小姐除了青春（有些也已经失去）、身体和性外，没有其他可用的资源，要对抗阶层分化、身份污名和克服现实生活困难，实现自己成为现代化和都市化主体的欲望，只能通过日常中微小的自我实践，通过自尊自信与自我形象的提升来达成。“自我感觉良好”无形中让她们更新了性别意识，形成了新的性别观念和性别实践，从而成为她们的性资本，以对抗生活中的各种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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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粤语方言和习语中“地哩”是指茶楼、酒楼负责送菜、收拾碗碟、斟茶加水等在楼面走动的服务人员，而“部长”指的是负责点菜、结账和协调各方面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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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详见新华网2005年8月10日报道《我国首次调查特困生 大学学费相当农民35年收入》，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8/10/content_33344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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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2014年5月6日发布的关于2010年调查分析的网页内容，网址http：//www.womanconsumer.com.cn/article-detail-id-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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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是一篇署名为张运东的于2006年登于大连市妇女联合会网站的文章，题为《关于妇女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后登于《中国妇运》2007年第1期，第3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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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第六章 “性工作”、工作和做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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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工作。我都不觉得自己有做什么。反正有时候就觉得好玩。就好像有一次一个老板叫我去他那里跳舞，他知道我跳得好嘛。他给了我一条蛇，问我敢不敢带着蛇跳。哇，我吓了一跳，好大的一条蛇。但是他告诉我那条蛇是驯过的嘛，很乖，不咬人。我试了一下放在脖子上，凉凉的。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就去他那里练了几天，然后就在他那里表演给客人看。平时没事干的时候我就去朋友那里打麻将、看电视，吃吃喝喝吧反正，玩到晚上差不多10点就准备出去。不过出不出去也是随我自己的，不高兴我就不做，待在家里睡觉。像这样怎么会是一种工作呢，工作肯定不是这样的，要有固定收入啊、固定的工作时间啊，不是这么随便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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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站街女小宋聊起当小姐是不是一份工作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回答我的。她强调做这个就是“好玩”，而且站街比较随心所欲，不是她心目中“工作”应该有的样子。在我接触的小姐中持有类似观点的是大多数，也表明了她们对现在“这份工”的理解。对于娼妓这个人群，学术界和行动派倡导和运动的目标常常是赋予合法身份和工作的权利，那么这和小姐自己的愿望是否相符？小姐们自己是怎么想的？她们想要的是什么？她们认为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在珠三角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她们如何理解“小姐”的称呼？又是如何理解“性工作”，如何看待“性工作者”这个称呼的？她们心目中的工作是怎样的，对工作的期待如何？在自我身份的问题上她们又如何挑战了我们对于“工作”的观念？这些就是本章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从她们的角度去理解这些问题对于厘清权利运动的基本方向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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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170315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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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她们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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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作的概念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体制内”的工作是唯一的工作方式，工作与单位密不可分。能找到一个单位，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知识、技能、劳力是个人的荣耀，那时的工作往往不计回报，讲贡献、讲付出，且以生产、建设的工人为上。这样的意识形态对几代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其中一个重要影响便是在“工作”领域：铁饭碗被打破了，单位制度开始动摇，私营经济和集体企业开始活跃，有些单位没能顺利转型而倒闭，失业开始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开始形成，个体经营开始萌芽，劳动力市场复杂化。工人和国有企业、单位的形象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高大上，也不再意味着收入、住房、儿童教育、退休养老和医疗方面的稳定和保障。住房、养老、医疗开始走市场化路线。事实上，工人的生活经历了巨大变化，他们成了“下岗工人”，50岁不到就无事可做，有的还要领低保，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的同时，经济地位、社会形象、福利保障等都一落千丈。进入新千年以后，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就业愈加困难。金融危机后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要走转型的道路，对农民工的需求减少；而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工入城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促使政府开始反思鼓励农民出城打工的政策，发出农民工回乡就业、就近就业的号召。社会开始鼓励自主创业，银行、工商等相关部门为小微企业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创业。进央企、国企、事业单位工作只是诸多选择的其中一部分，外企、私企、民企、小微企业近年来渐受青睐。年轻人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工作时间灵活，限制少，自主性高，有更多施展才华、体现自我价值的空间的就业形式，包括自主创业，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和选择。实际上“打工”这个词本身就体现了“体制内就业”之外的别种选择，它随着其他就业形式的浮现而兴起，弱化甚至隐去了个人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色彩，凸显了劳方和资方的相互关系。我们应把小姐对于工作的理解和期待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考虑，如同很多年轻人一样，她们并不认为自己现在做的是一个工作，而只是生命中一个暂时的过渡。罗丽莎在其对杭州纺织和制衣厂年轻工人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Rofel，199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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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娼妓是否可视为一份工作尚存争论。中国的研究中也泾渭分明地形成了两大派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卖淫是资本主义腐朽的体现，应彻底消除；另一些学者则倡导“性工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工薪劳动，与其他工种无异，受物质和经济需要驱动。但现有文献对性产业女性从业者的多重现实关注不足。首先，这群女性进入性产业后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的。其次，她们进入性产业的驱动因素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再次，“性工作者”标签有可能带来怎样的社会污名；这群妇女自身是如何理解这个“名头”的，她们对自己的这份“工”又是如何看待的。最后，一个看似简单的命名问题如何反映了农村流动到城市尤其是进入性产业的女性的欲望。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与分析。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互相交织，影响了她们对自我和对工作的理解，而这些都应置于更广阔的人口流动与性产业发展的背景之下去分析。现有研究较少从从业妇女的角度去讨论工作的内涵，使我们对其生活和欲望了解不足。起源于西方的“性工作者”提法表达的是西方学者和行动者的学术及运动意愿，但全球各处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非常不同，人口流动状况各异，性产业劳动力增长与形式也各不相同，远比一个统一的名称或框架所能倡导的方向复杂得多。因此，要放在中国的社会框架下讨论需要更多的考量，直接挪用容易出现学术与现实的裂痕，造成学者的“一厢情愿”与对从业妇女的另一种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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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强调妇女自身的声音和经验。江绍祺建议跳出“性工作者”和“性受害者”二元对立的框架，把从业者视为独立的“个体”（Kong，2006：413），并从“以女性为中心的生命经验”角度出发，聚焦从业女性进行“微小抗争”（micro resistance）的日常生活和自我实践（同上：428）。这是回归研究从业女性日常生活的起点，毕竟她们“对直接质疑法律、组织对抗性的劳工运动漠不关心”（同上：426），也是能动性在特定环境和生活空间下如何得以表达、思考女性作为主体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选择的重要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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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就先呈现受访者自己对于“自己正在做什么”这个问题的说法。表1表明了她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应，同时也显示了不同环境、工种的小姐感受和体会上的区别，比如，“做生意”这个类别之下有66.7%的人是在夜总会的，占绝大多数，从另一角度去看，在夜总会做事的小姐中有36.4%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在“做生意”；“玩”这个类别下38.5%的人都是站街小姐或上门服务的，反过来，站街、上门的群体中83.3%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在“玩”。在本章中我将会进一步阐述性产业不同的组织形式，包括场地环境、工作要求，小姐习惯、主观感受，有无滥药、烟酒瘾等如何影响她们对“工作”的理解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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