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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套表征物关乎日常生活方式，比如住有物管的小区楼房、在超市购物、去健身房、游泳、吃麦当劳、上网等。这些虽然算不上真正的福利，但至少从表面上给予了她们城市生活的方式和品位，因此都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这些日常生活实践确实带给她们方便、健康、安全、信息和现代化的良好体验，又为她们塑造着新的性别形象。通过这些小事她们拉近自己与城市的距离，实现着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使自己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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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只是表面象征，小姐们并未从真正意义上成为城市人，过上体面的有保障的城市生活，但无疑带给了她们正面的体验，让她们感觉在现代化过程中没有被完全抛弃，而是从现代化边缘向中心靠拢了一些。更有意思的是，这些表征物还告诉我们，要成为城市人不一定只能通过买房买车、获取城市户口、谋求福利保障的方式，在户籍制度下，一切都还是问题；在社会限制之下建立自信自尊，获得良好的自我体验不啻为一种另类的方式。从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言行举止上改变自己，打造一套新的性别、阶层和权力形象，即使只是表面的、暂时的，也是这群身无资源、身披污名的女人们作为社会微小的一分子在面对歧视的社会环境时所能作出的一种挣扎与反抗。她们只是想要分享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果实，不想被遗忘在现代化的边缘，而这些微小的日常行为帮助她们在重重困难与不可能之中找到了着力点，成为可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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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170315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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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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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在小姐们的口中被描述成读书无用、缺乏城市体验和因经济状况引致的家庭矛盾，她们的解决方法是面对现实，趁年轻出去闯荡，尝试城市里不同的生活方式，年轻对于什么都没有的她们来说成为关键资源，它不仅意味着身体的活力，更意味着一个宝贵的能改变生活现状的时机。青春有限，必须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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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青春的讨论延续了五四运动以来发展出的新国家、新文化、新思维、新青年的精神。朝气蓬勃的青年是国家发展的支柱，新中国的命运与青年的命运相连，青年推动着历史的发展。“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春意味着希望，意味着能量，意味着明天。改革之初，面对着追赶发达国家的重任，到底要怎么发展，多快发展，有多少时间，是整个国家面对的问题。“与世界接轨”的话语是那个时期最强大、最流行的口号，在城市中掀起了壮阔波澜（Zhang，2000；陈义华、刘飞，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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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真在她关于中国电影和文学的文章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经济转型中女性青春呈现及其被传统标准“琐碎化”和重新“嵌入”的清晰图景。她认为国家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中重新定位的进程中产生出“赶超”的焦虑，而女性解放和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首要“标准”，性别化的“青春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女性身体和性别形象在“青春饭”话语中被重塑，反映了国家在长期的女性无性别化和牺牲女性青春之后急于补偿的欲望（Zhang，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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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汉森（Hanser，2005）也讨论过本质主义的性别话语对于城乡阶层差异的塑造和加剧。她在三个中国北方城市的零售和批发商场做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化、年轻的女性身体是被置于农村中年妇女身体之上的，前者象征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力，而后者被贬低为落后和低效。她的研究发现阶层是除了性别与性之外加剧服务行业不平等的因素，而阶层往往通过性别与性来塑造和体现。在中国向后社会主义迈进之时，本质主义的性与性别观念就被用于区隔社会主义时代，它掩盖了男女之间及女性之内的不平等。“青春饭”因其性化的女性特质和与现代化的关联，成为后社会主义的讽喻（Rofel，1999），它是服务行业中传递和固化阶层差异强有力的工具（Hanser，200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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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作为这种现代化发展浪潮下的一个特殊流动性劳动力人群，固然也在吃着“青春饭”，而且是更典型的“青春饭”——她们靠外表吃饭，靠身体吃饭，青春赋予的身体活力和外表是不可缺少的资本，没有了它这碗饭就吃不下去。然而青春苦短，竞争激烈，要想不被发展淘汰甚至在发展中立足，“青春饭”是要吃的，但要怎么吃，成为小姐面对的现实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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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打包销售”是她们创造出来的突围路径。她们认为青春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要炼制的——炼制的青春不仅包括身体条件，还包含着社会经验、人脉关系、生活技巧、观念和与性有关的知识与技巧。她们认为出来做这一行光年轻是不够的，还要懂得道理、规矩，会处理事情，要积累关系、丰富阅历，要懂得生活、更新观念，才有出路。她们利用不同的都市表征物把自己打造成时尚、漂亮、有吸引力的女性，以稳固城市男性顾客群体；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弱化了农村与城市的阶层差别，建立了自尊自信，帮助自己更快地在城市中找到一席之地，缩小差距。在“青春饭”的话语面前她们不再是被动的跟随者，而是翻转了青春这个表面化、不可持续的资本，使其成为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和文化资本。本书的最后一章将以更多故事继续探讨小姐利用青春、延续青春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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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物质追求就不再是这群女性流动到城市并进入性产业的唯一目的了，她们想要成为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主体。从她们对贫困和青春的叙述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个人寻求分享国家发展果实的急切：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国家要重新定位，经济形式和地区政策发生改变，消费文化正在产生，观念更新，在有限的时间内，要为自己创造机会，跟上发展的潮流，一步落后则步步落后。要做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主体不一定要得到实质的社会福利，而是在各种社会限制之中抓住生活中的每一点每一滴可用的资源，积攒能量，在日常生活中改变自己、表达自己，纵使没有资源，至少也能光鲜美丽，即便生活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改变，小姐们仍能体验城市的生活。她们的生活中有一种无处不在的自主性：当教育资源有限，教育不好用、不可用时，她们作出辍学的选择并强调这是自己的决定而非因贫困被迫辍学；当她们外出打工或直接进入性产业，她们认为这是自己在面对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时的自主选择，并且这是在当前情况下并不差的一条路，能帮助她们尝到现代化都市生活的便利与乐趣；当她们面对流动人口和“小姐”的双重污名时，她们通过改变自己的身体形象、生活习惯、居住条件等来减轻标签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使自己得到情绪的缓和与自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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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很多日常实践和自我实践都与消费有关。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和流动女性的消费，因其“解放”、“从落后到进步”的性质被视为国家现代化的象征（Zhang，2000；Pun，2003；Zheng，2003；Jacka，2005；杨善华、朱伟志，2006）。大众媒体不遗余力地渲染着充满本质主义色彩的性别与性话语，又以此放大城乡差别（Zhao，1999；华颖，2004；Hanser，2005）。比如，农村妇女常被形容成“土气”、“傻气”、“没文化”、“粗俗”，而城市女性则常与“时尚”、“精明”、“知性”、“温柔”等相连，意味着更大的“解放”与进步，前者则还是落后的代表（Yan，2005a：82）。在2006年，大连市妇联甚至还有将女性划分三等的做法，知识女性位于最上，城市女性位列中间，而农村女性位列最后。[4]在过去的十来年间，电视、广播、网站等兴起了一股“美丽经济”浪潮，不仅美容、整容等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且各类标榜青春的选秀节目也开始流行起来，全国上下都沉浸于新的造星热中。各地青年热衷于参加诸如歌唱、舞蹈、智力竞赛、相亲等真人秀节目，比如最热门的《超级女声》造就了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等，“好声音”、“好舞蹈”等“好”字号，“中国梦想”、“梦想秀”等“梦”字号及《快乐男声》、《快乐女声》等“快乐”字号节目都使一些人一夜成名，从普普通通的男生女生变成了风靡大众的偶像人物。他们的长相、衣装与语言、行为方式都表达着新的时尚、青春与思维方式，激发了人们关于性别与青春的新观念，比如李宇春、周笔畅等的出名就曾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一股“中性”热，从外表到内里推动了时装、发型、妆容的中性，姐妹、兄弟之间的同性情谊（即网络语言“好基友”表达的内涵）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互联网亦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年轻男女的成名梦，网络推手们通过各种营销手段成就了“天仙妹妹”、“芙蓉姐姐”、“奶茶”、“凤姐”“papi酱”等一系列网络偶像。青春、脸蛋、身段和一些或励志或雷人的故事和桥段包装了这些成名梦，使当事人获得了高名气、高收入和众多的商业、出国、深造机会，这类现象的出现和持续一方面是当下流行的自力更生、善用机会等社会话语和消费主义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反过来促进了这些社会话语与观念的发展（张继兰、李良中，2006；朱莱、王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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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有了与父辈不一样的追求：父辈的目标是挣钱养活一家人，而新一代的理想还包括走出去看世界和接触新风尚（王春光，2001；Gaetano and Jacka，2004）。我接触过的小姐们也怀揣着居住在大城市的梦想，她们不断地暴露于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之中，接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相较于她们的上一辈，她们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居住环境、信息获得和自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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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以形形色色的形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假日经济、信用卡消费、房地产发展、电子商务等。近年来出现的“双十一”、“双十二”、“购物大趴”等各种购物节、消费热说明，大大小小的日子都被装点成适宜消费的日子；各类电商、网站的流行带动了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低廉的价格刺激了钱袋子不甚充实的年轻人的消费欲望；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各种支付方式的完善更使消费成了在手心中点击就能完成的茶余饭后之事。这个浩大的整体工程中唯一需要的就是有消费欲望的个人：人们通过消费带出和增加他们的价值，成为消费公民（Pun，2003：474）。消费是在一切不易中一条相对较易之路，从农村出来的打工妹们在如此强烈的国家主导的消费革命中也被卷入了资本再生产及消费互相作用的链条中，努力消除着身上的农村印记和伴行的污名（同上：472）。然而新的阶层就此形成，新中产阶层有强大的消费能力，也正在消费中稳固自己的地位，而农民工、下岗工人、城市底层这些努力在这个过程不被异化的阶层与之差距越来越大。打工妹一心通过消费跨越这道鸿沟，作为生产者却在消费中被不断贬低，被排除在城市生活之外。潘毅的分析是一幅令人震撼却无望的图景，震撼是因为我们猛然发现消费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力量，在它的驱动下人们不惜“冒险”来到城市，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为追赶处于更高社会阶层的人们进行着“自我革命”；无望是因为无论打工妹如何努力，都逾越不了阶层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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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指出消费是一种自我技术（Pun，2003：472），但她没有继续分析这个技术的其他“组件”。在以个人选择和个人成就量度社会身份与地位，以个人消费模式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时代里（Fleischer，2007；Hopkins，2007），小姐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日常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复杂的自我、性别身份和欲望，在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上一章与本章的资料帮助我梳理出小姐实现自我、改写自我的三个途径，亦即自我技术的三个“组件”——外表管理、获取都市生活经验及情色实践，而这些都以消费为媒介。几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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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小姐”实现都市化、现代化主体欲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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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不是被迫要成为都市化公民，不是被动的国家权力的接受者，自我技术也不是与国家权力相对的两极化概念。国家通过消费行为在生产和分配领域创造了新的有钱有权阶层，他们有自己的消费趣味，同时操纵、影响着他人模仿与复制这样的趣味，以巩固自己的阶层地位及稳固国家刺激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宏愿；但我认为个人对现代化有着各自的理解与期待，对如何实现自己理解中的现代化也有着自己的步伐与方式。缺乏社会资源的人虽然走了一条与主流不同的蹊径，但无疑也在进行着他们的现代化，其中的自主性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这种自主性是微小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悄然无声，但是聚少成多。小姐除了青春（有些也已经失去）、身体和性外，没有其他可用的资源，要对抗阶层分化、身份污名和克服现实生活困难，实现自己成为现代化和都市化主体的欲望，只能通过日常中微小的自我实践，通过自尊自信与自我形象的提升来达成。“自我感觉良好”无形中让她们更新了性别意识，形成了新的性别观念和性别实践，从而成为她们的性资本，以对抗生活中的各种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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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粤语方言和习语中“地哩”是指茶楼、酒楼负责送菜、收拾碗碟、斟茶加水等在楼面走动的服务人员，而“部长”指的是负责点菜、结账和协调各方面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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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详见新华网2005年8月10日报道《我国首次调查特困生 大学学费相当农民35年收入》，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8/10/content_33344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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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2014年5月6日发布的关于2010年调查分析的网页内容，网址http：//www.womanconsumer.com.cn/article-detail-id-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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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是一篇署名为张运东的于2006年登于大连市妇女联合会网站的文章，题为《关于妇女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后登于《中国妇运》2007年第1期，第3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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