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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小时候跟长大了的区别就是小时候无忧无虑，只知道玩，大了就会看到别人跟自己的不同，然后立下目标去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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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兰说，青春在她眼里就是“一面照到现实的镜子”，见了、听了就会有比较，有比较内心就会求变，她们村子里大多数年轻人都选择了外出城市打工。年轻人目睹自己的父母辈脸朝黄土背朝天，起早摸黑、勤勤苦苦，但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不到50岁看上去就像六七十的人，脸上手上全是一条条的筋、一条条的皱纹”。大家陆续出去打工，带来了城市里的新鲜事物，从学校、广播、电视等媒体中也可以了解到外面的世界。随着信息量的增加，年轻一辈的生活中信息与资讯变得日益重要，与老一辈相比他们更加关注自我，对乡土也没有像父母辈、祖父母辈那样的感情，务农失去了吸引力，只想出去见世面。而一些政府政策鼓励农民外出务工，推动了他们向城市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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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则强调了她理解的现实——在消费很高的大城市里没钱是件痛苦的事情，贫穷的污名在她心目中有时要大于小姐的污名。当自己为了站街挣钱而感到自卑的时候，她就这样安慰和调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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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想一想，现在这个年代嘛，有钱在口袋里才是真的，管你钱从哪里来，其实都一样啊。然后慢慢地，就不会特别难受，偶尔还是会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年代是很现实的，一天不挣钱你就没地方吃饭、没地方住，别人看不起小姐，但是你在大街上没饭吃的时候谁会可怜你？！谁也不会理你，一块钱也不会给你。你看那么多乞丐。所以就不用去想那么多。有钱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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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年25岁，在小姐群里不算很年轻了，所以青春有限，她对改变自己的生活感到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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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静小时候的糖纸公主之梦在她长大之后变得现实起来，要帮补家计，她要么就在村里的一个橡胶作坊帮忙，要么就到城里打工。两条路都有不好的地方，她既不想留在村里，外出到城市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又有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她最终说服自己和家里，到城市去至少还能看一下外面是怎样的，父母已在广西老家待了一辈子，连火车都没坐过，阿静不想重复这样的生活。她联系了Bobo，到了广州，不久之后就做了发廊“小姐”，然后又跳到了一家夜总会。讲起自己初来乍到的那几个月，阿静还是很有感触。她在广州除了Bobo之外没有朋友，每个人对于她来说都是陌生人，租的房子那里邻居间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全是不认识的人，互相也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在城里生活一点也不轻松，连买菜购物都要重新学习。在发廊里和别的小姐也存在竞争关系，大家既不能太生疏，又不可能走得太近。后来到了夜总会，还要学习跟妈咪相处，要讨好她们多拉生意，但如果关系太好又会遭到别的女孩排斥，“说你是马屁精”之类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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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的那段时间觉得很艰难，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要习惯。但后来慢慢地，Bobo也说我嘛，我就感受到城市生活的一些好处，比如很多东西是原来不知道的，现在都见过了，人也变开放了、聪明了。现在别人肯定也不能欺负我了。就算我要回农村去，人家也不会笑话我年轻不懂事，我都见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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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教会了她如何尽快适应陌生环境，把握时间和身边的资源，积累经验。王娜和姐姐也有类似的体会。她俩结婚早，对于以前的经历王娜说自己“像个小孩那样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生活，很多时候只是胡闹”。王娜在到广州前干过保险销售，每个月的收入也不稳定。姐姐跟她谈以后的打算，她们都觉得待在家里跟自己的丈夫过没有安全感，要是靠自己的话兴许还能有些改变。姐姐说，继续这样生活好像没有了意义，如果还不谋动，她们很快就会成为30多岁的主妇，围着孩子，没有丈夫的支持和力量，孤军奋战，没有出路。想到自己爱玩的老公和没有目标的生活现状，王娜决定跟着姐姐到广州去碰碰运气。她长了一张娃娃脸，看起来比实际更年轻，但当面对“生意”的时候她却显得很成熟。当初她决定到广州做小姐还有一个原因，这是她对比小姐和保险推销两份工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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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保险我还是有点经验的，怎么跟客户打交道啦那些，但我分析了一下，做那个没什么前景，过几年也许还是那样。我觉得我姐说的在夜总会的工作也很类似保险推销的，都是跟人打交道，拉客户，所以我就决定出来。生活就是这样，无论你做什么，能赚到钱就是真的。我不管人家怎么说，我是很实际的。我现在二十几岁，前面还有很长的路，所以我要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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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现实”对于小姐来说有两层意义。第一，它意味着农村生活与城市之间的区别，这种差异在消费主义和物质至上的社会环境中被强化与放大。当她们意识到贫困与机会缺乏可能造成生活停滞不前时她们选择了离开乡村到城市，以期有更大的视野与更多的个人机会，这时自己的体会与选择往往大于家人的意见。第二层意义则与她们在城市里的生活经验有关。高物价、高生活成本、“工作”环境复杂、流动人口歧视、缺乏配套的社会权利等，都是她们作为女性流动人口和小姐必然面对的困难。她们必须非常努力，通过自己的能力在城市中找到立足之地，才能逐渐实现自己过得更好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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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建立人脉关系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成败的关键作用，有时候还能完全改变命运。26岁的兰兰年纪轻轻已经做了近7年的小姐，应该是我接触过的小姐里运用关系最为成功的人，她的经历近乎“传奇”。当她在成都一个休闲中心做按摩女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专业学院的老师，她一向想上夜校学习，遇到这个人后她觉得是个好机会，于是特别勤快，给他按摩的时候常免费加钟，问前问后，对于他的喜好也记得一清二楚，还常常和他聊天，谈自己的生活和想法。这给那位老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觉得她“人又漂亮，又肯做，又上进”，就给她介绍了一家培训学校的电脑课程。兰兰很开心，她第一次成功用她的服务和交际手法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上了培训课程后，她大开眼界，虽然她承认自己“其实没学到多少东西，很多都听不懂，也没想好学了之后要干什么”，但这无疑让她接触到了这个行业以外的世界，懂得了电脑的功能，知道了上网，为以后的生活打下了基础。她开始更留意身边的客人，观察他们的言行，记住各人的喜恶，努力建立起更多像和那位老师那样的“有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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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她到沿海和更大的夜总会，她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为人也越来越圆滑，她说自己“很能讨好客人，人家要怎么样，就算（自己）心里不喜欢也从来不直接拒绝，话都说得很好听”，所以客人们很喜欢。其中有一个包养了她一段时间的客人在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有熟人，说可以介绍她去走走、看看。开始她没放在心上，觉得那都是人家逗她随便说说的，后来那个人问了她好几次，她就开始想了，反正现在已经是做小姐了，去那里也是做这个就没有什么损失，还可以开眼界，“出境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居然有人给我机会”，她就答应了。兰兰对怎么出去的、办过什么手续都没什么概念，就记得回家乡一趟办了个护照，很多事都是那个客人帮忙搞定的，他要她提供什么她就照办，只要自己有。过了半年左右，她就坐上了从广州去香港的大巴，在旺角一家夜总会干了几个月。她知道我住在香港，就跟我说“就是那些挂着灯牌写着什么北姑俄罗斯妹的”，介绍她去的那个客人就是那里老板的一个铁哥们。香港灯红酒绿的生活让她时时事事都觉得异常新鲜，下班后坐在街上熟食档吃粉面、有空的时候到女人街瞎逛、到店里买平价化妆品，都让她兴奋。她说“第一次看到比广州还热闹的街市”，“广告牌路牌什么的都是繁体字，感觉像到了外国”。在那里她努力练习粤语，接触了更多的客人，最重要的是学会了“遵守规矩”——比如在客人面前不该说的就一个字也不要乱说，对场所立下的关于钱物的规定要严格遵守，和不同的“姐仔”之间不要起冲突，要彼此互相尊重等。当然，这些规矩在广州的场所里也有，但兰兰说这边更讲关系，很多事情要看“人面”，“规矩是放在一边的”；香港那边则更讲遵守，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规矩一般没有很特殊的情况都要遵守。兰兰说她见过有一个妈咪因为佣金的事情与老板吵，虽然他们平时关系还算不错，老板说既然场所有规定是要那样办，就不能违反，为了警示他人，也扣了那个妈咪整个月的佣金。兰兰觉得这样“一清二楚的，不用讲那么多人情，有它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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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兰兰又在广州那个客户的安排下认识了一个专门通过海路“带小姐”到东南亚的女士，在她的帮助下到了新加坡，专门给一个老板服务。后来自己出来接了散客，据她说，“有新加坡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在一个临街的两三层楼上，很有东南亚风情的，楼梯都是木头的”。现在说起来她自己都觉得“很神奇，怎么会有那样的机会，还是真的！”她对我说：“如果你有机会，可以给我写一本书，我的经历足够你写一本书的！小姐里像我这样浸过洋水的人我觉得应该没有吧！”在新加坡被包养的这段时间她过得“跟人家老婆一样”，平日里基本就是在家里做做简单的家务，陪吃、陪喝、陪睡，没事的时候上街购物，走了很多著名的大商业街和小街市，吃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她说那段时间简直就像度假一样爽，“真恨不得自己以后都能这样”。她把这些经历归功于认识了广州那个客户，是他信任、赏识自己才有后面发生的一切。她说自己对新人总是强调人脉关系的重要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认识的那些人可能会给你怎样的帮助，有时候可能解决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有时候就走了大运”，但是一定要积累经验，看准人，不要随便相信人，以免上当受骗。我对她说“你的这些经验对我都很有用啊”，她说，中国社会就是讲究关系的，在这一点上，小姐和研究生一样，无论你干什么都好，认识人总比不认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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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娟也谈到了这一点，她认为认识多点人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不同的帮助。比如，她一直想赚钱回家乡开一家小火锅店，苦于不知道怎么获取更多资金支持，有一回她认识了一个银行的人，聊天的时候说起，那个人后来就帮她了解小额贷款和关于小微企业的贷款规定；她认识的一个在电脑城工作的客户帮她买了一台小的上网本；对她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她通过她的妈咪认识的一个朋友后来成为她比较好的朋友，知道她认识那个官员和怀孕生女的所有事情，不仅帮她安排各种事宜，还和她一起想出了“逸之”的名字。阿娟说“逸之”包含了她对女儿的所有想象和期望，那个朋友和她知心知底，让她很是感谢。我2006年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台北正在进行市长选举，没想到这居然成为我们的一个话题。阿娟问我选情如何以及各个政党的情况，我吃了一惊，问她：“你也关心这个呀？每天都有跟着新闻看吗？”她回答说，“这些东西多多少少都要知道一点的啊，外面发生什么事，有什么重要的新闻，这样跟别人聊起来，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感兴趣就有的说了”，客人也不喜欢跟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聊天。有一次聊完天后她对我说我是她认识的人里面读书最多的，她很高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要找我帮忙希望我不要忘了她。对于她的坦诚和“实用主义”我一点也没感到惊讶，我是她的其中一个信息来源，虽然我当时的职业和她的好像挨不着边，也没住在广州，但毕竟在她的城市生活里有着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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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通过各种关系熟悉城市运作与城市规则，她们从不同的人身上获取不同领域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与资源，并与一些“有用的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从中得到机会，开拓自己的路子。她们是从小城镇或农村来到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还背负着性产业从业人员的种种污名，在支持并不完善的环境中，要想有立足之地与发展机会，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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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表面都市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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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我发现，小姐们关于贫困与青春的叙述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对参与现代化的渴望。这个需要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性（sexual）、情感（emotional）上的（Rofel，2007）。她们渴望被纳入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快速为自己定位，而不是在快速起飞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或被遗忘或被利用或被抛离。与上一辈农民工不同的是，她们是在消费导向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不断接受着现代化与消费主义的影响（杨善华、朱伟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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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流动人口，她们没有当地户口，生活受到诸多限制。在工厂林立的珠三角，外来工比例很高，他们不断生产着与世界紧密关联的各种产品，包括高科技产品、通信设备、时尚衣物饰品、箱包等等，但这些物品从来与他们没有太多的关系，他们只是生产，却无法消费，还要承受工厂高压生活、频繁工伤、恶劣居住环境、低工资少保障带来的痛苦。潘毅笔下打工妹的梦魇是对此最好的刻画（潘毅，1999），富士康工厂的“连环跳”是现实生活中最血腥残酷压榨的体现。工厂一般坐落在城郊，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工人在严苛的宿舍劳动体制下被全面控制与异化（任焰、潘毅，2006），忙碌的生活使得他们除了睡觉根本无暇外出。打工者处在现代化边缘，没法实际体会改革带来的好处。劳动并没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严海蓉笔下的打工妹总是逃脱不了“属下阶层”的命运（Yan，2005）。对于女工来说她们更要面对三重歧视：在劳动密集、低技术低报酬低保障的同时还有性别歧视，而户籍限制带来的不便与歧视又增加了城市生活的困难与风险。城市人和外来人口的差距并不仅体现在一张暂住证上，关键体现在认可与权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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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小姐其实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成为都市人。她们没有社会资源，甚至没有居民身份，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她们原本的生活环境使她们难以接触外面的世界，更没法像城市很多同龄女性那样受良好教育、有稳定工作，甚至出国深造、有海外经历，做国际化公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跟城市的差距是她们生活中最大的困扰。对于这样的她们，怎么参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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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只有在“表面上”做功夫——她们实现现代化、都市化主体的欲望是通过生活中微小的表达来实现的，即通过日常的消费行为、外表管理和都市生活方式使自己成为年轻、性感、漂亮、独立、聪明的全新个人，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抓住一些城市生活的表征来重塑自己的性别形象，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正面的感受，因此这些表征物对于她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情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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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表征物关乎身体与外表的健美，比如化妆品、潮流服饰、高跟鞋、时尚杂志等。小姐们非常在意自己的身材和样貌，特别是在夜总会、酒店和KTV工作的小姐，她们花费在这些物品上的钱占到日常收入的1/3左右。她们买得最多的化妆品是唇膏、眼影、假睫毛、粉底和指甲油，买得最多的护肤品是美白保湿霜、面膜和身体磨砂膏。皮肤白皙是亚洲女性通行的审美倾向，是年轻、美貌的象征，也代表着生活品位、生活态度和阶层。生活中有“一白遮百丑”的说法。小姐们认为肤色白皙容易得到客人的青睐。受访的小姐说她们喜欢有美白功效的保湿霜、面膜等护肤品。一些基本的化妆配件包括假睫毛、假指甲、上托文胸、高跟鞋、时髦假发、迷你短裙和低领露背衫等。有一些服装是典型的“小姐”风格，比较暴露、性感，但小姐们认为这是娱乐场所的必需品，不管自己是什么风格都必须有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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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管理在城市年轻女性中非常普遍，但对于小姐而言有更大的象征意义。肤质和着装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象征，也是人们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志（Zheng，2003：157-158）。她们希望通过外表的打理摆脱“老土”的样子和品位，穿出城市风格，以免被客人和其他人嘲笑。同时，它也是她们各自间竞争的一个“武器”。衣服、饰品、美妆等其实在众多事物中相对来说是较容易得到的，小姐从消费中能较快体验到她们曾经觉得非常遥远的都市味道。这些物品不仅帮助她们从表面塑造了都市年轻、靓丽、性感的女性形象（郑天天，2003），更使她们在消费打扮中感到愉快和自信。这种正面感受削弱了流动、歧视带来的负面效应，而通过穿衣打扮她们也找到了城市生活的“切入点”。在竞争激烈的珠三角娱乐行业、性产业中，年轻貌美是赢得收入的必要门票。因此打扮不仅是表面功夫，它与生活态度、待人接物、建立关系、积累资本等一系列活动联系在一起，形塑着这群女性，是整个城市生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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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表征物关乎社会网络与信息的建立，包括手机、电脑、网络、电视媒体等，小姐借此获取更多的信息，建立更广的人际关系网，同时也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们常常谈论手机型号、套餐类型，也会上网看各种新闻以增加聊天的话题。这些都和日常消费有紧密关系。她们的手机里有各种客人的联系方式，对于这些重要的社会资源，她们会通过常打电话、发短信问候等方式与其中的一些客人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珠三角工厂林立，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往来频繁，夜总会等消费场所聚集了大量生意信息和人脉资源，因此很多女性把自己打造成“精明女生意人”的形象，穿插于其中，利用这些关系拓展她们的“业务”，这也是快速融入城市生活和都市文化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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