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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女传》可以看到，妇女书写，深受作者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如果把妇女书写聚焦在单一妇女上，又会出现何种图景？“王昭君”出塞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故事，但你我所认识的王昭君却可能不完全相同，因为“王昭君”的故事被不断修整、改写，而且以不同的版本呈现给读者，导致没有人知道王昭君的原貌，甚至是王昭君最初的书写方式。刘静贞的《历史记述与历史论述——前后〈汉书〉中的王昭君故事辨析》，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试图从王昭君最早出现的《汉书》、《后汉书》中，寻找书写脉络与王昭君的形象，结果发现，经过历代改写的王昭君，和班固的书写脉络，相差甚远。刘静贞强调，王昭君出塞的历史不只是一段人事的“记述”，而是经过史家选择、辩证成的片段“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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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论文，提醒我们注意的不仅是妇女书写脉络的变迁，也说明任何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书写或建构，是经过选择与安排，但除了书写之外，仪式典礼中的妇女形象建构，也同样复杂。胡缨便充分展现在20世纪政治与文化语境多变的中国，秋瑾如何成为变化多端的象征物，并被打上各种甚至相互矛盾的标记。胡缨提到，在九葬秋瑾的过程中，纪念者的身份地位，越来越高，从家族成员、密友、地方精英到政府，讽刺的是，不管在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秋瑾被认定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即使“国家”的政治定义有戏剧性的改变，秋瑾依然长期地留在公共记忆中。值得一提的，秋瑾的九葬，与王昭君故事的一再改写，虽有时空差异，却呈现传统或近代对女性人物形象建构的别有用心；而经过层层建构，后人对秋瑾或王昭君的原貌，越来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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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葬秋瑾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国家话语如何被用来建构近代妇女形象，但这些话语究竟在何种状况下产生？人们期待的近代妇女形象又何如？随着晚清政局的转变、西方思潮的传入，不但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巨变，连人们之间的身份认同也起了大变化，特别是妇女，不再锁定在“贤妻良母”的单一形象中，而是被要求走出家庭，进入学校和社会，也因此妇女形象呈现多元。与传统时代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因国家意识的出现，变得紧密，“国民”取代“臣民”、“庶民”，妇女则称为“国民之母”、“女国民”，不过，“女国民”只是近代知识分子对妇女形象期待的其中一种，跟着吕美颐的历史考察，我们除了认清“女国民”这个概念产生的背景，同时，也进一步观察到属于政治领域语汇的“女国民”，与社会生活领域的“贤妻良母”、“新女性”相遇时，会是相互抵触或是逐渐整合，吕美颐特别指出，五四时期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以及女权观念的提升，让“女国民”与“新女性”的内涵趋于一致。换句话说，近代知识分子建构的妇女形象，既要体现自尊、自立，还要为国家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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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透过国家意识建构的妇女形象，毕竟是由知识分子主导，当政府或政党以公权力介入时，又会产生何种样貌？符合传统家庭和社会期待的“贤妻良母”角色，是否还受到支持？支持的原因又何在？许慧琦以训政时期的国民政府为例，指出为了宣扬符合国民党与国家利益的妇女形象，在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中，国民政府颁布禁令规范妇女，除要求妇女具备妻性、母性，以及做好“修身齐家”的本分之外，也期待妇女成为服务家庭与社会的新女性。为响应政府政策，社会舆论不但与这些论调互为呼应，还对不符合妇女形象的“摩登女性”，大加挞伐。许慧琦坦言，在思潮多样的时代，国民政府的妇女政策并未获得完全认同，甚至引发论争；但由于摩登女子的言行背离民族大义，“反摩登女性”的论述得到了各方支持，让国民政府有机会建立“以家为重”的妇女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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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的，当人们在建构妇女形象的同时，也提出不符合建构标准的妇女形象。进入近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外出读书、工作或参与社交活动，社会大众对这群新女性深感好奇，她们的打扮穿着也吸引着人们的眼光，在半旧不新的晚清，更是如此。曾佩琳（Paola Zamperini）阅读晚清小说，观察小说的作者如何书写上海时尚男女的穿着，曾佩琳发现“上海时尚”不仅是人们欲望的目标，同时成为小说嘲讽的对象。除了妇女利用服装展示身体，借此掌握观众的欲求之外，性别颠倒、新旧混搭、阶级错位的服装，也出现在晚清上海的男女身上。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曾佩琳认为，面对时尚与身体的相互交错，小说家没有在上海街景找到进步与文明，反而因社会性别、身体、国家和社会认同的撼动，让部分人陷入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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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穿着打扮之外，妇女的行为举止更受到大众瞩目，从近代女学生的登场到职业妇女的产生，这群新女性始终是舆论的焦点，批评的声浪也不绝如缕。随着受教育妇女的增加以及各行各业对女性职员的聘雇，晚清以来，许多机构或商家都有妇女身影，却也因此引来各种正、负面的看法。连玲玲表示，近代上海女店职员的出现，是女权运动的促成，也是商家在经济萧条下的性别策略，试图借“妇女”这个群体来招揽顾客；然而，女店职员出现后，因为改变了劳动市场的比例，也影响性别分工，开始遭到评论，有不少反对女店职员的人，从形象这个角度去观察她们，指责她们是危险人物。与曾佩琳一样，连玲玲认为这些复杂的性别论述，是来自人们的焦虑，而他们的焦虑是出于工作权力关系的变化，也是性别认同与工作认同的矛盾。不过，连玲玲表示，为了因应舆论攻讦，女店职员以工作能力与性别中立的“职工”身份，来建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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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工作能力和表现自我去建构自我形象的例子，还可以在民初弹词小说家姜映清的创作过程中找到。据胡晓真分析，晚清的女性弹词小说，主要出自闺秀之手，她们的作品在妇女读者群中占有不小市场，虽然这群传统女作家受妇德礼教规范，有少数作者却愿意与书商往来，亲自掌握自己作品的市场行情，候芝便是其中一位。而在晚清崛起的姜映清，更因为时代的转变，呈现新女性勇于自我表现的一面；姜映清除了承续传统通俗小说移风易俗的写作风格之外，她也配合近代媒体的推销方式，增加作品的曝光率。胡晓真特别指出，当弹词小说随着无线电的播出，走入每户家庭后，写作事业一度走向末途的姜映清，借着《弹词开篇集》的出版，把她的作品带入广播，参与了城市大众娱乐的生产。严格来说，在近代中国，到处可以找到新女性如何建构自我形象的例子，而女店职员与姜映清的探究，正为我们提供研究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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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媒体与性别研究来说，从事近代中国妇女史的学者基本上都会引用报刊媒体的素材，因为其中有丰富的性别议题与论述，这些论述多半呈现两极批评，在报刊媒体充斥的1930年代，更是变本加厉地评论，许慧琦、连玲玲的论文，就让我们看到舆论交相论辩的热闹情景。然而，一味批评妇女的舆论，真起得了作用？或是一种反效果？1930年代，刺杀孙传芳的事件曾被沸沸扬扬地讨论，人们对主事者施剑翘提出不同的评论，但施剑翘最后竟能得到宽恕。林郁沁指出，从法律上来说，杀人是不可赦免的罪行，而媒体的炒作却让施剑翘得到同情和支持，换言之，“公众同情”把施剑翘的复仇行为与中国人的“孝道”巧妙结合，即使左翼分子批评复仇阻碍中国现代化，集体同情却建构一种女性化、无批判性的公众，以至于施剑翘获得司法宽容。针对因同情施剑翘所引起的媒体炒作，林郁沁认为，这反而促成新兴公众舆论的崛起。进一步说，尽管透过媒体进行性别研究已相当盛行，但仍有新议题值得开拓，这篇论文便提供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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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恋爱与婚姻的研究，无论是传统婚恋或近代婚恋，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追求婚姻与恋爱自主的近代，更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不过，绝大多数的讨论，集中在观念的倡导，鲜少注意观念是否落实的问题。吕芳上便一反过去的研究，关注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情爱问题的抉择与讨论，他从张竞生的例子发现，这位留法的学者因为谭熙鸿和陈淑君的情爱事件，发表了“爱情定则”，对传统社会的男女情感重新定义，提出“爱情是可变迁”、“夫妻是朋友的一种”等原则；但张竞生面对续弦妻子的爱情变迁，却难以接受，不但强烈抨击，还修改“爱情定则”。吕芳上特别表明，在革命与集体主义盛行的1920年代，“恋爱”从私事变成公事，他以北京工读互助团和中共党员的三角恋爱为例，说明当革命与恋爱相遇，除了无法解决恋爱问题，甚至受困于扭曲的恋爱中。吕芳上的论文，提醒我们不能因为1920年代“自由恋爱”的沸沸扬扬，便认为已经付诸实现，其实在动荡不安的中国，“自由恋爱”这基本的个人的私生活，并没有得到健全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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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括来说，在这19篇论文中，有三项研究趋势值得注意：一、以妇女为分析范畴在本书占多数，也有论者把男性列为研究或比较的对象，扩大了性别研究的视角；二、以女教书、刑律、贞节观、缠足规范妇女或以国家意识、政党政策、媒体舆论框限妇女，固然是既定事实，并被论者认同；然而，论者们也认为所有规范或限制并不绝对存在，无论传统或近代都出现松动，他们为妇女的自主性找到新的诠释；三、除从女性世界去探究妇女问题之外，许多论者也注意到政治、经济或社会变迁，如何影响妇女，让妇女研究有更多参照面，不流于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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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阅读本书后的一些观察，虽然名为“导言”，但相信读者还能从中得到更多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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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鉴明 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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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中国历史上的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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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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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维红 译/鲍家麟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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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引赵凤喈文指出太后摄政是中国历史上已建立的制度，在面临皇帝年幼、帝疾不能视事及先帝卒崩或遗诏太后处分时，太后摄政是常见的紧急措施及权宜之计。甚至在废立皇帝或向敌人投降时，都需要借用太后的正当性来干预、完成。作者进而提出母权与妻权的问题来思考太后摄政背后的权力原则，认为早期中国文化，至少东方的一支，可能是母系或是女酋长制的。另外，作者也指出汉代及其后中国北方社会妇女的地位大致上较其他中国妇女为高，并影响到武曌称帝及其后的太后摄政。作者远离了传统伦理批判色彩，客观地呈现了太后摄政出现的必要性，并指出太后摄政其实是已经制度化的政治救援行动之一。此文提出了中国历史上女主摄政的历史现象，是中国历史上女主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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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1914—1990），字莲生，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于远东语言文学系，20世纪50年代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杨氏早年曾受陶希圣、陈寅恪二先生指导，论学以广义的中国经济史为中心，而旁及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本人亦以“开杂货铺”的汉学家自居。其学术书评以博学贯注于评论，时评以之上比法国汉学巨擘伯希和。著有《国史探微》、《汉学散策》、《晋书食货志译注》、《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论评集》、《杨联陞论文集》、《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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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国叛乱前及叛乱时期，驻节中国的一位英国官方译员汤姆士·泰勒·迈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曾对中国妇女地位做了如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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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仍较盎格鲁—萨克逊人更为男子的奴隶，但由于儒家孝顺父母的原则，缓和了这种奴隶性质。政府即使明知真正的理由在逃避一些公务上的困难，也不敢拒绝身为独子的官员，以照顾年迈寡居的母亲为由告假；另一方面，一个政府官员（就像我们所可能做的），却不敢因照顾病痛中的妻子，或拜访由于公务而长久分离的亲友而告假。外国官员对配偶的关心，多少影响公务和责任的情形，令中国官员们觉得比什么都更惊奇和有趣。中国人极少将极熟识的朋友介绍给自己的妻子，这并不是一种恭维的举动；而介绍给母亲却很常见。被介绍的人要向这位妇人叩头，也就是说跪在她的面前，并重复地以前额碰地。做儿子的并不阻止，只是以下跪和叩头向他的朋友答礼。就这样，在中国常可见到两个居高位，有着灰白胡子的男人，为尊敬一个和自己同一阶层的女人而叩头。一个做母亲的在县官面前控告自己儿子时，不必细究其子何以冒犯长上，就会受到黑奴在美国鞭笞室中相似的责罚。读者或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认为在中国这种社会和法律上的母权，会普遍地提高妇女的地位：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她们在自身婚姻上，都只是被动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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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或可称为母权的有趣发现，见于迈多士于1856年刊行的《中国人及其叛变》（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一书（第634—635页）。只要这本书稍迟五六年出版，作者也许会将母权和太后摄政，或中国的女主制度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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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国从西元前221至西元1912年的历史，主要是一个男权和父系的社会，这已是普通知识。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有好几个时期由女主统治。不论是汉人或外族所建立的朝代，都曾有太后摄政，尤其是汉、北魏（鲜卑）、辽（契丹）、宋、元（蒙古）、清（满族）的太后最有权势。唐朝唯一的女皇帝武曌，甚至建立了她自己的朝代（摄政时间：690—705，逝于705年，享年80）。总之，这些女主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相当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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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虽很重要，但对他们的研究却很缺乏，并且常非批评性的。西文作品中，只有少数译自中国正史的传记：如前汉吕后（摄政时间：西元前188—前180，逝于西元前180年）（注：Fdouard Chavannes，Les 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Paris，1895-1905，2，pp.406-442；H.H.Dubs，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Baltimore，1938-1949，1，pp.191-210.），后汉邓后（摄政时间：105—121，逝于121年，享年41）（注：Nancy Lee Swann，“Biography of the Empress Teng：A Translation from the Annals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Hou Han Shu，Chüan 10a）”，JAOS 51（1931），pp.138-159.），北魏冯后（摄政时间：465—471、476—490，逝于490年，享年49）（注：A.G.Wenly，The Grand Empress Dowager Wen Ming and the Northern Wei Necropolis at Fang Shan，Washington，1947.）的传记，及对武曌（注：G.P.Fitzgerald，The Empress Wu，Melbourne，1955；Lin Yutang，Lady Wu，A True Story，London，1957；Nghiem Toan and Louis Richard，Won Tsö-t’ien，trans.of Empress Wu’s biography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Saigon，1959.）和慈禧太后（摄政时间：1861—1872，1874—1889，1898—1908，逝于1908，享年74）的研究。（注：J.O.P.Bland and Edmund Backhouse，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London，1910；Philip W.Sergeant，The Great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New York，1911；Princess Der Ling，Old Buddha，New York，1928；Charless Pettit，The Woman Who Commanded 500，000，000 Men，New York，1929，trans.from the French by Una，Lady Troubridge；Daniele Vere，The Last of the Empresses and the Passing from the Old China to the New，London 1936；Harry Hussey，Venerable Ancestor，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1835-1908，Empress of China，New York，1949.）魏特夫（Wittfogel）和冯家升曾仔细讨论过辽朝皇后所享崇高地位（注：Karl 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New York，1949，pp.199-202.），但对其他朝代就没有类似的研究。并且，由于其他朝代没有像辽耶律氏和萧氏的互婚，辽的例子并不是典型的。萧氏皇后们作为契丹统治者及统帅之重要性，在今天中国评剧中仍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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