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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元、明、清三传附传人数极多，并多合家死节者，人数已难以确计。《明史·列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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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粗略的分类统计，一是因为许多传主的事迹是多方面的，如守节与孝亲往往并存，难以划归一类；二是许多道德品行是相通的，如贤与仁、节与义等，很难截然分开。因而在表中对传主事迹做了简略说明，以便分析。而观察上表，研究前后演变，也只能采用模糊方法，不可能过于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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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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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上表，首先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从“列女传”到“烈女传”的演变。对于这一点，古今皆有人注意并谈及，但似并未有人进行过具体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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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述，作为开山之作的刘《传》将传主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类。除孽嬖类外，其他六类皆蕴含颂扬褒奖之意。可见，刘氏的选取标准是多元的。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八论述最为精辟：“夫列女者，亦犹士之列传云尔。士有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于方技缁流，一事足取，系附记载，未闻必德行纯全而后传也。”此后，从《后汉书·列女传》（以下简称《后汉传》，其他诸传同）始，摒弃了“孽嬖”类反面人物，但采择标准与刘《传》类同，“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所以仍是各类人物并存。此后直至两《唐传》、《辽传》，变化并不明显，各类人物均有，比例相差不大，只是总体上看，贞节、节烈两类人数合计略多于其他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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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情况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发生了变化，后世《列女传》贞节、节烈类比例逐代增大，其他内容比例则越来越小。至宋、金二传，较前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贞节、节烈人数增多，大大高于其他类别。《宋传》共收50人，贞节、节烈两类合计36人，其他合计14人；《金传》共收22人，两类合计17人，其他5人。而此后自《元传》始，贞节、节烈人数激增。《元传》述及200余人，贞节、节烈类达到180余人，其他共29人；《明传》述及400余人，贞节、节烈类有350余人，其他共38人；《清传》共收700余人，贞节、节烈达500余人，其他共216人。贞节类与其他类别已比例悬殊。还需说明两点：其一，元、明、清三传附传人物极多，传中常有“九节”、“十烈”等附入，并出现许多因兵乱合家合族自杀尽节者，人数已无法确计；其二，此三传列入其他几类的人物中也包含不少守节者，因有其他事迹而未归入贞节类。如果计入这些，贞节、节烈类人数还要增加许多，比例还会增大。也就是说，三传中节妇烈女占了绝大篇幅。正如《五杂俎》所云：“今史乘所载列女，皆必早寡守志及临难捐躯者，其他一切不录。”《列女传》遂成了《烈女传》，“列女”也就与“烈女”几乎成了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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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表还可以看到，“孝道”是贞节类以外人数最多、比例最大、长盛不衰的一类。事实上，贞节类中也包含许多孝妇孝女，守节多与孝亲相连。可见孝是传统社会始终不变的适用于男女两性的主要道德观念，而节与孝则是女性的两项最重要的道德标准。虽然孝道类始终不衰，但孝的内容、方式则有所发展。自《宋传》始，出现了割股疗亲现象，此后元、明、清三传中则记载了许多割股、刺血、吮疮甚至取肝、凿脑等令人不寒而栗、血淋淋的尽孝事迹。“孝道”之下为“仁义”类，其事迹绝大多数是舍己救助或抚养家人，另有少数济贫救人者。《宋传》以前，此类人物历代皆有，比例并不明显高于贤明、忠勇、才慧三类；而至元、明、清三传，因为上述三类缩减，此类人物比例则明显上升，总和排在贞节、孝道后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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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贞节、节烈、孝道、仁义四类相比，贤明、忠勇、才慧三类人数则总体上呈递减趋势。尤其是“才慧”类，自《宋传》开始完全绝迹，不再有以才学或机辩入传者，唯民国人所撰《清传》有之。而“贤明”、“忠勇”类，至后三传，除《清传》以外，元、明二传只有一人，也几乎成为空白。元、明二传因此实际上只剩下仁义、孝道、贞节、节烈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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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变化是发人深思的。它不仅反映了各个时代妇女生活与社会地位、道德观念的演变，也反映了男性社会的女性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变迁，因为传中所记载的内容，不仅取决于当时社会出现了什么样的人与事，也决定于作者选取何种人、事入传（所以上表都特地列出了著者及时代）。从以上演变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点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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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女性社会角色日益淡化，由双重角色（虽然两者始终并不均衡）向单纯家庭角色转化。忠勇、贤明类比例渐减，而孝道、仁义类比例渐增可为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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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勇”自不必说，当然是参与国事、为国尽忠，如上表所列后汉姜叙母、晋代荀灌、隋代冼夫人及诸多亲身杀敌退兵者。“贤明”类有许多女性虽不是亲身参与国事，但她们作为母亲、妻子、姐妹等角色却通过对男性的辅助、劝诫、教训与出谋划策间接地参与了军国大事。刘《传》的《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中记载的许多女性都十分关注国事，有的还以天下为己任。很多上层妇女以自己的言行参与、影响着国事。如齐桓公夫人卫姬阻止了齐国讨伐卫国；晋文公夫人齐姜在丈夫流亡齐国，贪图安乐，不想回国重振晋国时，与舅犯设计灌醉丈夫，送他回国，使得晋文公终成霸业；楚庄王夫人樊姬讽喻楚相阻塞贤路，使庄王任用贤能，终于称霸；魏国大夫如耳之母曲沃负亲自上书魏王，请求在强大敌国包围下，不要纳太子妃，以免导致国家危机；汉代丞相杨敞夫人在大将军霍光发动政变、欲行废立的紧急关头，劝说丈夫服从并亲自参与了谋划。更引人注目的是草野小民之女也关心和主动参与国事。如鲁漆室女看到国君年老、太子年幼，感到国家会出现祸乱，终日忧虑；楚国少女庄侄拦车求见楚王，陈说国家隐患；齐国女子钟离春求见齐王，批评国王的失误，指出国家面临的四个危险；孤逐女为齐王解说任相之道，齐国因此大治。其余如有虞二妃、周室三母、卫姑定姜、鲁季敬姜、楚子发母、周南之妻、密康公母、楚武邓曼、许穆夫人、曹僖氏妻、鲁臧孙母、王孙氏母、陈婴母、王陵母、严延年母等等无不以军国大事萦心，并通过辅助劝谏丈夫、训诫约束儿子参与、影响着国事。此后的诸传中也有类似事迹，如《晋传》记辛宪英在政治变动的重要关头，以卓越的见识为弟弟、儿子出谋划策，其弟事后感叹说：“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十六国西凉国主李玄盛夫人尹氏与丈夫共同创业，民谚有“李、尹王敦煌”之称；五代后蜀主孟昶妻周氏以资产支持丈夫举大事。事实上，此类女性事迹还有许多，本文只是就《列女传》中所记而言，因为入选此传最能说明修传者及其所处时代的价值观。这类人物到《宋传》以后渐少，只是《清传》多一些，但事迹多为贤明教子一类，较少有参与“外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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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孝道、仁义类人物则逐渐增多，孝道当然是孝敬奉养家中尊长，仁义多是舍己养亲之类，还有少量接济贫困族人、乡邻者。这两类道德应该主要体现了对家庭伦理和家庭责任的重视。与上面的变化相联系，无疑反映了女性社会角色的淡化、家庭角色与责任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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