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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刑法志》称晋初修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注：《晋书》卷三〇《刑法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927页。）则这套父系家族的伦理规范亦将透过刑律而实践。（注：儒家伦理透过礼刑双管齐下以获得实践，在本次大会甘怀真教授的《中国古代的罪的观念》一文中亦曾论及。）瞿同祖的经典之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分析刑律儒家化，以五服所建构的礼法为准，讨论父系家族中妻的地位，指出女性出嫁认同夫家，而在夫家则处于夫尊妻卑的位置，可说点出了女性与传统礼法的重要关系。（注：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台北里仁出版社重印，1982年。）然而，其所论时代固包括自秦至清上下二千年，其所引中古礼律却以唐代为主。对于魏晋至隋唐父系家族伦理透过五服建构的重要过程，则征引不多，至于女性在其间曾引起的挑战与反应，亦付之阙如。事实上，汉唐之间女性或参与或抗议此一礼法的建构过程，而她们周遭的男性则或支持或压抑她们的诉求，制度的发展变化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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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宗五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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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弧内为“己”之服丧责任。此图依《仪礼·丧服》绘制，表现以父系为主的家族范围及其间亲疏尊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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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外，女性的多元生活经验亦尚待理解。汉末以降士人忧心礼法崩坏，形容妇女“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登高临水，出境庆弔”。（注：葛洪著、孙星衍校正：《抱朴子·疾谬第二十五》，台北：世界书局重印，1983年，第146—150页。）此以今日眼光观之，正是女性走出家庭，展现其社会活力的一种型态，然就当时代而言，却暗示女性有逸出“为妇”角色的嫌疑。而北方妇女生活型态与南方大异，北齐颜之推称：“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注：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卷一《治家第五》，台北：明文书局，1990年，第60页。）将北方妇女的社会活力及其对家人的帮助接榫，并推测此乃胡风影响的结果。又说：“河北人事，多由内政……倡和之礼，或尔汝之。”（注：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一《治家第五》，第60页。）则夫妇之间关系轻松，似未受儒家礼法拘制。“为妇”，“为母”的经验亦各地有别，值得再探。（注：讨论见Jen-der Lee（李贞德），“The Life of Women in the Six Dynasties，”Journal of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 4，Taipei：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1993，pp.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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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近来学者的研究对于中国中古女性的了解已日渐开阔。透过对《通典》及相关法律文献的爬梳，汉唐之间女性在礼刑中的位置被仔细讨论，而经由对墓志和相关文集的分析，女性的生命经验和生活图像被点滴描绘。本篇命题作文，配合日本“第一届中国史国际会议”的主题，将借晚近台湾学者对中古女性史的研究成果，从性别的角度铺陈统一的制度与多元发展之间的竞争与交涉。文分二部，先述女性为妇及其地位，后论女性为母及其意义。关于“妇职”的讨论，着重刑律和生活中夫尊妻卑和夫家认同的问题（注：“认同”一词，大致与日本学者所谓“一体感”意义相近。所谓“夫家认同”，包括女性的自我认知和一般的社会期望，皆认为女性出嫁之后应当以夫家为生活的重心，乃至生命的最终归宿。俗语所谓“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正可淋漓尽致地表现“夫家认同”的精神。）；至于“母职”的分析，则以父系家族中的“母”名界定为焦点，介绍女性自己或孝子义士从情感角度对父系制度的挑战。至于结论，则由女主政治的研究尝试回应篇首刘夫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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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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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二、妇职角色参与礼法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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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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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子在室为父（服斩衰三年）。（注：《仪礼》卷二九《丧服》，页4b（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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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曰：为父何以斩衰也，父至尊也。（注：同上书，页1a（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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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昆弟之为父后者（服齐衰期）。传曰：为父何以期也？不能贰尊也。妇人不贰斩也。妇人不贰斩者何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天也。妇人不能贰尊也。（注：《仪礼》卷三〇《丧服》，页1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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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为夫（服斩衰三年）。传曰：夫至尊也。（注：《仪礼》卷二九《丧服》，页3b—4a（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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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卒则为母（服齐衰三年）。（注：《仪礼》卷三〇《丧服》，页2a（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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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在为母（服齐衰期）。传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后娶，达子之志也。（注：同上书，页6a（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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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五服所规范的父系伦理，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所谓从夫，除了以夫为尊之外，又在于认同夫家。汉唐之间统治者或以礼断刑，亦欲以家族伦理处决公私罪行。然而就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来，女性的夫家认同固然在刑律之中获得确立，在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上却另有发展。至于夫尊妻卑，不论在制度或在生活上，则南北政权和社会的态度皆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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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律中的夫尊妻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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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研究汉代婚姻制度，指出汉律是否有七出之条，已不可考。但从现存史料看来，夫在七出之外去妻者有之，妻因夫贫而求去者亦不少。社会虽然重男轻女，但刑律上的夫尊妻卑尚未见确立。（注：刘增贵研究汉代婚姻制度，一方面由三从七出看夫权的确立，另方面则由再嫁之俗论贞节观念的变迁。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汉代律令处理家庭暴力的遗文亦显示，夫妻相伤相杀，在惩处时并未见尊卑的差别待遇。（注：李贞德：《西汉律令中的家庭伦理观》，第1—54页。）但唐律则规定：“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过失杀者则勿论，有夫尊妻卑的现象；但“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死者，斩”，并无故误之别。（注：《唐律疏义》卷二二《斗律》，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第409—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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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相伤相杀的处罚出现尊卑等差之别，此制度性的发展显然在汉唐之间。目前所见南北朝律典散佚不全，仅就残存史料看来，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先秦以来“非公室告”的传统（注：秦律：“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袭告之，亦不当听。”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18页。讨论非公室告，其后续发展和影响意义，见李贞德《西汉律令中的家庭伦理观》，第18—21页。），除非受害死亡的是一家之主，否则家庭暴力的案件通常难以成立。“非公室告”禁止子告父母和臣妾告主，但婚姻暴力中最有可能的目击者便是子女和奴婢。汉代以后刑律仍时或以不孝之名处罚告父的儿子，奴婢告主则更不可能。（注：细节讨论，见李贞德《西汉律令中的家庭伦理观》。）三国魏桓范殴妻，其妻流产而死，桓范却未遭受任何惩处，由此看来，夫殴妻之后事迹败露并成立案件的机会并不确定。（注：《三国志》卷九《诸夏侯曹传》，第290页注引鱼豢《魏略》。）第二，即使案子成立，以现存史料中偶见夫伤妻或受刑，杀妻或处死，但妻殴杀夫的案子却难得一见的情况下，实在难以比较量刑的轻重与等差。（注：关于魏晋南北朝夫妻相伤相杀的案例，处罚和讨论，见Jen-der Lee，“The Death of a Princess：Codifying Classical Family Ethic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in Sherry Mou ed.，Presence and Presentation：Women in the Chinese Literati Tradi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pp.1-37。）第三，然而若以律令规定和朝臣廷议来看，却隐然可见对于夫尊妻卑的执著程度，南北政权态度不同。兹以刘宋唐赐案和北齐窦瑗上表加以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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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赐自邻家饮酒还，得病吐蛊而死，临终前交代其妻张氏“死后刳腹出病”。张氏照办而其子唐副未加阻止，两人均遭郡县起诉，以为“律伤死人，四岁刑；妻伤夫，五岁刑；子不孝父母，弃市”。事虽在赦前，又经三公郎刘勰求情，却在吏部尚书顾觊之以“法移路尸，犹为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的议论下，母子双双处死。（注：《宋书》卷八一《顾觊之传》，第2080页。）从刘宋律典看来，妻伤夫的处刑显然已较凡人相斗来得严重，唐副终遭弃市更凸显儿子在家庭暴力中应弃母保父。然而张氏解剖遗体，实遵行亡夫遗言，为发掘死因之举，刘勰求情亦在体察张氏心意，符合汉晋以来以意断刑的传统。但顾觊之之议，虽以尊重遗体作论，却在尊夫孝父的伦理上着墨，最终获得刘宋朝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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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在东魏北齐的修律过程中，窦瑗上表反对《麟趾新制》关于“母杀其父，子不得告”的规定，主张：“若父杀母，乃是夫杀妻，母卑于父，此子不告是也……今母杀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识比野人，义近禽兽。”他论证母卑于父（亦即妻卑于夫）的一个重点，便在于《仪礼·丧服》中“父在为母服一年丧”所彰显的“父至尊”原则。但窦瑗的论点遭到尚书三公郎封君义驳回，以为“子于父母，同气异息，终天靡报，在情一也。今忽欲论其尊卑，辨其优劣，推心未忍，访古无据”。窦瑗虽然再三征引礼经古史证明夫尊妻卑于礼有据，因此相伤相杀之处置亦应有等差之别，却并未能左右北朝刑律中对于婚姻暴力的处理模式。（注：《魏书》卷八八《良吏窦瑗传》，第1909—1912页。）魏收著《魏书》将窦瑗纳入《良吏传》中，显然同情他的主张，但北齐修律从亲子情感的观点出发，并未采纳其夫尊妻卑差别待遇的意见。（注：关于唐赐案和窦瑗上表的细节，讨论见Jen-der Lee，“The Death of a Princess：Codifying Classical Family Ethic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p.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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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尊妻卑在制度规范上受挫，也可以从魏晋南北朝妒风炽盛一窥究竟。对于汉唐之间妒妇故事的解释，学者看法不一。陈东原七十年前的旧作主张“东晋以后，时事纷乱，礼教的约束极小，个性异常发达”是主因，而“门阀之相高，女子仗其家势，轻视其夫，和声伎之盛，也是两个细因”。（注：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1990年，第73—74页。）刘增贵则将此时期的女性妒风与多妾现象相连，并举南北朝公主和高门妇女盛妒之例，强调陈东原所说的细因——门阀足恃，可能才是主因。（注：刘增贵：《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妾》，《新史学》2：4，台北：新史学杂志社，1991年，第1—36页。）汉唐之间门阀婚姻中，女性所代表的是其家族，而非个人，双方若家世相当，则女性气势不减男子。（注：同上文，第32页。）学者又曾分析6到13世纪间的货财借婚姻契约流通的现象，指出6世纪时人们引以为苦的奢贵聘礼，要到13世纪时才被嫁妆所取代。（注：Patricia B.Ebrey，“Shifts in Marriage Finance from the Six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in Rubie S.Watson&Patricia B.Ebrey ed.，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Los Angeles&Oxfor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p.97-132.）不少婚聘的故事显示，低阶士族为求娶高门之女，不惜重金“礼聘”。由此推想，女性在夫家的地位恐非夫尊妻卑所能规范。（注：Jen-der Lee，“Women and Marriag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Disunion，”Ph.D disserta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UMI Press，1992，Chapter 6‘Compromising the Classical Ide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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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公主下嫁，妒性不改，南北朝政权各自的因应之道，仍不免透露两地对夫尊妻卑的坚持程度不同。（注：南北朝统治者对妇女妒忌的态度有别，讨论见Jen-der Lee，“Querelle des Femmes？Jealous Women and their Discipline in the Six Dynasties，”paper presented at“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Instruction in China，”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June 29-July 3，1999，Paris。）在南朝，宋明帝令人撰《让婚表》警诫好妒公主，又遣人作《妒妇记》加以嘲讽，此外，并将妒忌的湖孰令袁滔之妻赐死。（注：《宋书》卷四一《后妃传》，第1290页。）齐明帝因所亲尚书右丞荣彦远遭妇妒伤面，竟赐药杀其妻；又因刘休之妻王氏善妒，便故意以妾赐休，杖王氏二十，命其亲卖扫帚皂荚作为羞辱性的惩罚。（注：《南齐书》卷三四《刘休传》，第612页。）反观北朝，元孝友认为妒风造成“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提议透过制度性规范保障百官置妾，主张各按流品娶纳妻妾三女至九女不等，“限以一周，悉令充数”，否则科以“不孝之罪，离遣其妻”。然而这项提议却因朝廷意见不同而不了了之。（注：《魏书》卷一八《元孝友传》，第422—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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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之间透过礼律确立夫尊妻卑的尝试受挫，原因颇多。统治者的意向不能不提，而女主的介入未尝不是一个变数。前述宋明帝和齐明帝对付妒妇的手段，不只说明南朝政权的态度，也暗示男性统治者的思维。北魏宣武帝的姊妹公主们因外遇传言而遭吃醋的丈夫驸马们殴打、杀害，宣武帝从未以皇权介入其中。然而，宣武驾崩，灵太后主政之后，却立即采取行动，惩罚暴力驸马，为她的大姑小姑们出头。（注：讨论见Jen-der Lee，“The Death of a Princess：Codifying Classical Family Ethic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p.11-16。）灵太后介入刑律运作，又可从刘辉殴主伤胎一案获得深刻印象。兰陵长公主因驸马刘辉通奸张、陈两位民妇，与之冲突，遭驸马推堕床下而流产，刘辉逃亡，而张、陈二妇就逮。朝廷中出现罪名与量刑的辩论，一方是主张刑律儒家化的汉人和汉化官僚集团，以尚书三公郎中崔纂为代表，一方则是维护皇权保护公主的势力，表面上是门下官员，背后应是灵太后的意志。（注：整个案子及其中的辩论，见《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第2886—2888页。）双方僵持不下，最终虽以皇权介入处罚崔纂等人作结，但争论内容却引出一重要课题：女性的夫家认同确实为刑律儒家化的关键。（注：讨论见Jen-der Lee，“The Death of a Princess：Codifying Classical Family Ethic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p.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