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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将具体考察的对象，锁定在《汉书》、《后汉书》这两本“史部”书籍所述说的王昭君故事。王昭君是一位曾经具体存在的历史人物，但是在历代传写的过程中，她出塞和“番”的故事不断地被渲染、被扭曲、又被修整。无论是她自身的性格、角色、际遇，还是时代场景如汉匈关系，甚至是故事的结局，都一变再变。学者在指陈其故事源流与变化之际，虽然总不忘先回溯一下历史事实，借以考析比对各个说法之误读、虚构，再阐述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之主题或母题，辨识所传讲故事的时代特征；但也往往无奈于“史书”之记述简略，以致无从考辨推求。（注：早期学者关注王昭君故事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之后则注意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如何利用相关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愫，并借以阐述时代特征。前者如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原载《文学年报》1932年第1期，后收入王秋桂主编《中国民间传说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49—86页；黄綮琇：《王昭君故事的演变》，原刊《民俗周刊》121期，收入《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后者如曾永义：《从西施说到梁祝》，《说俗文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邱燮友：《历代王昭君诗歌在主题上的转变》，《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刘涤凡：《唐代咏昭君诗的研究——兼论唐宋诗气象》，《大陆杂志》第92卷第3期（1996）；张高评：《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之异同——北宋诗之传承与开拓》，收入《世变与创化——汉唐、唐宋转换期之文艺现象》，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0年；闵泽平：《悲剧意识的确立与消解——略论昭君诗歌的情感变迁》，《乐山师范学院学报》17：2（2002年4月）；〔日〕内山精也：《王安石“明妃曲”考——北宋中期士大夫の意识形态をめぐって》，《橄榄》，第5、6期（1993—1994）。其中特别强调从女性主义着眼的是洪淑苓：《交换女人——昭君故事的叙事、修辞与性别政治》，《国文学报》第34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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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从图像入手的则有黄秀兰：《宫素然“明妃出塞图”与张瑀“文姬归汉图”析辨——金元时期昭君故事画研究》（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本文则想试着从《汉书》、《后汉书》这两本“史书”所呈现的昭君故事文本，解析这两书的作者——班固与范晔，是如何看待王昭君出塞和番此一事件？又是在怎样的书写脉络中呈现和王昭君有关的历史情节？他们让我们阅读的，何以是这样的王昭君故事？他们笔下记述的昭君故事，是经由怎样的论述所形成？然后，再试着追问：从二位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呈现历史情节的答案中，是否可以觅得王昭君和她所实际处遇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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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二、历史记述的书写选择：汉匈关系史中的王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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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故事首见于班固《汉书·匈奴传》。相对于后世昭君故事的悲怨伤情，最早记录这个故事的班固（32—92），几乎可以说是冷静到近乎冷漠。短短一句“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就交代了昭君奉诏远嫁的事实。读者因此抱怨地指责班固完全不曾注意到昭君的情愁，故事也不凄美感人。（注：陈盈妃：《王昭君戏曲研究——以杂剧、传奇为范围》，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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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读《汉书·匈奴传》，是从“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说起，全传叙事之主轴从表面看是在于匈奴自身之兴衰，但这条主轴上最明显的刻痕则是匈奴与中国—汉朝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就连有关匈奴兴衰的记事也是为了说明汉匈关系而有的。从这样的线索出发，《汉书·匈奴传》的记事自竟宁元年（西元前33年）——也就是元帝以昭君赐呼韩邪单于之年起，可以（其实也只能）分为匈奴继位纷争与汉匈关系这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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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书写脉络中，和王昭君直接有关的记事，首先出现在下面这段文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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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注：《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3803页。《汉书》卷九《元帝纪》的写法是“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应劭注称：“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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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叙事的重心是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因为他“愿婿汉氏以自亲”的要求，汉元帝将“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给了他。相对于后世大多数作者着意描摹昭君之情愁，班固所强调的，是单于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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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第一次入朝。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因为不敌其兄郅支单于，在匈奴内战中被逐出蒙古草原，在不得已中选择归附汉朝，率领辖下民众移至漠南，他自己则亲自至长安朝贺汉天子。在汉的庇护与培植之下，呼韩邪单于的“民众益盛”，“足以自卫，不畏郅支”，终于又重返蒙古草原。反而是原本的胜利者郅支单于，因为无法全面控御匈奴部众，退出了匈奴王庭，一路向西，并在汉元帝建昭元年（前36年）被西域都护甘延寿所杀。听说郅支已死的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他上书表示：自己“常愿谒见天子”，但是因为要防备郅支，所以无法如愿，现在“郅支既诛，愿入朝见”。于是遂有此竟宁元年之“复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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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后一个半世纪的汉—匈对立，终于在匈奴单于低头称臣的情况下，迈入和平相处的新局。相对于前次因避难而入朝的窘况，这次呼韩邪是以匈奴一统之主的身份前来朝贡。对于汉朝而言，这是一位重建一统的胜利者表示臣服，其意义自不同于先前内战失败者的前来投靠。无怪乎汉元帝下诏改元为“竟宁”，昭君也因此而号“宁胡阏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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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宁胡阏氏的王昭君，值得班固书写的事迹有二件：一是她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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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注：《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38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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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呼韩邪死后，她被新继立的复株絫若鞮单于收继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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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注：同上书，第38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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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奇和文颖的注释，居次是匈奴贵族女性的称号，等同汉语公主之意；至于须卜和当于，都是匈奴之大族。颜师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须卜、当于，皆其夫家氏族。”换言之，《汉书》作者在此预告了昭君嫁为新单于妻后的生育状况，并预先说明这两个女儿后来婚配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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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汉书》中便不再有昭君本人的消息。直到三十年后，汉朝皇帝由成帝（前33—前7年在位）而哀帝（前7—前1年在位）而平帝（前1—8年在位），匈奴单于则由复株絫若鞮单于（前31—前20年）而搜谐单于（前20—前12年）而车牙单于（前12—前8年）而乌珠留单于（前8—13年），《汉书·匈奴传》中终于出现了昭君长女云的消息。时间是在平帝即位，王太皇太后称制，王莽当国之时，云被要求“入侍”太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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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汉平帝幼，太皇太后称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说太后以威德至盛异于前，乃风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注：同上书，第3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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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和亲关系的保证之一，在前期汉居弱势之时，是以宗室女为公主，遣嫁匈奴单于；到了后期匈奴势弱，便成了单于遣子“入侍”汉朝皇帝（见后附《汉公主出嫁、匈奴单于子入侍表》）。（注：《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第3773页记元封三、四年间，杨信说乌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杨信的说法当时虽未为匈奴单于接受，但的确是由汉公主出嫁转为匈奴单于子入侍的张本。）根据《汉书》记载，当时在位的乌珠留单于并非没有遣子入侍。（注：乌珠留单于甫继位（绥和元年，前8年），便遣子右股奴王乌鞮牙斯入侍。第二年，侍子死，归葬；复遣子左于駼仇掸王稽留昆入侍。元寿二年（前1年）乌珠留单于入朝，哀帝遣稽留昆随乌珠留单于返国，但之后匈奴又再遣稽留昆的二位同母兄与妇相继入侍。事见《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3810—3818页。）王昭君长女云被要求“入侍”的理由，《汉书》归因于王莽之欲取悦太后。言下之意，似是因着王太皇太后称制的现实政治形势及其女性的身份，故要求匈奴在原本以男性入侍汉朝皇帝的传统之外，加派同为女性的云入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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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若再对照后来史事的发展看，以云入侍这件事恐怕并不只有以女性入侍女性这样单纯的理由，或者说促成这件事的动因不仅止于此。王莽干预匈奴内政的意图，云自己身为王昭君之女的身份及其个人的想法与动向，其实皆不可忽视。只是这背后的权力运作与角力关系，要对应到王莽篡位后始建国五年（13）的单于继位之争，才能更为分明。具体的事件便是乌珠留单于死后，云和她的夫婿右骨都侯须卜当左右了单于的继承。《汉书》在此赋予云主导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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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珠留单于立二十一岁，建国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又素与咸厚善，见咸前后为莽所拜，故遂越舆而立咸为乌累若鞮单于。（注：《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3826—3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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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和舆都是乌珠留单于之弟，呼韩邪单于之子。呼韩邪死时，订下了兄终弟及的传位顺序，故自复株絫若鞮单于始，每位新单于登位之时，即先确定下一顺位之继承人，以之为左贤王。搜谐单于—车牙单于—乌珠留单于都是依此方式继位。但是应该在乌珠留单于之后接任的左贤王乐早死，乌珠留遂将左贤王之名改为“护于”，且以自己的长子为护于。没想到他一死，当权的右骨都侯须卜当便拥立了与中国——其时已是王莽新朝——关系密切的咸为新单于。而在须卜当背后的，正是母亲王昭君来自中国，自己又常欲与中国和亲的伊墨居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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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咸前后为莽所拜”，其实是指咸之前曾受王莽所封的孝单于之号。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先是将原本汉所给的“匈奴单于壐”改为“新匈奴单于章”，继又欲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咸与其子受到招诱入塞，便被拜为孝单于与顺单于。咸接受王莽孝单于之号，似乎是让乌珠留单于找到传子不传弟的借口之一。（注：《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称：“咸既受莽单于之号，驰出塞归庭，具以见胁状白单于，单于更以为于粟置支侯，匈奴贱官也。”第3827页。）但是咸仍在云的支持下，成为乌累单于。于是，在云、当的主持之下，匈奴与中国和亲的行动积极展开。以汉匈关系史为书写主线的《汉书》记述了他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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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累单于咸立，……云、当遂劝咸和亲。天凤元年（14），云、当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虏塞下，告塞吏曰：欲见和亲侯。和亲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闻。莽遣歙、歙弟骑都尉展德侯飒使匈奴，贺单于初立。（注：同上书，第3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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