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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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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三、历史解释的合理性：《后汉书·南匈奴传》的王昭君形象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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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范晔笔下看起来形象鲜明又十分生动的王昭君，历来大抵有两种讨论方式。一是相信，一是不信。有些人相信，似乎是出于对“正史”的信任，这可以宋人王楙（1151—1213）《野客丛书》“明妃事”条的处理方式为代表，王楙在将前、后《汉书》与《琴操》、《西京杂记》的记述比较一番后，便作成结论：“前汉既略，当以后汉为正”。（注：王楙：《野客丛书》，台湾学生书局影“中央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一年刊本，卷八。现代学者如黄綮琇亦以为“史书是较可靠的”。见《王昭君故事的演变》，《主题学研究论文集》，第74页。）有些人相信，则是因为先肯定了王昭君的爱国情操，所以必须相信《后汉书》中“丰容靓饰”的说法，借此佐证她因认识到和亲可维护汉匈友好关系，有益于国家民族，故为顾全大局，而乐于前往。（注：鲁歌：《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前言》，第8页。）至于不信者，主要是认为范晔书成晚于班固，何以时距愈远，细节却反而愈加清楚，因此推论是取资于小说。由于刘知几曾经斥责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惭良直，而王乔鳬出于风俗通（应劭注），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葛洪撰），朱紫不别，秽莫大焉”。（《史通》卷五，《采撰》第十五），他的批评便被引为昭君故事乃是范晔采用民间轶闻传说的佐证。就连记述昭君形象的笔法生动，亦成为其系小说虚构的另一佐证。（注：吴小如：《关于王昭君故事的札记》，《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37—538页。陈盈妃：《王昭君戏曲研究——以杂剧、传奇为范围》，第13页；黄秀兰：《宫素然“明妃出塞图”与张瑀“文姬归汉图”析辨——金元时期昭君故事画研究》，第9页，均持此说。）亦有学者认为昭君上书求归，诏使从胡俗，其实是《汉书·西域传》乌孙公主刘细君和亲事迹的类化与移花接木，是和番故事的互相混杂。（注：如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第63页、84页，即有此论。张高评：《南宋昭君诗之接受与误读》，《宋代诗学——第五届中国诗学研讨会》（2000年5月20日），第2页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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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追问范晔有关昭君的记述是否符合历史真相，或是此番记述的由来为何之前，或许我们应该先回头仔细查看一下《汉书·匈奴传》中的文字，在那一连串政治外交关系的记述中，真的看不到王昭君的身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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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来，《汉书》文本对于昭君的直接描述最少，所以很容易令人感到其空白处最大，不确定性最多，叙述的跨度和跳跃性也强。（注：张高评：《南宋昭君诗之接受与误读》，第2页。）但是，班固虽然不曾直接描说王昭君的身影，也不曾直接陈述王昭君的心情；然而他既着力于记写汉匈关系与匈奴继位状况这一系列政治外交事件，则王昭君做为他笔下不能不记述的历史人物之一，自然有其存在于此复杂诡谲政治外交生态系中的意义与人物特色。不过班固只对王昭君生命中与汉匈政治外交脉络相牵系的那一部分有兴趣，所以他让我们看到：王昭君身为匈奴两代阏氏，她的子、婿、外孙都曾有机会接掌单于之位，女儿云亦在单于继位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两位侄儿则主持汉匈外交事务，并奉使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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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班固而言，讲述王昭君在匈奴的身份、地位以及所引带出的周边人物际遇，是为说明或佐证当时汉匈的交往情状。至于王昭君历经何种作为甚至心境转折，方能有如此身份、地位，以见证这样一段汉匈的历史，则不是班固所在意或所想揭露的“历史记述”。因此，诸如她如何在呼韩邪死后，让新单于愿立她为阏氏，以维持其在匈奴王庭的政治身份；如何让她与呼韩邪所生，在呼韩邪死时不超过两岁的知牙师在兄终弟及的继承办法中加入继承人的行列；又如何在匈奴的王庭抚育教养子女，教导出一位不但满心期待与“中国”交好，而且也有政治手腕与实力播弄匈奴继承人选的女儿云等等，皆史书无载。更遑论她和她的子女等相关人氏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曾面对怎样的政局凶险，曾有过怎样的心情起伏，曾作过怎样的出处抉择。固然，对照如斯历史情境，当有何等人物，以何等作为、何等心境完成何等任务，才可能衍生成如斯历史过程，以及实践此般作为的困难度，还有所需的心血、能耐，似乎已是昭然若揭。但是由于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资料足以证明这种人物与其历史情境间具有正相关之对应关系，在此自是无法拍板定案，宣称如斯历史过程乃是经过此等历史人物如此营造而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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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若将论题的焦点再拉回至本节主题，则我们与其一再追问范晔有关昭君的形象勾勒是否可信，或是其记述由何而来，不如转而先追问此番记述因何而有。相对于班固毫不在意于王昭君及其子女等相关人氏的作为与心境，同为史书作者的范晔，何以要在汉匈关系史的叙事主轴上，加入这一段有关王昭君个人心境与作为的文字？为什么除了说明知牙师为王昭君之子，王昭君为汉元帝赐给呼韩邪的五名宫女之一，还要写明王昭君是“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又要写她临行“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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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研究者认为，《后汉书》中“积悲怨”自请求行的说法是源自传为东汉蔡邕（133—192）所作之《琴操》。（注：如黄秀兰《宫素然“明妃出塞图”与张瑀“文姬归汉图”析辨——金元时期昭君故事画研究》，第9页。《琴操》作者是否确为蔡邕，学者说法不一，此处讨论关键既在文本解读，作者之名姑从学界主流之说系之于蔡邕。）但是，仔细比对《琴操》与《后汉书》的叙事笔调，二者除了“积悲怨”自请求行这一点外，所欲传述的王昭君形象其实截然有别。这里先就相关字句依出现顺序排比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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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操》之所以叙说昭君事迹原是为了说明传为昭君所作之《怨旷思惟歌》的写作背景，于是先说良家子昭君的乡里家世——“齐国王穰女也”。再说她“颜色皎洁”，“端正闲丽”。接下来便说她入宫之后五、六年，迄未得汉元帝幸纳，“心有怨旷，伪不饰其形容”。直到匈奴单于“遣使者朝贺”，元帝令后宫妆出，她才“更修饰，善妆盛服，形容光辉”，席间元帝“问后宫：欲以一女赐单于，谁能行者起？”昭君于是“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备在后宫，麄丑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诚愿得行”。最后说明歌之所以作，是因为远嫁匈奴的昭君“恨帝始不见遇，心思不乐，心念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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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比，范晔虽然也说到昭君“丰容靓饰”，足以“光明汉宫”，但并未宣称她原本即“颜色皎洁”，“端正闲丽”。而且范晔笔下的昭君不只是“善妆盛服，形容光辉而出”，更以“顾景裴回”之姿，“竦动左右”。至于远嫁匈奴之后，范晔让读者看到的，是在呼韩邪死后，遵从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王昭君，而非“恨帝始不见遇，心思不乐，心念乡土”，作《怨旷思惟歌》的王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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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琴操》的作者为了解释昭君的“怨旷”之思，描画出一位天生丽质却不为君王所知，心有怨旷，虽“善妆盛服，形容光辉而出”，仍未得君王青睐，只有喟然请行，却在远嫁之后，心思不乐，心念乡土的王昭君。相对地，范晔所呈现的，虽也是一位因积悲怨而自请求行的王昭君，但所强调的是她在请行之后，刻意妆扮，“丰容靓饰”，“顾景裴回”，出现在呼韩邪之前。从现代化妆概念来看，这位范晔笔下的王昭君不一定是天生的美女，但肯定是懂得如何运用化妆技巧以表现自己优点的美女。她的举措与其说是要吸引汉王廷所有人的注意，不如说她是有计划地要在赐给呼韩邪的五名宫女中胜出。这不但解释了在所选宫女五人之中，何以是昭君被立为宁胡阏氏，也刻画出她在关键时刻善用自身仅有资源，颇具机心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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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范晔对昭君所作的这段描述，读者已然比较能够去理解何以一个遣嫁的宫女王昭君，有能力养育出一个进入匈奴继承系统的儿子知牙师，但还不能完全说明彼时外在的实际局势。事实上昭君嫁后不过两年，呼韩邪就死了，虽然立下了兄终弟及的传位办法，可当时尚不满两岁的知牙师要想顺利长成，跻身于继承人之列，恐怕不是仅靠王昭君有着前阏氏的身份，就可达成。新立单于“欲妻之”的动机，只是匈奴收继婚俗的制式反应，还是个人对于昭君风采的着迷，又或是十分政治性地希望以和亲关系的沿续作为汉匈继续交好的保证？而王昭君的上书求归，是为表现她对胡俗收继婚制的抗拒，是对自身前途的不确定与惶惧，还是一种征询汉朝对匈奴后继政策的方式呢？范晔要写出王昭君是在成帝“从胡俗”的敕令下，“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应该不是从乌孙公主得来的灵感，也不只为说明王昭君个人的际遇，而是对于当时政治氛围乃至汉朝对匈奴政策重点的一种提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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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关心的是王昭君，但范晔书写的主线毕竟也是在汉匈关系史的脉络中。范晔是为交代匈奴单于比之所以得位与归附汉朝的因由，而提到了知牙师，提到了他身为王昭君之子，再由此提到了王昭君。于是，借由王昭君个人的际遇、行止与才智，读者了解到：知牙师其实是汉朝布置在匈奴等待接位掌权的一个棋子，但他绝不是因着长幼有序就能不费吹灰之力依次坐得左贤王之位，就像他的母亲王昭君当年也是经过一番争取才得到阏氏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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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再反观彼时另两则王昭君的故事，则其不为范晔所取，理由就很明白了。因为无论是石崇（249—300）的《王明君辞》，还是葛洪（283—363）的《西京杂记》（注：《西京杂记》一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与《琴操》一样，颇有疑义。），其所勾勒的王昭君形象，都无法与前述汉匈关系的史事脉络形成正相关的对应关系。石崇《王明君辞》中的王昭君不但在出发之时，“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而且到了匈奴境内，还深感“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只因为“杀身良不易”，才“默默以苟生”，但依然“积思常愤盈”，且自称“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甚至“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我们当然不能说昭君去国离家，远嫁匈奴，完全没有悲怨，但即使王昭君曾有这样的心情，一则因其不在范晔所要呈现的汉匈关系历史脉络中，再则亦无法由此解释与印证汉匈间政治外交生态的复杂诡谲，自然不可能成为其书写的重点。至于《西京杂记》将王昭君描写成不肯贿赂画工，遂被陷害送往匈奴，完全处于被动之势的弱女子，或许符合了一般人对于女性被动处事的想象，却也不是范晔所需要的。因为这个看似正直却无力应变的王昭君，其行止更不可能用以合理解释也无从印证当时汉匈关系局势的演变以及匈奴政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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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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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后《汉书》的作者是为书写汉匈关系而对王昭君其人其事有所陈说；则本文就是为了寻觅王昭君的身影而重新解读前、后《汉书》中被叙说的汉匈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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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书写脉络的铺展入手，固然是因为直接资料的缺乏；但也的确让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在文字记述的背后，史家曾经如何地选择他书写的方向与素材，以求铺陈出他认为值得记写的历史轨迹。身为后世的读者，当然可以抱怨作者有所失误甚至偏差，但为厘清轨迹以外的整体情境，仍不能不先试着理解作者何以有那样的失误与偏差。换言之，一段历史已不只是一段人事的“记述”，而是经过史家选择、辩证所作成片段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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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将《汉书·匈奴传》的书写主轴放在汉匈关系与匈奴政局（尤其是继承）的变迁上，是他对人物与史事做过挑选、解释而有的结果，因为这正是他所认定的历史发展重心。在他对王昭君以及相关人物、史事的“记述”中，读者所读到的其实是他对汉匈关系所做的“诠释”与“论述”。同样地，范晔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所选择“记述”的昭君故事，也是他对汉匈关系的“理解”、“诠释”、“论述”。但由于欠缺直接史料为证，范晔所提供的昭君故事，其作为历史记述的合理性与可靠性，便在于我们必须先承认：人物及其所处历史情境间具有正相关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先要相信，在可见的历史发展之中，相关人物具有正向的推动力量。虽然，这种被相信的合理性，其实并不保证历史的确是如此发生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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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历史研究需要资料以为佐证的关键所在，因为对于此一时代人而言的“合于理”，不见得是“合于历史”。王昭君故事之所以为历代人士所不断改写，并且与班固所提供的历史脉络相去越来越远，正是因为各时代人在认知和亲之必要或正当性，同时想象女性在彼种政治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时，只符应了其自身时代所要求的合理性，却忘了前代有如异域，自有其另一个时代的历史性。相对于可见的各种对王昭君的描述，我们不得不承认，范晔所选择展现的王昭君，最能与班固所提供的汉匈史事历史情境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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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也正因为经书写而被展现的王昭君必须与被诉说的汉匈史事脉络相呼应，这又让我们看到历史书写与事实间所隐含的另一层问题。那就是因着史家“论述”需要而被呈现的历史人物，其实已在书写过程中被“停格”或片面地“放大”。王昭君在汉宫不得见遇所积累的“悲怨”，是否在她决定和亲以后就会完全消失？而当她身处异域，历经宫廷斗争之余，难道不曾触景情生，起愁思而情伤？反之，浸处在那样一种复杂诡谲的政治外交生态中，王昭君即便有积恨、有愁怨，又是否会如后世文人们所勾画的那般儿女情长？范晔所提供我们认识的昭君，其实只能与他和班固所关心的汉匈关系史事脉络相搭配，绝对不是一个完整的，足以呈现现实一切生活的人生。而这或许是我们在阅读故事，并争辩王昭君及其所实际处遇的过去究竟如何之先，就必须有所意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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