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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郑钦仁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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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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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Mann，“Presidential Address：Myths of Asian Womanhood，”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9，2000，pp.83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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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浩：《史学与文化思想：司马光对诸葛亮故事的重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1[A1]，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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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贞：《依违于私情与公义之间——孟姜女故事流转探析》，收入熊秉真主编：《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台北：汉学中心，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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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贞：《正史与墓志资料所映现的五代女性意象》，《唐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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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淑苓：《交换女人——昭君故事的叙事、修辞与性别政治》，《国文学报》第34期，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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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鬼胎、假妊娠与中国古典医学中的医疗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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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立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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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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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由分析古典医学如何界定和解释假妊娠的各种形式，以检视中国妇科医学中的医疗不确定性议题。除了认知到假妊娠可能肖似真妊娠外，中国妇科医学也了解真妊娠亦能偏离怀孕的正常过程，并因而类似假妊娠。本文想证明，在区辨假妊娠和真妊娠上的理解困难，和相信妇女产孕的精力易遭外在病原和内在不调所破坏，两者有密切关联。其中，鬼胎的症状又特别受到关注。该症状原来被解释为人鬼相交的产物，但后来却主要被理解为女性情感过度所致。作者认为这些对于鬼胎定义上的改变都是明清时期更大的性别规范变迁中的一部分，亦即越来越重视女性的情绪化和体弱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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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学士，美国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历史博士。现任美国密歇根州阿尔比恩大学（Albion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主要其著述为Reproducing Women：Medicine，Metaphor，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2001。最近的研究方向除了探讨中国医学文化与社会性别之关系以外，也侧重于19世纪英国与中国医学的历史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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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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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者们大多同意，不同时空的人们以相当不同的方式体验其身体和功能。而没有比在分娩的历史中更能证明这一点的了。在分娩的历史上，性别规范、医疗知识和社会习俗共同交织形塑出妇女及其家属对受孕、妊娠和分娩等现象的理解方式。现今的影像科技则使得医生和准父母能够直接看见尚未诞生而尚在母亲体内长成的胎儿。我们如此习于想象和监控子宫内胎儿的发展，这使得尚未出生的胎儿早早就获得了独立于母亲的身份，建立起一个有着预设权利的主体。（注：妊娠现代观点的分析包括：Barbara Duden，Disembodying Women：Perspectives on the Pregnancy and the Unbor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以及Lynn M.Morgan and Meredith W.Michaels eds.，Fetal Subjects，Feminist Position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9。）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对未出生胎儿的理解相对而言很不一致，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的多数时候，并没有理解怀孕者体内的直接方法。如同芭芭拉·杜登（Barbara Duden）所揭示的，对18世纪德国女性来说，妊娠在怀孕期间并无法被客观地认定。这并不是要否定医生和妇女们一向依照众所皆知的身体征候作出有根据的诠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判断此一事实。然而，只有当这一无法看见的实体从妇女体内显现后，他们才能确定该妇女的症状究竟是由逐渐长成的胎儿所造成，抑或是由某些其他“子宫的产物”所致。（注：我对胎儿的历史性观点，主要来自杜登的作品。见其书，Thomas Dunlap trans，The Woman Beneath the Skin：A Doctor’s Pati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尤其是160—170页；Disembodying Women；“The Fetus on the‘Farther Shore’：Toward a History of Unborn，”in Morgan and Michaels eds.，Fetal Subjects，Feminist Positions，pp.13-25；及其研究“The History of Security in the Knowledge of Pregnancy，”是其在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系列演讲“Women’s Health：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Dilemmas”的一部分，1999年3月19日。）换言之，妊娠只有以追溯的方式才能确认，也就是当一母亲体内不可见的存在最后终于成为可见之时。虽然文艺复兴解剖学者及其承继者有其成就，但这个杜登称为“妊娠知识确定性”的缺乏却依然存在，因为尽管西方学者累积了大量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对人体最基本功能的充分了解——包括生产——却依然让人困惑得心焦。（注：例如，1827年以前女性卵子都尚未析离出来，要到1840年科学家才确定排卵是每月一次，而非回应性交的结果。Michael J.O’Dowd and Elliot E.Phillipp，The History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New York：Parthenon Publishing Group，1994，pp.256-57.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医生也不断争辩排卵和月经在原因上是否相关。见Emil Novak，Menstruation and Its Disorders，New York：D.Appleton and Co.，1921，pp.74-76。历史上化学妊娠测试中，最早能测量女性尿液中的荷尔蒙，是在1928年才发展出来的。见O’Dowd and Phillipp，History，p.86，以及Harold Speert，Obstetrical and Gynecologic Milestones Illustrated，New York：Parthenon Publishing Group，1996，pp.222-27。）再者，虽有丰富的医疗文献阐述各种可能指向怀孕的征兆，一本19世纪的英国产科教科书却仍谈论道：“要知道究竟一位妇女是否处于怀孕状态，最确定的方式就是等到九个月孕期完结。”（注：James Blundell，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Obstetrics，London：E.Cox，1834，引自Ann Oakley，The Captured Womb：A History of the Medical Care of Pregnant Women，Oxford：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84，p.17。）虽然解剖学者的解剖刀能够赤裸裸地呈现一个女性尸体的内景，20世纪以前的医学却常在一个活生生的、可能或未必正怀有小孩的妇女面前发现自身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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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杜登的洞见作为出发点，本文将分析一些不确定性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体现了晚期帝制中国对妊娠各种了解的特性；本文也将探索这样的不确定性和医学上对女性特质的界定两者如何连结在一块。诞育健康的男性继承人过去一直是传统中国社会制度和思想上的关键，几世纪以来的中国医书作者制造出一系列浩瀚的著作，以教导男男女女如何增进女性的产育能力。这些讨论“妇科”（或“女科”）、“胎产”和“产科”的文本推荐各种多产的药方以及妊娠的测试方式。它们描述着尚未诞生的小孩在十月孕期中每一个月的发展，并为怀孕妇女设计出详细的疗养之法，教导她们如何控制自身的饮食、举止和情绪，以确保胎儿的健康发展。（注：已知最早的产子描述出现在甲骨中。不过李贞德的研究则显示，一直要到中古，医书作者才把产孕特别界定为妇人的医疗议题。李贞德：《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2（1992），第283—367页。较晚的阶段，见费侠莉（Charlotte Furth）之作，“Blood，Body，and Gender：Medical Images of the Female Condition in China，”Chinese Science（1986），pp.43-66；“Concepts of Pregnancy，Childbirth and Infancy in Ch’ing Dynast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1（1987），pp.7-35；以及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关于一般清代妇科手册的研究，见Yi-Li Wu，“The Bamboo Grove Monastery and Popular Gynecology in Qing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 21.1（2000），pp.41-76。从古代到清代重要发展的详细调查，见马大正《中国妇产科发展史》，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2年。）乍看之下，这些文本暗示了有教养的中国医者对于其处理妊娠的能力满怀自信。再者，这些医疗讨论也暗示该医者对妇女是否有孕早已作出正确判定。然而若进一步阅读会发现，这些文本也必须被理解成一种企图，想把认识论上的秩序施加在被认为是不可预测、甚至是怪异多变的现象上。首先，对于晚期帝制中国和同时代的欧洲人来说，诊断妊娠此一行为本身就充满了模糊不确定性。当欲从外在可察的症状去辨别出内在的不调时，这种不确定性就不只是涉及诊断复杂性的产物而已。正如本文想证明的，这种不确定性同样也源于古典中医定义妇女身体的方式。医书作者们一再强调女性产孕的本质和功能都很容易受到损害，这也就暗示了妊娠本身很容易遭受各式各样的干扰和改变。的确，我想证明古典妇科将假妊娠和真妊娠想象为单一光谱上的两点。假妊娠的形成和真正的妊娠有着相似的过程，发生在一位妇女的生育资源——她的子宫和她的血——被入侵的病原所占据，或被身体的不协调所破坏时。此外，真妊娠也可能转变为假妊娠：胎可能无法完成适当的转变，最后成为类似“邪”扰所造成的坏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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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借由检视鬼胎此一概念来发展上述主题，鬼胎是一种有名的假妊娠形式，在古典医学中有各种定义，或被界定为与鬼魂交合的产物，或被界定为女性欲求不遂所致。学者们已经在各种脉络中讨论过鬼胎，例如附身疾病，中国的优生学史，以及妇女和鬼怪在文学中的再现等等。（注：见Frank Dikötter，Imperfect Conceptions：Medical Knowledge，Birth Defects，and Eugenics i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李建民：《祟病与场所：传统医学对祟病的一种解释》，《汉学研究》12.1（1994），第101—148页；以及Judith Zeitlin，“Embodying the Disembodied：Representations of Ghosts and the Feminine，”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242-63。）本文将借着调查历史上此一概念的发展以扩展现有各种研究。借由呈现鬼胎如何被整合进女性产孕功能失调这样更广大的医疗论述中，本文也将显示这样的信念如何形塑中国妊娠知识中确定性的缺乏。文章开头的部分将探讨晚期帝国的妊娠测试，所知之各种确保妊娠有效性因素。接下来的讨论将检视鬼胎在医疗认知中的历史变迁及其在妇科文献中的位置。文章的第三部分将探讨妊娠过久的问题，这种妊娠偏离了一般标准并显现了鬼胎的典型症状。综而言之，这些发现显示了晚期帝制中国的妊娠概念相较于当代生物医学的语汇，更具弹性，而且人类的生育过程也被视为更变异不定。最后，这种对怀孕具有潜在可变性的信念，正是晚期帝制中国对妊娠确定性的认知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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