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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妊娠在观念上最后一块重迭的区域，是妇女子宫内生出奇虫异兽。有如前论，这是鬼胎、蛊毒、淤血的典型症状。然而同时，当真胎无法顺利长大时，异物也会形成。即使没有病扰，女性虚弱也足致坏胎。例如18世纪的医者阎纯玺和沈又彭，皆重复朱震亨（1282—1358）的观察，胞宫的气不足可能使胎在受孕后无法顺利长成。“精血虽凝”，阎纯玺解释道，“而阳虚阴不能化，终不成形”。结果当产孕之期到来，不幸的妇女只会排出“血块与血囊”。阎补充说，为避免这类疾患，可以事先给予温补之药导正妇女体虚，以便让胎顺利长成。（注：阎纯玺：《胎产心法》，第290页，以及沈又彭《女科辑要》，第68页。）在一个相当普通的受孕却产出异胎的报道中，徐大桩提出相似的女性产育模式。此例中该妇元气太虚，精血难凝，不能成胎。最后，徐解释说，应该转化为小孩的精种，退化为“腐秽蕴积”，该妇后来排出“白虫半桶”。（注：徐大桩：《女科医案》，第18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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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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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不确定性的议题不只见于中国或女性产育的实践上。不过我想论证，妊娠不确定性所衍生的议题和其他医疗议题有所差异。妊娠并不是一种需要适当疗法的疾病或失调。相反地，妊娠是一种例行性的生理过程，尽管可能出差错或伴随疾病。进一步来说，既然在任何可能的妊娠案例中，直接牵涉两条命，误诊或误治的代价自来就高于其他情况。例如医者程茂先（生于1581）诊治的一名妇人，其家人坚持她所患的是月经阻塞，并要求医生除瘀。不过程氏相信她是怀孕，并坚持照此处理，终于如期产子。如同费侠莉对此例的分析中注意到的，“（程）依据流产对该妇健康带来的风险解释了他的策略，（但）这也隐含了他对咎责的担忧……当胎儿因为任何理由被堕胎时，参与的医者可能负有责任”。因此“程的叙述告诫医者不要冒险使用后来可能导致咎责的疗法”。（注：Furth，A Flourishing Yin，p.256.）医者不只担心错误地为人流产，不正确的妊娠处置也可能导致妇女未来的长期慢性生育毛病。由于这些考量，成功地处理可能有娠的妇女身体此一模糊地带，便成了参与各方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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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主要妊娠认知的复杂性别规范系统也使得此医疗议题不同于其他，因为任何特定病例中医疗照管的成败，都有可能直接影响父系家庭的完整性，也因此是更大社会的完整性。林赛·威尔逊（Lindsay Wilson）就已表示，在启蒙时代的法国，法官和医生曾热烈地论辩极长期的妊娠在生理上有无可能。那些否认“晚产”可能性的医生，就不只站在医学的立场上，也因着这些非常态妊娠的后代接下来能否宣称继承其假定的父亲。结果，这些医生相信“晚产的可能性对家庭的稳定性和社会的道德架构造成莫大威胁”。（注：Lindsay Wilson，Women and Medicine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The Debate over Maladies des Femm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59.）有如马氏和朱鹏寡妇之例所呈现的，在中国，假定妊娠带来的不确定性，其牵连也远超过重获健康或拖延疾病的问题而已。冯客（Frank Dikötter）巧妙地归结这种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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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晚期）尚未诞生的小孩变成多方关注汇聚的焦点，且在医疗论述上百花齐放：母亲希望对她们自身产孕的健康有更多控制，有钱的父亲透过繁衍健康的子嗣以求扩大家族，医学专家渴望借由一套专业医疗知识来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保守的儒者企图透过对正当行为准则的强调来维护他们道德上的领导权，官员则坚持性关系只能限定在家内，热切地捍卫家族和世系血统。（注：Dikötter，Imperfect Conceptions，p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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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意识到帝制晚期不存在“妊娠知识的保证”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洞见，妇女如何和一个由男性书写的古典医疗传统所表达的女性规范，进行蹉商。尽管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妇女一向仰赖生物医学的医生来确认怀孕与否，此一要求确认的文化未必存在于较早的时代。例如劳拉·高英（Laura Gowing）对17世纪英格兰秘密生产和杀婴的研究就显示，并没有一个妇女寻求医疗上妊娠确认的社会传统，也因此妇女不会被期待有宣布她怀孕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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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医疗和普遍的身体模式此一特定脉络里，承认怀孕可能是一件相当有弹性的事。多数这些（最终秘密生产或杀婴）的妊娠都是保密的，但他人不必然全无所悉，少数妇女表示她们实际上并不知晓自己怀孕。现在有点难以想象，对妊娠存疑却能不做测试或确认。说“否认”是太过简化，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妇女不须否认怀孕，因为她们根本用不着承认。（注：Laura Gowing，“Secret Births and Infanticid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ast and Present 156，pp.87-115.引文出现在第10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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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英认为，缺乏社会的确认是因为缺乏医疗确定性。因为“妊娠的迹象，甚至是已经产子的迹象，可能都是有多种解释的”（注：Gowing，“Secret Births，”pp.90-91.），妇女有相当大的空间，用合于需求的方式去诠释她们身体的感觉，这让她们能作各种伪装，或忽略可能代表有孕的征兆。高英总结道，“由于在这样的社会，承认怀孕在某个程度上是一件能进行蹉商的事，渴望怀孕和怀孕就绪与否，可能是选择公开承认怀孕或偷偷怀孕的原因”。（注：Ibid.，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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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医疗上判定妊娠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确认的文化在帝制晚期同样缺乏，这也决定了中国妇女能以多大的空间来适应、利用或忽略古典医疗对女性特质的界定。有如费侠莉所言，性别隔离的规范和正规医疗面临的家户场景，都使得女性家庭成员拥有某种程度的权力界定自己的身体经验，并挑战男性医者的诊疗。进言之，这种“女性权力”在牵涉女性产育失调的案例中最为明显，妇女自身的感知提供了男性专家挥洒施展的框架。（注：Furth，A Flourishing Yin，pp.250-1，256.）的确，明代医者如程茂先只在妊娠“有疑或濒危”时才受到咨询。这包含一些被认为患有他疾，而原来却是有孕的妇女案例，而且在诊疗存疑妊娠时，程氏的例子在强调医者知识的局限。（注：Ibid.，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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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馥兰（Francesca Bray）也有类似的暗示，古典医学对经期规则性耿耿于怀，或许提供了妇女掌控自身产孕能力的道德资源。假如在月经阻滞和妊娠之间有区辨的困难，女性便能堕胎而毋须揭露其意图：以破散月经瘀塞之名而行服药下胎之实。（注：见Bray，“A Deathly Disorder，”pp.246-49；亦见Furth，A Flourishing Yin，p.256。）正如17世纪的英国，缺乏确认妊娠的文化意味着中国妇女可以随其意图来界定她们的身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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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言之，鬼胎定义的变迁及其所显现中国“在妊娠知识中缺乏保证”提供了对明清时代性别观的另一种洞见。杜登注意到在18世纪德国，假妊娠观的特点是相信子宫具“多变的潜能”。（注：Duden，“The Fetus on the‘Farther Shore’，”p.14.）相较之下，明清医疗逐渐把妊娠的混乱归咎到难以控制的女性之血。就像本文所论证的，在帝制晚期，早期对鬼怪入侵的关注逐渐融入更广泛的女性失调之医疗论述中，而这论述主要关注女性产孕无能的许多可能结果。这些变迁可以进一步被当成在明清之时，医疗模式中和文化规范中的女性特质转型的一部分。首先，在明代，医者在病因论上从外在解释转向内在源起论；且主要的医疗思想家回避巫医的模式，而偏好阴阳五行的理论。（注：Furth，A Flourishing Yin，第四章。）此一发展也显现在关于假妊娠之预防和成因上的信念变迁。早期文献认为妇女自身的行动和思想只是鬼怪侵扰的前提，但明代医书作者则把妇女的行为和情感当成妇人病的直接原因。同时，明清性别论述的特色体现在妇人从染汙的形象转为无能的形象。如同费侠莉所显示，宋代妇科所极为关注的是在产子时所排出的邪恶物质，同样的议题在明代妇科无足轻重，而把产子主要描述为消耗。（注：Ibid.，pp.182-84.）在蔡九迪（Judith Zeitlin）对明清鬼怪文献的研究中，她也聚焦在这些医疗变迁和文学传统变迁之间的相似处。她提到，女鬼的形象从“令人害怕、有害的、带来疾病和死亡的性掠夺者，变成羞怯、容易受伤、脆弱的生物，需要男性的同情、保护、给予生命力量”。（注：Zeitlin，“Embodying the Disembodied，”p.249.）最后，鬼胎的新定义在对情的崇拜也大为兴盛的时代繁荣滋长。有如高彦颐（Dorothy Ko）所言，对情爱的歌颂体现了17世纪的江南城市文化，它把男人女人都刻划成情感的动物，但女人尤其如此。（注：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第二章。）尽管这让女性的情感得以受到赞扬，却也强化了女性是情绪不稳定和欲求不满的昔日刻板印象。（注：Ibid.，p.112.）总结而言，强调内在不调的鬼胎病因论，起于一个有教养的男女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女性情感的时代。了解鬼胎的历史及假妊娠的一般问题，因此有助于我们了解帝制晚期的中国，性别规范和医疗知识之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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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本文原以英文发表：“Ghost Fetuses，False Pregnancies，and the Parameters of Medical Uncertainty in Classical Chinese Gynecology，”Nan Nü：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4.2（2002），pp.170-206.中译版原载于李贞德主编《性别、身体与医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原文后记如下：本文初稿发表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台北，1999年6月17—18日）。感谢所有与会人士的回应，也谢谢《男女》的两位匿名审查委员，他们的建议帮助我澄清了自己的论证，同时感谢Michael Thouless阅读本文初稿。本文研究得到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和Albion College Faculty Development Fund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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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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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otte Furth，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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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Angela Ki Che（梁其姿）ed.，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Leiden：Bril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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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贞德：《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台北：三民书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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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正，《中国妇产科发展史》，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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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斌，《古代中医妇产科疾病史》，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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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民：《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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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贞德主编：《性别、身体与医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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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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