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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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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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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弱水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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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新意有二点：其一，研究的对象是初唐女性政治人物整体：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乃至上官婉儿。其二，焦点集中在初唐女性参政过程中所透露出的女性意识。作者认为，初唐女性参与政务所掀动的女性意识是孤立的现象，没有明显的前因与后果，本文提及的其他疑似女性意识的现象，似乎也都是孤立的。但零星史料中散布的个别现象，其实暗示着普遍性：女性意识不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有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根源，能够在极不利的文化、制度和生活环境中生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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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弱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并长期任职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聘研究员。专长为隋唐五代史、中国思想史。著有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中国文化史》（合著）、《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以及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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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目可以看出，本文是一篇关于初唐女性政治人物的研究——武则天一定包括在内。面对这个题目，读者心中也许会生出以下的反应：又是武则天！这样的研究是不是太多了？到底能有什么新意呢？本文的新意主要有两点。第一，研究的对象是初唐女性政治人物整体，除了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乃至皇族以外的上官婉儿都在考察的范围。以往关于武则天的论著非常多，至于其他同时或稍后的女性政治人物，注意就偏少。把她们所有人连结在一起，作为一个集体现象来探讨，则似乎尚未出现。其次，本文的目的不在泛论初唐女性参政的问题，而是有个特殊的焦点：这个参政过程中所透露出的女性意识。所谓“女性意识”，大抵是英文feminist consciousness或feminist sentiments的相对语。Feminism是从现代西方产生的观念，在论文的起始，我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个概念可能帮助我们了解在一千多年前发生于中国的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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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sm一般译作“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这个词语基本上意味着一个信念：女性应当从男人所掌控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支撑这种结构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换言之，“女性主义”追求女子在行动与意识上的解放。在历史上，女性主义的发展大概经过三个主要阶段。18世纪末19世纪初，女性主义初起之时，这个运动的目标是为女性争取原本为男性所垄断的权利，如教育权、参政权以及其他若干法律权利。19世纪后期，随着社会主义的兴盛，女性主义者开始要求男女之间的实质平等。她们这时不仅争取形式上的平权，并主张女性应拥有与男性同等的资源来行使她们的权利，进而实现她们作为人的潜能。这项努力的一个显著后果是，女性开始脱离家庭范畴的限制，逐渐在公共领域中活跃起来。1960年代后期以还，一种新型的女性主义崛起。这种思想认为，现存的人类文化是在男性掌控的历史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涵藏着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如果要达成人生真正的自我实现，女性必须从她们自己的视角出发，彻底检视、改造这样的文化秩序。（注：以上关于女性主义历史发展的撮述，参考John Charvet，Feminism，London：J.M.Dent＆Sons，1982；Josephine Donovan，Feminist Theory：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American Feminism，New York：Frederick Ungar，1985；The Feminist Papers：From Adams to de Beauvoir，ed.and with introductory essays by Alice S.Rossi，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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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过去两百年，女性主义的内容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还是可以感觉，这项运动具有清楚的连贯性。不同时代、形态的女性主义显然怀有某种共通的核心意念。著名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艾丽丝·罗茜（Alice Rossi）把这个共通意念称为“女性主义的冲动”（feminist impulse）。（注：Alice S.Rossi，ed.，The Feminist Papers，p.616.）一位政治思想学者则对女性主义的核心意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就作为自由人而有的共同本质而言，女人和男人应该具有同等的价值。（注：John Charvet，Feminism，p.1，又见pp.2，139。）本文的主旨是在揭示，从唐代高宗朝到睿宗朝的历史中，出现了女性政治人物试图提高女性地位的行动。这些行动绝对没有构成可以和现代女性主义相比拟的女权思想。不过，它们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意图和涵义或隐或显；至少我个人从中看到了某种“女性主义的冲动”，一种要为自己和其她女性争取更高地位与更多权益的想望。就是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本文有时把文中讨论的主题称为唐代的“女性意识”，或“初发型的女性主义”。然而，为了避免误解和可能的无谓争辩，在叙事的过程中，类似的概念将尽量少使用。本文的最主要目的是想证明，初唐的女性政治人物采取了一连串提升女性地位的措施，几乎成为一套模式。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我也想为这个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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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上，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试图展示武则天可能具有提高女性地位之意图的行动，以及被当时人或稍后时人认为具有这种涵义的行动。除了揭露事实，也将评估武则天的女性意识的性质与深度。第二节讨论闻武则天之风而起的女性政治人物，她们提升女性地位的努力和意图就比则天显豁多了。最后一节则探讨这些行动的可能背景与历史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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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正文前，还要作一点说明。“武则天”是现代中文世界对创建武周的武曌的通称。这个称呼起源于武氏的最后一个皇帝称号“则天大圣皇帝”以及她的谥号“大圣则天皇后”。“则天大圣皇帝”是武则天被迫退下帝位后的尊号，而不是在位时的称呼；“大圣则天皇后”更不能反映她的意志。唐史名家陈寅恪一贯以“武曌”来指称“武则天”，可能就是认为后者有所不妥。本文使用“武则天”，只是从俗的方便，个人心中是有些迟疑的。（注：最近有一位学者考察武则天的称号问题，也指出“武则天”或“则天武后”不能反映她曾为皇帝的事实。见成濑哲生《武曌杂考》，《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纪要》第1卷第2号，2000年3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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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武则天与女性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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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在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十月乙卯日被立为皇后，取代稍早遭废黜的王后。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是高宗、则天与反对此事的重臣经过激烈的争执才达成的结果。立后伊始，武则天就明确表现出，她不是一位普通的皇后，她是个政治人物。仅仅几年之后，约在显庆五年（660），武氏已掌大权，至迟到麟德元年（664），已和高宗有“二圣”的称号。从显庆五年到中宗神龙元年（705）被逼退下皇帝位，或共同或单独，则天治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注：武则天何时开始掌大权，并不容易做明确的断定。《资治通鉴》卷二〇〇说，显庆五年十月，高宗初患风眩，则天参决百司奏事，“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从次年武氏成功谏阻高宗亲征高丽一事看来，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麟德元年上官仪因劝高宗废武后被杀后，则天就独尊朝廷了。参考《资治通鉴》卷二〇〇、二〇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以下简称《通鉴》。）在本节，我首先要分析武则天所采取的与女性权益有关的个别行动，然后再作一般性的讨论。由于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登基为帝的女性统治者，她的妇女政策早就受到学界的注意，也有若干专门论著。本节重拾此题，志在就现存史料所能涵盖的范围，做一仔细而全面的观察。已经学者深入研究的事象，尽量从略，前人所忽视者，则详为说明。个人希望以此观察为基础，探索初唐女性参政与女性意识的问题。（注：关于武则天的妇女观与妇女政策，比较集中的探讨可见：藤川正数：《唐代における母亲主义的服纪改制について》，《东方学》第16辑，1958年6月，第35—57页，特别是第35—43页；牛志平：《武则天与唐代妇女》，收在张玉良、胡戟编《武则天与乾陵》，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38—47页。藤川之文，视野广阔，还兼及韦后，很值得参考。金子修一撰有《略论则天武后在政治上对祭祀礼仪的利用》，收在《武则天研究论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应该也与本文主题有关，可惜尚未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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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一登皇后位，就立刻展现出，她对女性议题有着特别的兴趣。显庆元年（656）三月，登位后仅五个月，则天就亲祭先蚕。她在身为皇后的28年间，共亲蚕四次。先蚕是行于季春三月的典礼。在这场典礼中，皇后率领内外命妇祭祀先蚕，也象征性地采桑、喂蚕。所谓“先蚕”，就是蚕神或养蚕之神，这位神祇是谁，说法很多，北周的国家礼制是以嫘祖（或称西陵氏）为先蚕，隋、唐或许也是如此。至于“命妇”，意思是受皇帝封号的妇女，高级命妇有皇帝的嫔妃、女性血亲以及高官母妻等。（注：唐代命妇制度的资料很多，可略见《唐六典》卷二“司封郎中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40页；《通典》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49—950页；《旧唐书》卷四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821—1822页；卷四五，第1956—1957页；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内外命妇职员令》第七，东京大学出版部重刊会，1964年，第156—157页。《通典》卷三四有言：“皇帝妃嫔及太子良娣以下为内命妇，公主及王妃以下为外命妇。”第949页。）先蚕礼背后的理念很清楚，就是皇后以华夏世界“第一夫人”的身份祭祀先蚕，亲行养蚕，鼓励天下妇女善尽她们最重要的经济责任——养蚕织布，并肯定其意义。在国家礼制上，先蚕礼的角色与藉田礼几乎完全相同，后者是皇帝亲自耕田的仪式。（注：关于先蚕礼与先蚕信仰的基本面貌，参考Dieter Kuhn，“Tracing a Chinese Legend：In Search of the Identity of the‘First Sericulturalist’”，T’oung Pao，LXX（1984），pp.213-233；新城理惠：《先蚕仪礼と中国の蚕神信仰》，《比较民俗研究》第4期，1991年9月，第7—27页。在唐代之前的历史，除了嫘祖，被视为“先蚕”的还有马头娘、苑窳妇人、寓氏公主、黄帝等。先蚕崇拜大约是民俗信仰与官方祭祀的混合物。唐时的于阗就有一座奉祀先蚕的寺庙，这位先蚕的身份是什么，也无从得知。见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87年，第1021—10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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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蚕礼的来源很早，《周礼》曾提及仲春王后率命妇于北郊行蚕事，或许是它的某种雏型，此礼也出现在西汉的仪注。（注：《周礼·天官》内宰条；卫宏：《旧汉仪》，见孙星衍校集《汉官七种》卷下，平津馆丛书本，页1b—2a。）在唐代，先蚕属于中祀，长安大明宫北苑有先蚕坛。先蚕在唐代虽然相当著名，也是整个国家体制中唯一由皇后主持的仪礼，在实际运作上，皇后亲祭是很少见的。这在唐代是正常现象，皇帝也不常行亲祭，一般由官员代理。（注：金子修一：《唐代皇帝祭祀·亲祭·有司摄事》，《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2号，1988年9月，第56—85页。）根据现存史料，唐代皇后只行过八次先蚕礼，其中武则天就占了四次。则天亲蚕，前三次是在长安举行，最后一次在洛阳，规模盛大，百官陪位，完全不依礼典。唐代皇后罕行亲蚕，除了习惯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有唐一代近300年，具正式名分的皇后只有八位，8世纪中叶以后甚至只有一位。唐代皇帝避免立后，有结构性的政治因素，皇后稀少，自然无法常行先蚕礼。不过，单就唐代前半期而论，武则天亲蚕也算频繁。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事，则天应当有特别的用意在。（注：武则天亲祀先蚕的记载，见《旧唐书》卷四，第75页；卷五，第92、98、100页；《新唐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7、67、71页；《通鉴》卷二〇二，第6375页。《唐会要》卷一〇下有唐代历朝皇后祭祀先蚕的记录，据此，则天亲蚕五次。这是不正确的，公元674年有两个年号（咸亨五年、上元元年），当年的先蚕因之重复出现。这并非宋初编者的错误，原书卷一〇下已佚，现在的该卷是后人补入。参考《唐会要》卷一〇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260页。该卷又记载，高宗永徽三年（652）有制，以先蚕为中祀，如皇后不祭，则派遣有司摄事；下注出自《通典》。按，今本《通典》无此资料，《册府元龟·帝王部》仅说永徽三年升先蚕为中祀，没有该制的其他内容。见《册府元龟》卷三三，台北：台湾中华书局影印，1972年，页5b。唐代先蚕坛的地点，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七，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第794页。关于唐代少皇后的现象，见气贺泽保规《试论隋唐时代皇后的地位——武则天上台历史背景的考察》，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2001年6月。此外，杜宣猷《懿宗先太后谥议》有句：“苹蘩遵助祭之仪，纮綖展亲蚕之礼”。懿宗母亲元昭皇太后晁氏生前只是宣宗的“美人”，不可能行先蚕礼。杜氏之语大概纯属虚饰，以日常桑蚕为亲蚕。见《文苑英华》卷八四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全唐文》卷七六五，台北：大通书局影印，1979年；《新唐书》卷七七，第3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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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氏即皇后位后就积极争取权力的事迹看来，毫无疑问，她多行先蚕的一个主要意图是要昭示臣民，她是一位政治领导者，一个公共人物，而不只是宫闱中的母妻。如果我们孤立地观察此事，可能会推断，则天亲蚕只是要增加自己的威望，为个人的政治目的服务，与一般妇女无关。不过，这样的推测也许并不充分。下文将会显示，武则天亲行先蚕是她一整套提升妇女形象与地位的措施的一个部分，这件事的意义需要与其他类似的行动配合而观，才能得到比较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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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讨论另一事件。高宗龙朔二年（662）二月，朝廷更改了绝大多数中央政府机关与职位的名称，如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奇特的是，在政府机构之外的皇帝嫔妃的名号也一并更动（皇后不包括在内）。（注：见《旧唐书》卷四，第83页；卷四二，1786—1788页；《新唐书》卷四七，第1225页；《通鉴》卷二〇〇，第6326—6327页；《唐会要》卷三，第32—33页。）虽然这时武则天权力已经很大，并没有资料显示，朝廷更名的措施是她所主导。不过，可以推测，嫔妃名衔的改动与她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朝廷和皇宫，有任何人能够越过武则天，进行此事。就本文主题而言，此事最有趣的部分是嫔妃新名号的性质。以下是新旧名衔的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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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事件，个人想提出三个论点。首先，要理解嫔妃名衔更改的意义，必须先说明唐代内宫的组织架构。大体而言，宫廷女性分属两个系统。一是“内官”，即皇帝的嫔妃妾属，也就是这次称号更改的对象。另一则是“宫官”，如尚宫、尚仪、尚服等；至少在名义上，她们是掌领宫中职事的人，而非皇帝个人的伴侣。虽然宫中最重要的女性是皇后和嫔妃，高级宫官的品秩要高过低阶内官，也常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注：唐代宫廷妇女的组织，见《唐六典》卷一二；《旧唐书》卷四四，第1866—1869页；《新唐书》卷四七，第1225—1232页。这些制度资料是出自玄宗时期，但隋文帝开皇二年已订“内官式”，唐初至少已有内官、宫官的实质区别。见《隋书》卷三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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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嫔妃名衔更动一事背后的意念。这项措施的重点在改变这些妇女的身份的性质。至少在名目上，她们由皇帝的妻妾变成内廷的官僚。旧名衔的字义几乎都是私人性的，而且都是沿袭过往宫廷组织中的旧称。新名衔则是前无所承的创造，这些称号试图将宫中的嫔妃定义为两类人，一是对皇帝统治有贡献的辅臣，一是皇帝的侍女。譬如，原来的“夫人”，在新系统中变成“赞德”——以增进皇帝的道德素质为职责的人。“九嫔”改为“宣仪”——宣示皇帝的威仪；“美人”改为“承旨”——承受皇帝的旨命。六品到九品的内官则被定义为皇帝的侍者，也还是有职务的妇女；反之，低阶内官的旧衔则给人感觉，她们是为皇帝的欲乐而存在的。简单地说，龙朔二年的嫔妃名衔更改似乎强烈暗示，就像政府中的男人一样，宫廷中的女性也有重要的政治或实务上的功能。内官与宫官的区别被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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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名衔更动的另一项特色是，原来的名衔具有强烈的性别意味，强调嫔妃的女性身份，新的称号则大体带中性色彩。虽然“侍栉”、“侍巾”提示了侍妾的角色，“承闺”、“卫仙”也有隐约的女性指涉，但都未明白点出性别。我们很难主张，“去性别化”或“去女性化”也是这次措施的意图，但这样的效果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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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龙朔二年的更名基本上只是意念的表达，与宫廷的实际运作没有什么关系。在低阶内官方面，也许我们还可以说，这次措施有“正名”的意味，在身份上，她们本来就是侍从的性质大于配偶的成分。至于高阶内官如夫人、九嫔、婕妤、美人，实际的角色就是皇帝的妻妾，至于能否参与政事，要看她们与皇帝或政治权力核心的关系而定，更改名号与现实根本毫无牵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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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上论点想要阐明的是，龙朔二年嫔妃名号的更改是一个特殊的事件，一个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行动。这项措施的主导者如果是武则天——似乎无法作第二人想，她是要借机表达一个想法：宫中女性有权参与公共事务，她们应该首先被定义为皇帝的助手或内廷中的官僚，而非皇帝的私人伴侣。武则天的行动恐怕主要还是为自己的掌权企图而服务的。不过，如果我们说，这项举措透露了某种素朴的女性意识，也许不是太不合理的推测。附带一提，成于宋初的《唐会要》在记述这一事件后，随即批评高宗朝“政出宫中”，“其取威也多”，该书编者也认为，嫔妃改名号是武则天政治谋略的一部分。（注：《唐会要》卷三，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