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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25 咸亨元年（670），高宗下诏，龙朔二年更改的机构、官职名称都复旧，包括宫廷内职在内。（注：《旧唐书》卷五，第95页；《新唐书》卷三，第69页。据《通鉴》卷二〇一，第6365页，官名复旧之事发生在十月。）很可惜，有关这次事件的资料遗留太少，我们无法做更进一步的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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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27 比起亲祭先蚕与龙朔二年的嫔妃改名号，武则天参与封禅之事就著名多了。这件事也被广泛认知，是武氏为声张自己的权势而做出的举动。（注：参见R.W.L.Guisso，Wu Tse-t’ien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in T’ang China，Bellingham，Wash.：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p.28-9；牛志平：《武则天与唐代妇女》，第40页。）麟德元年（664）七月，在历经唐初以来的许多商议和准备后，高宗下诏宣布，将在麟德三年正月行封禅。武则天是这项决定的重要支持者。如所周知，“封禅”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特殊、最隆重的皇帝祭天地之礼，行于泰山及附近的小山。历史上大概只有六位皇帝行过完整的封禅礼：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照唐人的观念，这是要在内外安辑、年谷丰登、符瑞毕至的条件下，才能举行的旷代大典，重要性不言可喻。（注：关于封禅的一般性质以及唐代封禅的状况，可参看Howard Wechsler，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chap.9。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与封禅有关的事件，如东汉章帝、安帝曾行幸泰山，柴告岱宗，但似乎未举行正式的封禅礼。武则天自己也在武周天册万岁二年（696）于嵩山行封禅，这也不是正统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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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29 在麟德二年十月高宗将离开洛阳前往泰山时，或当年十二月皇帝已抵达泰山下，封禅正要开始前，武则天提出了参与封禅的要求，获得皇帝同意。（注：关于则天提出要求的时间，有两个不同的记载。见《旧唐书》卷二三，第886页；《通鉴》卷二〇一，第6344页。）则天在奏表中表示，她对封禅中“封”的部分没有意见，“禅”礼的安排则有未当。根据已经订定的仪注，“封”、“禅”礼的初献是高宗皇帝，亚献、终献都是公卿。则天认为，宰臣公卿不适合在禅礼中行祭奠，这个工作应当由她和内外命妇来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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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31 “禅”是封禅礼中祭祀地祇的部分，传统上行于泰山东南方的梁甫山，在唐代，则在距泰山更近的社首山举行。在高宗所行的封禅礼，唐高祖、唐太宗是祭天“封”礼中的“配”，与天帝同受祭拜，祭地的禅礼则以高祖夫人太穆皇后、太宗夫人文德皇后为“配”。武则天主张，既然禅礼也祭祀过世的皇后，由男性外臣行礼，是不得体的。况且，她自己没有机会侍奉这两位先后，深以为憾，非常希望能够参与禅礼，补尽孝道。用则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妾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今属崇禋，岂敢安于帷帟？是故驰情夕寝，睠嬴里而翘魂；叠虑宵兴，仰梁郊而耸念。”她说，如果她真能充任祭奠，或可裨益大礼，垂范将来。（注：则天的奏表见《旧唐书》卷二三，第886—887页；罗元贞编：《武则天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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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33 在此不妨一谈，为什么禅礼要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为“配”。高宗封禅的配享方式，是在显庆四年（659）依许敬宗的建议订定的。更早的来源显然是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56）的禅礼，祭地祇以汉高祖夫人高后为“配”，取“王者父天母地”之义。从西汉末王莽以降，郊祀礼中的祭地祇也常以先后为“配”。从祭天地礼的历史发展看来，高宗行禅礼以两位先后为配，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在高宗废王后立武氏的争斗中，许敬宗极力支持高宗和则天，则天立后后，又成为她最重要的一位政治盟友。敬宗请求禅礼以先后为配，则天再以女性配享为口实，参与国家大典，还是令人感觉这项安排有巧合之处。（注：以上所述，参考《通鉴》卷二〇〇，第6316页；《旧唐书》卷八二，第2761—2764页；《新唐书》卷二二三上，第6335—6339页；《后汉书》志七，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70页；《通典》卷五四，第1513页；金子修一《魏晋より隋唐に至る郊祀·宗庙の制度につぃて》，《史学杂志》第88编第10号，1979年10月，第22—39页；小岛毅：《郊祀制度の变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08册，1989年2月，第139—145页。汉代以来，“王者父天母地”之说甚多，例见《白虎通·爵》。又，光武帝行禅礼的“配”高后应该是吕后，但他后来以吕后戕害宗室为理由，改以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为祭祀地祇的“配”，尊号高皇后。见《后汉书》卷一下，第83页；志八，第3177页。）玄宗开元十二年（724）为次年的封禅定仪注时，张说就认为，高宗封禅以先后配享地祇，导致女子乱政，建议改以睿宗为地祇之“配”。他的看法得到采纳。（注：《旧唐书》卷二三，第892—8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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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35 由于武则天的要求，妇女在麟德三年（即乾封元年，666）的封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禅礼中，高宗的初献仪式结束后，除了若干宦官，就变成纯女性的场面：则天担任亚献，太宗的妃子越国太妃燕氏担任终献，许多宫人则为礼生。根据官方的记载，“百僚在位瞻望，或窃议焉”。（注：《旧唐书》卷二三，第888页。《新唐书·礼乐志》同句作“百臣瞻望，多窃笑之”。《新唐书》行文多据《旧唐书》臆改，这里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见该书卷一四，第351页。关于此次封禅妇女行礼的其他资料，见《通鉴》卷二〇一，第6345—6346页；《旧唐书》卷五，第89页；卷七六，第2647页。）武则天和其她妇女在禅礼中担纲，是前无来者的创举。则天当时已大权在握，参加封禅，最明显的动机是在树立自己的威望与权力的正当性。高宗封禅是公开的大典，观礼者除了宗室诸王、中央地方文武官员，还有地方官挑选出的平民百姓，甚至外国使节及其扈从。高宗从洛阳出发到泰山时，这些使节带来“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当时有人以为，“古来帝王封禅，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注：《册府元龟》卷三六，页2a。）武则天在这样盛大的场面承担重任，自然有助于增强其声势，这恐怕就是她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效果。作为一位唐代女性，则天不可能单身出现在祭礼，势必要有其她妇女伴随。至于国家圣典充满妇女的景象是否能提升女性的整体形象，也许不是她计虑所及。不过，本文的分析将会显示，如果有这样的效果，她是不会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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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37 这里还必须指出，在要求加入禅礼时，武则天使用正统的妇女观作为她的理论根据。在奏表中，她以两位先后配享地祇为理由，把禅礼形容成一场家礼：“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经义载陈，中外之仪斯别。瑶坛作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荐芳，实归于内职。”她自己是，“职惟中馈，道属于蒸尝”，担任祭奠，不过是尽一位家庭主妇煮食祭祖的义务罢了。（注：以上引文均见《旧唐书》卷二三，第886页。）简言之，在把妇女带入国家大典的同时，武则天不但没有主张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反而确认家庭是她们唯一正当的活动空间。则天的说词，显然只是方便的借口，不能当真，但却反映出，她并未积极寻求改变社会所赋予妇女的基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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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39 高宗和武则天行完封禅礼后，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玩味的事。封禅行于麟德三年正月，次月高宗、则天回都途中，到亳州谷阳县（今安徽亳县）参拜老君庙，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创建祠堂，并改谷阳县为真源县。这是两《唐书》本纪都有的记载。（注：《旧唐书》卷五，第90页；《新唐书》卷三，第65页。）李唐皇室以老子李耳为远祖，高宗所为，在唐代的统治意识形态中算是顺当的。但此事还另有曲折。高宗在追赠老子帝号时，还以“圣母”——老子的母亲——为“先天太后”。（注：《全唐文》卷一二，《上老君元（玄）元皇帝尊号诏》。《唐大诏令集》载此文，题为《追尊玄元皇帝制》，文字略有不同，封老子母为先天太后之句更遭删除。《全唐文》成书虽较晚，反而存真。见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七八，上海：学林出版社排印本，1992年。老子神话中很早就有母亲的角色，例见东汉王阜的《老子圣母碑》，在严可均辑《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三二，台北：世界书局影印，1982年；葛洪：《神仙传》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道藏精华录本，页1b。传说老子之母姓益寿，名婴敷。见《北史》卷一〇〇，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313页；《新唐书》卷七〇上，《宗室世系》表，第1956页。）这件事大约又是武则天的主意。何以言然？光宅元年（684），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统治中国时，在《改元光宅赦文》中再次确认此事，并要求为圣母立像。该文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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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41 玄元帝者，皇室之源，韫道德而无为，冠灵仙而不测，业光众妙，仁覃庶品。岂使宝胤见御宸居，先母竟无尊位？可上尊号曰：先天太后。宜于老君庙所，敬立尊像，以申诚荐。（注：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三；《全唐文》卷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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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43 从这段文字看来，则天似乎要在所有的老君庙为老子母亲立像，而不只限于传说为老子家乡的亳州（即楚国苦县）。无疑，先天太后崇拜又是则天一项提高妇女形象的发明。高宗与武则天建立的玄元皇帝、先天太后祠祀，在唐代一直延续，这个模式后来还得到宋真宗的模仿，用以祭祀赵家想象的远祖。（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797—1801页；卷八九（天禧元年二月），第2044页。武周证圣元年（695），为封禅嵩山预作准备，则天封嵩山神为天中王，其夫人为灵妃，或许也与先天太后崇拜有相近的旨趣。见《旧唐书》卷二三，第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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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45 此外，调露二年（680）二月，高宗曾在洛阳附近的山区谒拜少姨庙和启母庙，则天同行，并命立碑。现存唐文中有崔融的《嵩山启母庙碑》、杨炯的《少室山少姨庙碑》，应该都是此时应命所作（少姨传说是启母的妹妹）。永淳二年（683）正月，高宗遣使遍祭洛阳附近诸山时，又同时祭祀西王母与启母的庙。（注：参见《旧唐书》卷五，第106、110页；《通鉴》卷二〇二，第6393页；《文苑英华》卷八七八；《杨炯集》卷五，见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杨炯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15页。张志烈也认为这些行动有提高女权的意味。）这些祭祀女性神祇的行动显然与先天太后崇拜同一性质，大有宣扬女德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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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47 武则天采取的最明显的提高妇女地位的行动，是延长父在为母服的丧期。在唐以前以及唐初的礼文，母死父在时，儿子与未嫁女的丧期是一年；母死父已逝时为母服，父死母在为父服，丧期则都是三年。高宗上元元年（674），武则天提出十二条建言，其中一条是父在为母服的丧期由齐衰一年改为齐衰三年，得到采行。垂拱元年（685），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主政时，这项规定被纳入垂拱格，变成正式的法律。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大唐开元礼》颁布，母死父在的丧期规定也是三年，则天修改的礼文自此确立，成为中国标准的丧期。（注：参见贾公彦《仪礼注疏》卷三〇，十三经注疏本，页4b，6a；《旧唐书》卷五，第99页；卷六，第117页；《新唐书》卷七六，第3477页；《通鉴》卷二〇三，第6434页；《通典》卷八九，第2448—2451页；《大唐开元礼》卷一三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a；顾炎武：《三年之丧》，收于《原抄本日知录》，台北：明伦出版社，1970年，第146页；吴坛原著，马建石等编注：《大清律令通考校注》卷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7—99页。依《大唐开元礼》，丧期三年为二十七月，卷一三二，页3b—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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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49 武则天的这项措施和她参与封禅之事一样，都受到了广泛的注意，本文不拟再详细讨论。我想要特别揭示的是，在唐代的文化环境下，延长为母服的丧期具有清楚的提高母亲地位的意涵。如此说来，尊崇女性应该就是武则天推行此事的一个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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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51 在现存文献中，父在为母服的丧期为齐衰一年最早见于《仪礼·丧服》。关于这条规定，《仪礼》解释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这几句话非常简单，意思大概是，为母服丧只能一年是因为至尊的父亲尚在，子女不能充分表露母亲在他们心中的崇高地位。意思虽然可以大致掌握，《仪礼·丧服》并未明白提出父尊母卑的原则。《礼记·丧服四制》则不然，该文对母死父在丧期的说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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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53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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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55 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应当是相同的，对两者丧期的不平等，完全是为了维护家无二尊的原则。初唐人士对父在为母服丧期的理解，也无异于《丧服四制》。活跃于7世纪中叶的贾公彦在《仪礼注疏》就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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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57 家无二尊，故于母屈而为期。……非父直于子为至尊，妻于夫亦至尊。（注：贾公彦：《仪礼注疏》卷三〇，页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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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59 武则天聪敏通经史，一定了解父在为母服一年在初唐所被共同认知的涵义。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就认定，则天更改这条礼文的原因是：“以妇乘夫，欲除三纲变五服，以申尊母之义”。（注：顾炎武：《三年之丧》，第148页。）从贾公彦和顾炎武的话可以看出，“妇”与“母”的地位是分不开的，提高母亲的地位，也就同时提高了妻子——乃至一切女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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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61 在唐玄宗朝初期，唐代女性参政风潮停歇后不久，一场关于父在为母服丧期的争论在朝廷爆发，有官员要求这个丧期恢复为原本的齐衰一年。他们的基本论点就是，武则天的新规定破坏了阳尊阴卑的正规世界秩序。卢履冰是其中的最主要代表，他把则天修改礼文的举动完全当作篡唐自立的准备步骤。（注：关于这个论争，参考《旧唐书》卷二七，第1023—1031页。卢履冰的文字见第1026—1030页。）事实上，玄宗在开元七年（719）下令恢复了旧制，只是这项决定后来又改变了。（注：玄宗恢复旧制的诏书见《旧唐书》卷二七，第1031页。此文在《全唐文》出现两次。在卷一四，它被误认为高宗的诏令，应参考卷三四。）简单地说，玄宗朝的论争显示，在武则天的时代及其后不久，许多人就认为延长父在为母服的丧期是一项提高女性地位的行动，这个判断出现很早，并不待后人如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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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63 附带一提，武则天对父在为母服制的改变之所以能获得维持，实在还存在着思想史的背景。隋文帝仁寿三年（603）有诏，禁止父在为母服的一年丧期间行小祥的吉礼（小祥为改服练冠练衣的祭礼，本行于三年丧中的第十三月）。文帝的理由是，父在为母服一年本来已经有违人情，是为遵循家无二尊的原则而有的不得已之举，如何能再打折扣行吉礼？（注：《隋书》卷二，第49—50页。在严可均辑《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三，此诏题为《父存丧母不许有练诏》。）由此可见，在隋代，已有强烈的意见认为，父在为母服一年是有问题的。中国自两晋以下，礼法思想强调人的真实情感，不避变通。武则天的改革乘此运会，终得成功，不仅是少数几个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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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65 在结束关于父在为母服问题的讨论之前，我还必须指出，武则天在提出延长丧期的主张时，并没有明白去撼动男尊女卑的原则。相反地，她在奏章中点明，即使她的建议获得实施，为母服和为父服仍然有差别。这时，两者的丧期同为三年，但为母服的丧服是“齐衰”，位阶低于为父服的“斩衰”。（注：《旧唐书》卷二七，第1023页。）则天的意思当然是，她要进行的只是局部的改变，并无意碰触文化价值的基本格局，大家不必紧张。武则天的这番话不一定可信，从她长年采取各种提升女性形象与权益的措施看来，她的表白应当只是缓和反对意见的预防动作而已。这里可以再提一事，为父母服丧礼中“斩衰”与“齐衰”的差异，在14世纪末被明太祖朱元璋泯除。自此，父母亡故后所行的丧礼都是斩衰三年，至少在身后，母亲得到了与父亲平等的地位。（注：参见吴坛《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三，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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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67 所有以上讨论的事件，都发生在武则天任皇后或皇太后时。她在公元690年创建武周、自立为帝之后，就不曾推行任何有明显尊崇女性意味的措施，至少不见诸现存史料。可是，则天自立为帝一事本身，似乎就有很浓重的“女性主义”意味。中国历史上，女性统治者相当多，其中如西汉的吕后、晚清的慈禧太后，都是关键性的历史人物。然而，武则天是唯一成为法理上最高统治者的女性。她不但自号为帝，而且具备一切皇帝专有的建制：发布法令、为祖先立七庙、行祭天礼、配置侍从（男性）。武周天册万岁二年（696），她甚至亲行封禅——虽然是在嵩山，而非泰山。我们应该可以推测，在不少当时人（特别是妇女）的心中，则天的行动宣告了一件事：皇帝不是男人专属的名位，女性也能任国家元首。这个推测，可在唐人文字中得到呼应。晚唐的李商隐（813—858）撰有一文《宜都内人》。文中描述一位宫中女官宜都内人，劝说已称帝的武则天不要模仿坏男人，要以女身行刚亢明烈之阳德，摒去男妾，如此日久，才能男子益削，女子益专。（注：李商隐著，冯浩详注，钱振伦、钱振常笺注：《樊南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这个故事很有趣，可惜来源不明，不知是义山想象自撰，还是另有所本。假使这只是一位敏感文人的遐想，大约也虽不中亦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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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69 武则天自立为帝，不仅是政治史上的惊人之举，在观念上尤其有重大的困难。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正统思想，在原则上完全将女性排除于领导性、公共性的角色之外。为了克服这个障碍，则天在武周政权正当性的问题上做了很多努力。佛书《大云经》成为武周统治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在这部经典中，释迦牟尼佛预言将来会有女身转轮王出现世间，她敬奉佛法，为人民带来安乐丰饶的生活。则天的支持者撰写经疏，宣称她就是这位转轮王。天授元年（690），则天还下令两京诸州各设大云寺，藏《大云经》，令僧人讲解。（注：《通鉴》卷二〇四，第6469页。）在武周的统治意识形态中，则天还曾被指为弥勒佛的化身。武则天运用佛教典籍建立女帝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学者已有详细的研究。这里只是想指出，在创建自己的王朝时，则天的确尝试证明，女性有权担任国家的统治者。（注：关于佛教与武周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关系，参见陈寅恪《武曌与佛教》，收在《陈寅恪文集》第三册，《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7—155页；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27年，第686—761页；滋野井怡：《唐代佛教史论》，京都：平乐寺书店，1973年，第203—237页；Antonino Forte，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Naples，1976；R.W.L.Guisso，Wu Tse-t’ien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in Tang China，pp.37-46，66-68。有关武氏政权合法化工作的整体讨论，参见Guisso的专书。）在中古和近世法国，存在着一般称为“沙利继位法”（Salic law of succession）的规定，不允许女性以及国王女儿的子裔继承王位。中国没有这样的法律，但这个规则只有更根深蒂固地埋藏在严格的从父姓制度中。武则天不曾明白挑战传统的亲属制度，显然也无力对抗。她曾赐姓中宗、睿宗为武氏（注：《通鉴》卷二〇四，第6467页；卷二〇六，第6539页。），此事并无法真正实现，她的儿子还是以李唐子孙的身份继承帝位。无论如何，至少对当时若干宫廷妇女而言，则天称帝的行动与建立女帝统治正当性的努力释放了一个讯息：女子不得为帝的规则是可以打破的。这一点下节将有所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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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71 除了以上考察的事件，武则天还采取过不少与提高妇女地位有关的行动，但因史料缺略，无从详论，以下是简单的介绍。则天在高宗永徽六年（655）十一月朔日登上皇后位。当天，百官和四裔酋长就朝拜皇后于肃义门（注：肃义门之名不见于其他史料，不知是否即太极宫西北的肃章门。），她又另外在内廷接见内外命妇。这两项典礼在唐代都是没有前例的，后者尤其特别。玄宗朝时，两者都被编入《大唐开元礼》，成为正式的国家仪典。（注：见《新唐书》卷七六，第3475页；《通鉴》卷二〇〇，第6294页；《大唐开元礼》卷九四，页9a—b。唐代以前，有朝臣参加册立皇后仪式的例子。见《通典》卷五八，第1634—1640页。）则天掌权期间还建立了另一项新礼。在新年元旦和冬至日，百官与命妇要分别朝见皇后，这项典礼也被编入《开元礼》。（注：有关此事的资料非常零散，文字又不清楚。参见《旧唐书》卷一四九，第4008页；《新唐书》卷一〇四，第4008页；《唐会要》卷二六，第492页。另参考《大唐开元礼》卷九八。）就具体事实而言，高宗仪凤三年（678）正月辛酉日，则天在大明宫光顺门接受百官及四夷酋长的朝拜，辛酉显然不是元日，此事与则天创立元旦百官命妇谒见皇后礼有无牵连，不得而知。（注：《通鉴》卷二〇一，第6384页。本文英文旧稿发表后，承崔瑞德（Denis Twitchett）教授来函提示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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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3473 为什么武则天登皇后位时，朝廷采用了新创的仪式，令人好奇。当时，则天还未掌大权，跟整个事件关系有多深，很难断定。不过，我们可以猜测，把命妇带进登位过程，是则天的主意。在当时的政治领导圈，似乎只有她有动机这么做。此外，显庆五年（660）二月，高宗与则天共游则天的家乡并州，三月丙午日，则天在天子行幸的朝堂宴请亲族邻里故旧，另外在内殿接见妇女。并州妇女年八十以上的，还授予郡君的爵位。（注：《旧唐书》卷四，第80页；《通鉴》卷二〇〇，第6319页。）则天的这些动作，跟她登后位时在皇宫内殿接见命妇，几乎如出一辙。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两个事件显示，从任皇后之初起，则天就积极利用象征性的手段彰显妇女的地位，表现她对女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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