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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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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二、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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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狭义上，闺房是妇女专有的生活空间。明末福建建阳出版之《三台万用正宗》日用类书中，载有《买屋契》一纸，想象为供时人买卖物业时参考用，契中列明一典型房舍的各组成部分，就日用起居所用空间，计有：大厅、夹箱，照厅，祠堂、后堂、遮堂楼几间、穿堂、悬堂、向堂、儒齐、书塾、过路、照墙、天井、明堂，台榭，闺阃、后槽、披厦、庖厨、井灶、茶房等项，推想在房舍中划出专名为“闺阃”的空间或有相当普遍性。（注：余象斗：《三台万用正宗》卷一七，余氏双峰堂，万历二十七年，页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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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男性文人所创“闺怨”诗的滥觞，人多以闺房为女性禁锢，落寞、封闭的代名词。（注：Maureen Robertson对此等“文人拟阴”现象及女诗人对闺怨诗的重写等问题多有精辟创见。见胡晓真《最近西方汉学界妇女文学史研究之评介》，《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期，第283—285页。）然若从古代宇宙观及建筑理念等广义层面观之，闺房实具更丰盛的内容。《尔雅·释宫》：“宫中之门谓之闱，其小者谓之闺。”又《楚辞·王逸·九思·逢尤》：“念灵闺兮隩重深。”可见闺原指宫中之小门，予人邃远难近的联想，然未必专指妇女的居室。《礼·仲尼燕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明示闺门泛指家庭、家族之范围。《礼·乐记》：“乐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虽暗喻闺门为妇女居所，然强调闺门界限的弹性，内外同听礼乐，于和亲有大助。尤其引人入胜的，是闺与“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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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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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特立之户，上圜下方，有侣圭，从门圭，圭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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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圭，《说文》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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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躳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楚爵有执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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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这会意字，原有天子分封诸侯，赐瑞玉以量度土地以治天下之意。“圭”后借为“闺”，指宅中独立小门，亦足见齐家与治国相通，内外无明确分野的中国传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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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圆下方的瑞玉与闺门，俱喻追求天地人和谐的理想。《说文·段注》以此释圭：“上圆下方，法天地也。”邱博舜氏曾就古代如明堂深衣的器物制度，考察“天圆地方”这一宇宙观在概念及生活上的涵义。邱氏认为方与圆有二层意义：一为其形象上的封闭性及完美性，自成一审美标准。二为二者代表一种“固定性与循环性的互动机制”。（注：邱博舜：《从“天圆地方”的观点看“八宅”的操作架构》，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空间、家与社会”研讨会论文，1994年2月22—26日。黄应贵先生慷慨提供与会论文，谨此致谢。）方的固定摆置方位与圆的循环运作，在概念上实与上述段义孚之“家”与“空间”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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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申，闺房在字义上实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如《三才图会》（见图1）所示，闺门的理想形象是一上圆下方的窄门，与名“圭”的瑞玉形状相仿，上圆像天循环不息的生机，下方像地平稳恒在的操守，直指古人的宇宙观及伦理观，动静兼备，内外交融，相对之下，人所谓“三步不出闺门”，以闺比固若金汤的牢狱，未免在概念上有欠周详。（注：若以中门的方位为“中”，则图示之闺门明显为“侧”。Angela Zito（席安琪）曾专文论及“中”对儒家礼法的重要性，在于其具建构上下、内外、男女等秩序界限的能力。闺门之侧对中门之中，亦当为此运作机制之一环。详见“Ritualizing li：Implications for Studying Power and Gender，”Positions 1，No.2（Fall 1993），pp.32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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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才图会》将闺门形象化，绘成上圆下方的侧门。闺中一妇治妆，一婢相候，却因窗门洞开，显而易见。王圻纂辑：《三才图会》，台北成文出版社，据万历三十五年（1607）刊本影印，第10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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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房本身既以天圆地方为征，若进一步从闺房在传统宅居的方位观之，则含更丰富的象征意义。中外学者对于家屋的格局布置为中国伦理观之反映及具体呈现，早有精辟议论。如杜正胜氏称四合院为汉族建筑的理想典型，其格局可归纳为“中轴对称”与“深进平远”二大原则。后者特别强调院落布局内外分明，反映并推广了自三代已成型的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的伦理思想。（注：杜正胜：《内外与八方：中国传统居室空间的伦理观和宇宙观》，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空间，家与社会”研讨会论文，1994年2月22—26日。杜氏强调“此等宫室空间所反映的伦理观与宇宙观是中国社会普遍的理念，没有上下阶层的区别”。）一队曾到大陆各地调查民居空间的日本建筑学者，亦曾以北京四合院及徽州民房为汉族民居的典型，同为四周拥壁的“闭镇、内向”构造，其中卧室为“个”的生活空间，而堂则为“集”的最小单位，为一家聚合场所。这种以“个”为基本单位，延伸至一家再进而一族的“集”合构造，自内而外，构成维持儒家内外长幼秩序的支柱。（注：茂木计一郎，稻次敏郎、片山和俊：《中国民居の空间を探る》，东京：建筑资料研究社，1991年，第232—233页。参Yi-fu Tuan，Space and Place，第107、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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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居住空间是“内外有别”秩序的呈现，值得强调的是所谓“内外”不是单一的对立关系，而是包含了复合的段落与层次，内外界限并非一成不变。关华山氏曾根据《红楼梦》的描述而重现大观园外间与里间的层次性关系，有如下结论：“我们可以发现空间的机能可以随状况而变，只是里、外间及室外总有空间的界限。重要的是这些界限常被用作划分礼俗上男女、主仆间的空间领域。”（注：关华山：《红楼梦中的建筑研究》，台北：境与象出版社，1984年，第197页。）虽是小说，却甚具说服力。闺房既处内厅之一隅，呼应上文所提及“闺”为宫中小门、偏门之原义，若以内外有别之伦理观视之，则闺房坐落大内之内，暗喻妇女在家庭中的重要性，若缺其支撑，则内外井然之伦理秩序亦无法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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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观之，闺房在中国宇宙观及伦理观等文化建构中，实有其机要性及丰富的象征意涵。在现代妇女解放的前提下，女性的就业权及经济自立得到肯定，闺房遂被视为禁锢传统妇女的空间，限其心胸见识狭窄的枷锁。笔者以为用现代的人权意识衡量古人，对了解当时的生活及思想状况毫无补益。闺房对明清上层妇女的意义，恰与其现代形象背道而驰：闺喻示妇女在天地人和谐、上下内外秩序分明的理想社会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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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象征意义外，从“生活”（practice）层面观察，亦可见明清妇女从事种种旅游及文学创作活动，其活动空间大大超越闺房界限，其起居生活亦非有静无动。然而，今人既多视缠足为束缚妇女身心及限制其行动之大碍，于论述旅游活动之前，实有必要略论缠足对构筑妇女生活空间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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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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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三、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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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妇女缠足种种基本客观状况，如地理分布、城乡差距、社会阶层背景等等，今人均难究其详，更遑论妇女身心感受等主观经验。个中原因之一是有关缠足记载虽散见典籍文献，然性质以笔记小说稗官野史为限，无纪实性的社会史资料。此一史料偏差现象本身，与缠足在时人心目中的认知意义有莫大关联。《肉蒲团》主角未央生教新婚妻子玉香共入佳境的窍门，同赏春宫后使其尽褪衣服只剩褶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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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褶裤里面就是足脚。妇人裹脚之时，只顾下面齐整，十指未免参差，没有十分好处。况且三寸金莲，毕竟要褶裤罩在上面，才觉有趣，不然就是一朵无叶之花，不耐看了。（注：《肉蒲团》卷一，日本1705年宝永刊本，卷一，页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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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道破缠足之所以引入入胜，全在于其隐闭性、象征性本身，予人发挥无穷想象力的余地，此种意境，恰与历史所要求的纪事性、写实性相反。在明清时人眼中，缠足之美，正在于其丰富的喻示性，而这喻示性完全是一种人工的文化建构。未经处理的足——无论是天足或既缠而未有绣鞋褶裤遮掩的金莲——不外是不耐看的无叶之花。这种以赤裸裸的天然女体为不美，以人工的改造修饰隐藏为美的审美观，实与儒家的文化观同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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