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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五年，长女纨纨（字昭齐）生，时宜修二十一岁。二年后生次女小纨，越年生长子世佺，又二年生三女小鸾。宜修四十六岁病肺而逝，在叶家几三十载，儿女众多，有名可考的亦有八子四女，平均二年半不到即有生育。故宜修自“新妇”过度至“人母”阶段，“主内”的主要具体任务是教育儿女。宜修出身吴江望族，叔沈璟是与汤显祖齐名的“吴江派”戏剧始祖，兄弟六人俱负文名，与冯梦龙之辈往来，宜修更热中文学，以课儿女继承家学为己任。自二三岁起即教以《长恨歌》、《琵琶行》、《楚辞》、《诗经》，懂事之年后，男儿改至家塾，宜修只负督导之责，而女儿之教育除育于妗母家之小鸾外，仍亲力亲为，自诵诗至认字、造句、阅读，至做诗作文，至十二三岁，再令其学绣、教以琴棋书画。年长的三女纨纨、小纨及十岁后返母家的小鸾因年龄相近，与宜修朝夕相对吟咏，与母感情尤笃，宜修称为“小友”。数人或在宅第园林寻幽访胜，或驻亭台听族姑弹琴，或结伴春游，触景生情，怀念已出家的族姊周氏及其妹，宜修遂有《春游有感寄赠周姊》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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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陇新翻小绿柔，隔溪啼鸟弄芳洲，青山晚色花浮影，暮水微风月入流。共羡仙舟遥忆李，最怜顾曲元闻周，吴宫歌舞重回首，樽酒何年续胜游（原注：姊有妹适李）。（注：沈宜修：《鹂吹集》，第33页。《听族姑弹琴》一诗见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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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樽酒何年续胜游”未必尽是文学夸张之辞。明末闺秀每有诗文之会多以酒助兴，叶绍袁并非巾帼无法列席，对其妻的豪情逸脱却极欣赏，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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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不解脂粉，家无珠翠，亦不喜艳装。妇女宴会，清鬓淡服而已。然好谈笑，善诙谐，能饮酒。（注：《亡室沈安人传》，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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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表修饰上，宜修虽谨遵女德内在收敛的要求，在言谈及性格上却颇为外向，饮酒善谵，倍增其雅人风致。宜修与幼龄的三小女，有否偶尔在闺中低吟浅酌，不得而知，宜修与挚友张倩倩，却曾有放舟湖上，月夜对饮的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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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倩与宜修有多重的表亲姻亲关系，亦戚亦友，其数十载交往，足征明末才媛借亲族关系开拓一女性本位的社交空间。倩倩本是宜修表妹，小四岁。宜修八岁丧母，其父迎倩倩之母，亦即宜修之姑来家照应，至宜修十六岁出嫁始归。故二人情同亲姊妹，“凡簸钱斗草，弄雪吹花，嬉游燕笑，无不同之。”后倩倩适宜修之弟沈自征（君庸），姊妹之情尤加妯娌之亲。倩倩所生四子女俱不育，其夫又长年在塞外谋生，宜修以生甫六个月的三女小鸾过继与其为伴，十岁始还母家，姊妹妯娌之情本是出于严父安排，二人无从过问，共育一女之谊，却是出于二人意欲为知己之情再锦上添花。明清闺秀的起居行止，在某一程度上无疑是受制于以父权夫权为本位的家族制度，然在这大前提之下，宜修倩倩之辈亦有相当自由与女伴同游，借诗词构筑一女性本位的文化与空间。此种如叶绍袁般男性无从过问的妇女空间，是“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结果。人多侧重“妇言不出闺外”的负面而强调“男主外”令妇女被动与受制，若从当时女性的眼光看来，“女主内”未尝全无正面意义。步入中年的沈宜修从婆婆手上接管财权，每日忙于养儿教女，主持中馈，持家理财，在家内实有无上权力及繁重责任。偶有余闲，得与女儿寻梅听琴，或偕女伴春游对饮，种种风和日暖，得失异同，尽寄于诗词。此种生涯，在宜修目中，自有其规律及合理性，非外人一句“可怜”所能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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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倩年仅三十四病逝。沈宜修追忆生平聚散，为闺中的妇女文化及闺秀游览活动提供了生动的第一手说明。如倩倩婚后一年，宜修归宁，二人得以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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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倩倩已十八，余一见光艳惊目，娟冶映人，亭亭若海棠初绽，濯濯如杨柳乍丝，余窃思初与别时，发尚未垂，别来数年，挺秀遂至于此，恨不见袅袅初余，盈盈二八耳，昔人所云，美而艳者，殆必若此，时初夏八日，斜月半牕，金壶渐滴，与一二女伴，挑灯话旧，庭户寥寥，栏花灼灼，不知东方之白也，未几即别。（注：沈宜修：《表妹张倩倩传》，附《鹂吹集》，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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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修对初为人妇的好友在体态上的转变乍惊乍喜，当晚斜月半牕之际，闺中好友对男女之欢有无论及，今已无从稽考。只见六年后再叙，宜修首先注意并着意刻画的仍是倩倩日见丰腻的体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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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巳，余父挂冠栖隐，余复得数归相聚，尔时倩倩脂凝玉腻，微丰有肌，姊妹妯娌间，戏呼为华清宫人，偶当日午梦余，云鬓仿佛，余曰此真沈香亭上，宿醒未解耳，诸女伴笑谓余曰，汝能作清平调咏之乎，余曰愧非青莲，先有捧砚人在此矣，群相一粲。（注：沈宜修：《表妹张倩倩传》，附《鹂吹集》，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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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袁称道宜修的风趣，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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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叶绍袁赴南京应秋试，宜修独与倩倩泛舟湖上对饮畅谈，一夜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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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午仲秋，与余同泛棹吴山，正波澄荇绕，枫冷苹香，时已下澣，更余月吐，共相登眺，烟树微茫，峰峦参碧，斜辉泻镜，清露逼衣，悄然无人，徘徊久之，倩倩飘然振袖于山崖月色之间，却疑广寒仙子，不在桂树宫中，飞下我前矣，是夜停舟对饮，共论夙昔生平，聊为快叙也，天明返棹。（注：沈宜修：《表妹张倩倩传》，附《鹂吹集》，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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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树微茫……悄然无人”，虽无徐霞客“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的豪迈，溶情入境的投入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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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宜修虽携子女略作从宦金陵之游，旋因叶绍袁调任而返。观其起居行止，如本节所述，足见沈宜修生平为名符其实的内人、内助，既无王凤娴从宦远游寄居他乡的良机，亦无下节黄媛介等辈营役之苦。其一生活动范围，以汾湖畔的叶家带为中心，以抚育儿女为任、为乐。即使如此，内人的生活内容并非刻板沉闷，生活空间亦不限于中门以内。“内外之别”在实践上所指是夫妻职权上的分工，内与外在空间的界限实颇具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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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明末江南画舫游湖之风甚盛。沈宜修与张倩倩月夜对饮，所乘之舟是否与图中画舫小舟相仿，不得而知。闺秀名妓、才子佳人均喜放舟湖上，却是不移之事实。《花舫缘》插图，载沈泰编《盛明杂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影印1918—1925诵芬室翻刻本，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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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秀从宦离乡或稍作赏心游，因为不违反三从四德的道德要求，所以在时人眼中无大争议。此等旅游活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印证缠足未必尽为妇女行动之累，更非禁锢妇女于闺内之策。由此引申另一饶有趣味的议题：明清闺秀以何种交通工具出游为多？长途自西而东的旅程，王凤娴主要是乘运货的浅舟，间佐以在陆上骑驴。官宦人家多自备有轿夫，闺秀游山玩水想以乘轿为便。明末众多信札契约活套的类书中，偶尔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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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行非花舆不可，特遣人诣府假过一乘，庶免跚躩头面之丑，皆公庇之也。俟改日奉还。（注：《新镌施会元汇纂士民捷用一雁横秋》卷二，页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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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轿的妇女得免抛头露面，由此义观之，轿之四壁实构成一移动的、暂时性的闺房。然若征于王凤娴的游记，僻壤地区未必有轿可乘，虽县令夫人亦得因陋就简。以旅游为业的徐霞客在江南以乘船为主，在广西间有骑马或乘滑竿，然而在云南、贵州的山区，只能靠步行。（注：《徐霞客游记校注》前言，第2页。）闺秀的游踪再僻远，恐亦不至步行。关于这点，所得史料有限，容后待考。明末版画，多写闺秀乘舆或坐轿，公子骑马，侍仆步行。虽未敢由此论证事实的确如是，然而交通工具之选择，以地理、性别及经济条件为定，当毋庸置疑。舟船舆轿之普及，适为缠足未必有碍妇女出门之最佳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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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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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六、谋生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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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旅游之盛，除造就一种冒险求知的精神，及寻幽访胜的闲情外，对时人的就业机会亦有重大影响。交通发达不但助长了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劳动人口，促进经济的商品化及城市化，同时亦制造了崭新的就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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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屑入仕途或屡试不就的文人，在日益多元化的文化事业中兼任生产者及消费者。而从事此等事业，如坊刻出版、编集、监修谱志、征文约稿、书画买卖等，非人事关系不行。（注：高居瀚（James Cahill）曾详论明清书画家与买主之间的互易关系，无论以润笔银子、礼品或其他方式出之，本质均为经济交易。时人不喜直言此等文化活动实与钱银纠缠不清，故夸张所谓“业余”及“职业”画家之分野。高氏认为后人不应漠视二者在作品风格及经济形态上的共通性。见The Painter’s Practice：How Artists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al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p.32-70。）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要广结人脉就得保持流动性，穿梭于金陵、松江及杭州府治及县镇之间出席诗文会、作客风雅之富户。此等文人自命“山人”的为数不少，陈继儒为其中表表者。“山人”的字面意义虽带来淡泊隐逸的联想，事实上其生活形态却恰恰相反。以清高之名掩其营利之实，不但无损其道德人格，更为其才名平添不少风采。在此等风气下，少数的女诗人女画家亦风云际会，投身笔耕之列。本节仅以声名最著的黄媛介为例，试观其活动范围、文化生活、文学创作，及其旅游活动开拓的空间对三从四德等道德规范的超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