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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叶绍袁赴南京应秋试，宜修独与倩倩泛舟湖上对饮畅谈，一夜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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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午仲秋，与余同泛棹吴山，正波澄荇绕，枫冷苹香，时已下澣，更余月吐，共相登眺，烟树微茫，峰峦参碧，斜辉泻镜，清露逼衣，悄然无人，徘徊久之，倩倩飘然振袖于山崖月色之间，却疑广寒仙子，不在桂树宫中，飞下我前矣，是夜停舟对饮，共论夙昔生平，聊为快叙也，天明返棹。（注：沈宜修：《表妹张倩倩传》，附《鹂吹集》，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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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树微茫……悄然无人”，虽无徐霞客“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的豪迈，溶情入境的投入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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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宜修虽携子女略作从宦金陵之游，旋因叶绍袁调任而返。观其起居行止，如本节所述，足见沈宜修生平为名符其实的内人、内助，既无王凤娴从宦远游寄居他乡的良机，亦无下节黄媛介等辈营役之苦。其一生活动范围，以汾湖畔的叶家带为中心，以抚育儿女为任、为乐。即使如此，内人的生活内容并非刻板沉闷，生活空间亦不限于中门以内。“内外之别”在实践上所指是夫妻职权上的分工，内与外在空间的界限实颇具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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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明末江南画舫游湖之风甚盛。沈宜修与张倩倩月夜对饮，所乘之舟是否与图中画舫小舟相仿，不得而知。闺秀名妓、才子佳人均喜放舟湖上，却是不移之事实。《花舫缘》插图，载沈泰编《盛明杂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影印1918—1925诵芬室翻刻本，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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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秀从宦离乡或稍作赏心游，因为不违反三从四德的道德要求，所以在时人眼中无大争议。此等旅游活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印证缠足未必尽为妇女行动之累，更非禁锢妇女于闺内之策。由此引申另一饶有趣味的议题：明清闺秀以何种交通工具出游为多？长途自西而东的旅程，王凤娴主要是乘运货的浅舟，间佐以在陆上骑驴。官宦人家多自备有轿夫，闺秀游山玩水想以乘轿为便。明末众多信札契约活套的类书中，偶尔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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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行非花舆不可，特遣人诣府假过一乘，庶免跚躩头面之丑，皆公庇之也。俟改日奉还。（注：《新镌施会元汇纂士民捷用一雁横秋》卷二，页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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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轿的妇女得免抛头露面，由此义观之，轿之四壁实构成一移动的、暂时性的闺房。然若征于王凤娴的游记，僻壤地区未必有轿可乘，虽县令夫人亦得因陋就简。以旅游为业的徐霞客在江南以乘船为主，在广西间有骑马或乘滑竿，然而在云南、贵州的山区，只能靠步行。（注：《徐霞客游记校注》前言，第2页。）闺秀的游踪再僻远，恐亦不至步行。关于这点，所得史料有限，容后待考。明末版画，多写闺秀乘舆或坐轿，公子骑马，侍仆步行。虽未敢由此论证事实的确如是，然而交通工具之选择，以地理、性别及经济条件为定，当毋庸置疑。舟船舆轿之普及，适为缠足未必有碍妇女出门之最佳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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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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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六、谋生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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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旅游之盛，除造就一种冒险求知的精神，及寻幽访胜的闲情外，对时人的就业机会亦有重大影响。交通发达不但助长了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劳动人口，促进经济的商品化及城市化，同时亦制造了崭新的就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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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屑入仕途或屡试不就的文人，在日益多元化的文化事业中兼任生产者及消费者。而从事此等事业，如坊刻出版、编集、监修谱志、征文约稿、书画买卖等，非人事关系不行。（注：高居瀚（James Cahill）曾详论明清书画家与买主之间的互易关系，无论以润笔银子、礼品或其他方式出之，本质均为经济交易。时人不喜直言此等文化活动实与钱银纠缠不清，故夸张所谓“业余”及“职业”画家之分野。高氏认为后人不应漠视二者在作品风格及经济形态上的共通性。见The Painter’s Practice：How Artists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al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p.32-70。）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要广结人脉就得保持流动性，穿梭于金陵、松江及杭州府治及县镇之间出席诗文会、作客风雅之富户。此等文人自命“山人”的为数不少，陈继儒为其中表表者。“山人”的字面意义虽带来淡泊隐逸的联想，事实上其生活形态却恰恰相反。以清高之名掩其营利之实，不但无损其道德人格，更为其才名平添不少风采。在此等风气下，少数的女诗人女画家亦风云际会，投身笔耕之列。本节仅以声名最著的黄媛介为例，试观其活动范围、文化生活、文学创作，及其旅游活动开拓的空间对三从四德等道德规范的超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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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媛介（字皆令，约万历末至康熙初人）出身嘉兴望族。陈寅恪曾测度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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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黄氏虽是盛门，然皆令所出之支派，殊为式微。观其姊皆德，竟可聘作宰相朱国祚从孙茂时之妾一事，即可证明其家之社会地位甚低。（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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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西厢记》“勒马频回首”一节，明末加以插图者甚众。图中均写妇女坐车，公子骑马，男仆步行。想与明末实况相去不远。此图出自万历四十二年（1614）香雪居刊本，原为长洲钱谷所绘，徽派名手黄应光刻。周芜编：《中国版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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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无实据，亦言之成理。黄氏为书香之家，造就了媛介自少饱受诗书薰冶，文学造诣出于寻常闺秀之外；其家之穷，则迫使媛介日后离乡外出，流离于江浙之间，以诗画为生。传说太仓才子张溥曾登门求婚为黄所拒，是否属实，今已无从稽考。然皆令归一既无功名又缺才名的士人杨世功为妻，育有一子一女，世功无力养活妻儿，却是不移的史实。早于崇祯年间，皆令尚年少时已薄有文名，并往来于名士山人之间。崇祯癸未（1643），吏部尚书钱谦益于常熟虞山祖居之藏书楼兼新房绛云楼落成，新娶之柳如是（河东）夫人邀皆令小住渡岁作伴。钱后为皆令诗集作序，有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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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云楼新成，吾家河东邀皆令至，砚匣笔床，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坐东山之画障，丹铅粉绘，篇什流传，中吴闺闼侈为盛事。（注：《赠黄皆令序》，《牧斋初学集》卷二〇，上海商务影印康熙原刊本，1929年，页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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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为明末名妓，比其年长三十六载的钱谦益以正妻之礼迎娶，时人多有诟病，然柳从一而终，二十三年后，钱病逝，柳亦于欲夺其产的钱氏族人前自尽，奇女子种种事迹多为人知，亦非本文重点，从略。（注：柳如是与陈子龙一段情缘及柳对明末词坛的贡献，详见孙康宜《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李奭学译，台北：允晨出版社，1992年。）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明亡前的黄媛介仍是良家女、士人妻身份，在家家团圆的春节竟只身离家陪伴一刚从良之名妓渡岁，并逗留至翌年夏清兵南下之际始返，个中因缘，因黄氏早年之生平资料极少，今已不得而知，唯其于内人名份之外，同时活动于“外人”交际圈，以诗画营生，当无疑问。黄媛介有“眼儿媚”一词，题《谢别柳河东夫人》，可由之推想当年黄柳二人于绛云楼欢聚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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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不惜为幽人，种种语殷勤。竹开三径，图存四壁，便足千春。匆匆欲去尚因循，几处暗伤神。曾陪对镜，也同待月，常伴弹筝。（注：《柳如是别传》，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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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句的“曾陪……也同……常伴”，道尽二人作伴闺中种种殷勤；首句“黄金不惜为幽人”却明示此等投契并不排除经济动机。柳夫人以钱银资助其友，后人难以深究其性质为酬金或为周济，而二者之分别时人亦殊难界定。至清初，与黄媛介际遇相仿的丹徒女文士吴山，亦曾“附于”下嫁龚鼎孳之名妓顾媚，伴其游览西湖名胜，借以广结名士。（注：邓汉仪：《诗观》卷一二，康熙壬子，1672年，页16ab。参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第284—285页。）可见以卖诗画为生的女文士与从良成名士夫人的名妓，固因才情相仿意气相投论文，然其交际对前者的笔耕生涯亦不无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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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文士与从良名妓的社会地位及婚姻生活或者迥异，二者的性别身份实极相类，同处于“既内而外”的暧昧空间。如黄媛介吴山之辈同为士人妻及人母，在家族伦理与从良后的柳如是及顾媚同属“内人”身份，然其交际活动范围却与男性的“外人”无异。事实上，黄媛介所从事的是一种代夫营生的工作，动机为对家庭的忠诚，与花木兰至孝代父从军不遑多让，所以行踪虽远出闺房之外却未受过多道德非议。这情况因媛介乙酉遭乱被劫而改观，其身份亦因而变得更为复杂暧昧。甲申北京城破，钱谦益携家至南京就任礼部尚书，黄媛介或于此际离虞山取道返浙。翌年清兵南下，江南大乱，陈寅恪推测媛介在乱中为清军将领掳去，后虽放归但羞于还乡，故辗转吴越间。（注：《柳如是别传》，第478—480页。清兵南下，江南妇女被掳者甚众，笔者曾有专文论及：“The Complicity of Women in the Qing Good Woman Cult，”《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无声诗史》载其流离无定所之苦：“困于槜李，踬于云间，栖于寒山，覉族建康，转徙金沙，留滞云阳……”（注：载汪启淑：《撷芳集》卷一四，页6a。）顺治初乱稍平，黄媛介在书画家聚散地西湖畔暂居，与钱谦益重逢，钱纪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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