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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17 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74]

1703164818 中国妇女史读本 九葬秋瑾——历史纪念与公共记忆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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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20 胡　缨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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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22 龙瑜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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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24 本文关注的不是秋瑾的生平所为，而是她“身后事”，或者说是对一个近代偶像的竞争史。这一偶像之所以持续可用而有效，是因为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许多关键时刻，需要向不同的人解释不同的东西时，这一偶像具有极强的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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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26 文章从三个角度切入秋瑾的纪念史：记忆、想象和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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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28 记忆：究竟是哪些人建构了那些纪念物，他们在何处、以何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纪念活动？想象：人们对那些纪念物丰富的阐释活动；遗忘：公共记忆档案中的裂缝和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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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30 胡缨，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88年获美国布林莫尔大学英国文学硕士，199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东亚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文化史。著有《翻译的传说：1898至1918年间新女性形象的构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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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32 粉身碎骨寻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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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34 ——秋瑾：《失题》，1907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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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36 1907年7月15日拂晓，秋瑾（1875？—1907）因谋反而在绍兴被斩首。（注：见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下文简称《研究资料》），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有关秋瑾的英文研究，见Mary Backus Rankin（兰金），“The Emergence of Women at the End of Ch’ing：the Case of Ch’iu Chin，”i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eds.Wolf，Margery and Roxane Witk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39-66；同代人对秋瑾被处斩一事的回应，见夏晓虹：《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晚清社会与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8—243页。）她的遗体由当地的善堂收敛，草草埋葬在绍兴府山。几个月以后，秋瑾的哥哥将其遗体暂厝绍兴城外丙舍。直到1908年2月，她的两位女友在杭州西湖旁购地造墓，她才得以安葬。然而没出几个月，她的坟墓又被清兵平毁。到1909年，秋瑾的丈夫去世后，他的家人索回了秋瑾的遗体，将二人合葬湖南。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她的坟墓先是被迁到了湖南一个规模较宏大的葬地，不久又迁回了西湖岸边。在共和国时期，还有四次重葬：一次在1964年，秋墓由西湖边迁到附近的鸡笼山，但很快又再次迁了回来，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期重新迁回山中。1981年，她的遗体再次被正式安葬，至今她的坟墓和大理石雕像仍然俯瞰着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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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38 从如此众多的埋葬及对其坟墓的反复清除和重建中，我们不难发现，秋瑾在她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吸引了相当的注意力。今天，她已经成为了近代中国民族革命史中的一个核心形象，也可以说是至今仍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那少数几个辛亥革命人物中的一员，跻身于海峡两岸爱国主义的光荣殿堂。在官方定义中，秋瑾留下的“遗产”乃为了民族大义而无畏牺牲的精神，而她的暴力性死亡更将她抬升为一位真正的烈士。在教科书和青年读物的历史叙述中，她成为新女性的范例，以一个慷慨激昂的反传统英雄的形象留在人们记忆中，尤其是她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遗诗更是为每个学童熟知。（注：据称秋瑾除了这七字断句外没有供词。尽管这是秋瑾传奇中很重要的一笔，但至今并没有找到她写作这一诗句的确证。）然而，辛亥革命过程中有着成千上万的人、包括相当数量的妇女，都曾为民国革命奋斗、并献出生命，他们的牺牲在今天却顶多被当做一个总体来记忆。（注：秋瑾战友中较突出的有徐锡麟和陶成章；同代值得注意的女性革命者有尹锐志、尹维峻姐妹。其中，徐、陶和尹锐志三人均葬于一个集体坟地，尹维峻甚至连坟地都没有。参看《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0，64—72页；以及Mary Backus Rankin（兰金），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1902-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06，216。）本文的初衷就是希望解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多变的政治、文化大环境中，是什么导致了人们对秋瑾的持久关注？回顾这许多次的埋葬，可以清楚地看到秋瑾的象征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或者没有争议的。从对秋瑾坟墓的彻底破坏，到对其尸体一而再、再而三的挖掘与重葬，秋瑾始终得不到“最后的安息之地”这一现象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与她的名字相连的“意义”是未定的，利益分歧甚大的不同团体和个人都试图认领其遗产，竞相为她的传奇做出不同的阐释。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方式提出上述问题：秋瑾这个历史人物究竟是如何变成了这样一个如此丰富的象征物，被打上了这么多的、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标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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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40 这一研究思路受益于一系列有关记忆和纪念问题的学术成果。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这样一个共识，即记忆是与集体身份的构成紧密相连的。这一认识的知识基础奠定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建立。哈布瓦赫注意到，只有在一个集体语境中，人的记忆才会发挥作用，而这一集体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围绕这些关键性的洞见，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学者们开拓了一个被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称为“记忆场域”（memory sites）的广阔领域，通过此场域中的“每一组成块”（building blocks），近代民族国家的形象得到了建构。（注：Pierre Nora ed.，Les Lieux de Mémoire，3 vols.，trans.Arthur Goldhammer，Realms of Memory：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xviv.除了诺拉以外，还有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就公共记忆、纪念碑与民族主义等问题做了个案研究。其中，可以参看John Bodnar、Kenneth E.Foote、Peter Burke以及Jeffrey K.Olick等人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关后社会主义时期东欧的研究，这些研究揭示出激烈角逐的记忆与遗忘场所，可参看Iwona Irwin-Zarecka和Katherine Verdery的著作。有关20世纪的中国，可以参看Prasenjit Duara（杜赞奇），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Arthur Waldron（林蔚），“China’s New Remembering of World War II：The Case of Zhang Zizhong，”Modern Asian Studies30/4，1996；Paul A.Cohen（柯文），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尤其是第三章；David De-wei Wang（王德威），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History，Violence，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Klaus Mühlhahn（余凯思），“Remembering a Bitter Past：The Trauma of China’s Labor Camps，1949-1978，”History and Memory 16/2，2004，pp.108-39。）而“记忆场域”中最为有力、称得上是真正的建国基石的，便是对秋瑾这样的爱国烈士的纪念。而烈士纪念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民族国家……没有清晰可辨的诞生日”，“由于没有创始者，国家史传就不能用福音书的方式，经由一长串的生殖与相承之链，‘顺时而下’地写作。唯一的替代方案是‘溯时而上’”，也就是通过对殉难者“以死亡留下的标记”精细加工，来为国家立传。（注：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3/2003，p.205.）正如下文将论证的，秋瑾持久的象征价值是与其为尚未诞生的近代中国捐躯紧密相连的，在纷争不止的近代民族国家历史书写中，对她的纪念往往成为一个政治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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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42 在研究近代民族国家记忆问题时，有一个重要的操作问题，即如何研究这些构建国家的具体形象“组成块”，而同时又不至陷入将国家、甚至那些“组成块”本身处理为确切的实体这样一个困境。（注：Jeffrey K.Olick ed.，States of Memor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p.5.）就本文讨论的这一案例而言，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我们“记得”的那个“秋瑾”是已经经过选择性建构、再建构的结果；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那个所谓的让她为之献身的“国家”。同时，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相互建构的问题。进一步说，也许秋瑾的确拥有一些作为历史名人的“个人特质”，使她可以更容易地转变为一个象征物，我们仍必须提醒自己，在将某一个体生命塑造成一个国家的“组成块”的过程中，“天然”或无意识的成分是微不足道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为了满足特殊的历史和集体需要，有许多“个人特质”会被回溯性地想象或放大。因此在下文中，“秋瑾”指的是那个开始于死刑的传奇，与那位有着同样名称的历史名人的确相关，但两者的关系又确实是越行越远的。本文关注的也就不再是秋瑾的生平所为，而是她的“身后事”，或者说是对一个近代偶像的竞争史。这一偶像之所以持续可用，并具有特殊的功效，是因为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许多关键时刻、需要向不同的人解释不同的东西时，这一偶像具有极强的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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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44 在公共记忆与纪念这一研究领域中，一个关键性的、也是引来众多关注的区分，是“官方记忆”（official memory）与“民间记忆”（vernacular memory）之间的区分。（注：John R.Gillis，Commemoration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Introdu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就我们这一案例而言，也许有人会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既然20世纪中国的大部分历史都受控于激烈的政治斗争，其中的很长一段时间还处于独裁性的政权统治之下，因此，对“秋瑾”这样的公共记忆的制造必然成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实践。然而，有关她的纪念史将会证明，国家权力并不总是简单地依靠暴力实现，它几乎同样依赖于操纵像死亡和哀悼这样的象征资源；而在由国家经营的“官方记忆”与平民阶层中的“民间记忆”之间，也并不总是存在直接的对立。在维护有关秋瑾的记忆方面，地方和国家的意图相互绞结，有时对立，有时却处于同谋的状态。纪念秋瑾的故事因此必然是其纪念者的故事，这些纪念者中有为历史淹没的秋瑾的盟姊吴芝瑛、徐自华，也有民国要员孙中山和蔡元培，以及共产党领袖周恩来等人。（注：由于我的研究集中在有形纪念物方面，秋瑾纪念史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没有被涉及，即鲁迅。有关鲁迅对英雄崇拜的憎恶、对公众女性（包括秋瑾在内）的矛盾态度，可以参看庄爱玲的精彩论述：Eileen J.Cheng（庄爱玲），“Gendered Spectacles：Lu Xun on Gazing at Women and Other Pleasures，”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16/1，200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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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46 为了探明秋瑾作为一个历史象征物的特殊功效，本文将考察纪念她的公共建筑，包括坟墓、祠庙、石碑、匾、亭阁和雕像等。作为“组成块”，与这些纪念物并肩存在的，还有其他有关秋瑾的、难以计数的媒体，包括国家和地方历史档案、学校教科书、青年爱国主义读物、对其生平的半虚构性描写、戏剧表演和电影，以及大量研究资料等等。尽管方式有所不同，但它们中的很多都是纪念性质的，共同参与到了历史的建构过程之中。我的讨论之所以主要集中于有形的纪念物，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制造秋瑾传奇的唯一资源，而是考虑到它们有一种值得聚焦的特殊性。学者们在研究别处的纪念物时，曾将它们描述为“一种交流的资源，一个符号与象征的系统，可以扩大交流的时空范围”，它们在物质层面的持久性使得它们“可以将信息带到未来，帮助维续记忆和文化传统”。（注：Kenneth E.Foote，Shadowed Ground：America’s Landscape of Violence and Tragedy，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7，p.33.）在秋瑾这一个案中，由于这些纪念物几乎都位于一些被神圣化的地点——她就义的地方、她第一次被埋葬的地方等等——它们很自然地被浸染上了强烈的历史真实感和情感色彩，因此，这种独特的象征资源得到了个人、团体以及民族国家的承认，并被加以利用。另一方面，这些纪念物所传达的意义并不需要十分清晰或总是固定不变，因此，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有关秋瑾之公共记忆的具体内容可能有争议性（而且往往确实是处于争论状态的）。我们将会看到，秋瑾的纪念物究竟是如何作为政治竞技场发挥着作用。而它们由此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视角，去审视一些贯穿整个20世纪的重大主题——从清朝末年的政治抗议和危机，到被革命烈士鲜血神圣化了的对新生共和国的想象，再到共产党与1911年革命遗产之间的尴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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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48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角度进入秋瑾的纪念史：记忆、想象和遗忘。（注：在此，为了行文方便和简洁，我参照了Edward S.Casey对记忆的现象学研究，这种研究就回忆的形式问题提供了一个颇有创意的清单。Edward S.Casey，Remembering：A Phenomenological Stud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2000。）首先需要探寻的是，究竟是哪些人建构了那些纪念物，他们在何处、以何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纪念活动？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赋予那些纪念物丰富意义的想象/阐释活动；最后，在可能的地方，我会重点凸现公共记忆之档案中的那些裂缝和错漏。正是它们在日渐遮蔽秋瑾的生平及早期纪念活动中的某些层面，因为这些东西可能已经与近代中华民族的宏大叙述相抵牾。可以说，这些裂缝、错漏和那些实在的纪念物一样重要，因为它们揭示出了历史书写中那些被涂抹的关键点。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我也曾为其中一员）正是听着类似的英雄故事长大的，本文也许有助于恢复某些集体记忆片断“原初的奇异感”。（注：Pierre Nora ed.，Les Lieux de Mémoire，p.xx.）确实，秋瑾问题的奇异之处在于，那么多重要人物投入了如此之多的精力来编织其漫长的“身后史”；而同样令人奇异的是，这一“身后史”竟会有如此众多而不同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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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53 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75]

1703164854 中国妇女史读本 无人认领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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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56 经徐锡麟（1873—1907）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846—1907）一事，清末反满风潮达到了顶点。由于牵涉其中，秋瑾于1907年7月13日被捕，两天后就被处以死刑。（注：Mary Backus Rankin（兰金），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1902-1911，pp.176-185.）如果说这一判处显示出了清朝地方政府的估计错误——它将一场并不成功的革命转变成了一幕充满力量的殉难——那么，行刑后的曝尸则证明了政府的强权即使到了这一政权走向末路时也还相当可观。由于政府的这一暴力行径依然能够在普通大众中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在“政治犯”秋瑾死后几个月内，其尸体仍是“污秽”的强烈象征，一直无人认领或收敛。（注：如果Rubie S.Watson的判断成立，即在传统中国实践中，葬礼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为生者提供保护的话，那么对政治罪犯尸体的强制性遗弃则应该传递了相反的意义，即尸体对生者的玷污。通过利用对被玷污的恐惧，政府可以控制并避免烈士的轻易产生。Rubie S.Watson，“Remembering the Dead：Graves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in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eds.Watson，James L.and Evelyn S.Rawsk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205；笔者鸣谢Modern Chinese Languages and Cultures的一位匿名读者提出了这一富有洞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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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58 七月中旬的炎炎夏日里，秋瑾的尸体横陈于绍兴闹市轩亭口。因为有着“连坐”这一悠久传统，且近日来政府又不断迫害其他革命者的家人，秋瑾遇害后几个月，秋家一直躲藏在外。（注：秋瑾一些同志的家人遭到了迫害和囚禁，这一地区的新式学校也被彻底搜查。参看《浙案余波》，《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浙江图书馆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7—324页；以及《研究资料》中秋誉章的部分，第571—572页。）留下来照应家产的远房亲戚也很自然地回避了政府让家人认领尸体的通知。当终于有一个善堂出面收敛秋瑾的遗体时，连最低限度的装殓要求都没有达到：如同代人的大量记录所言，要么是完全没有棺木（“掩蔽无具”），要么也只得到了一副劣质材料制成的、很快就开裂的薄木棺材。她被草草埋葬于城外府山乱坟岗。（注：与有关圣徒和遗迹之细节资料的情况颇为相似，有关秋瑾遗体的“事实”也经常存在争论。尽管同代人明确指出是一个无名的慈善团体收殓了秋瑾，后世却将此举归在具体的个人名下，这些人往往被认为对革命持有明确的同情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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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4860 秋瑾的第一次入葬，没有合宜的葬礼，在非家人的手中草率完成。从中国传统葬俗的角度来看，整个过程传达的信息都是极不恰当的。自古以来，中国人便赋予了葬礼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相信，生者和死者之间的血族联系将延续下去，这一点可以从“孝顺”和“祖先崇拜”等核心观念得到证明。因此，从正统的仪式观念来看，对尸体的遗弃也进一步宣扬了政府的这一立场：对于一个政治犯而言，这种公众性的羞辱是其罪有应得的。而官方记录中的秋瑾也将作为一名逆贼在历史上留下恶名，并被永远驱逐出人类有序的共同体及精神世界。几个月后，直接负责此次处决的官员离开了当地，秋瑾的哥哥秋誉章（1873—1909）终于能够取回她的遗体，将之转移到严家潭殡舍。而殡舍的主人拒绝将秋瑾葬在葬地内，只提供了一个临时性的安置之处。（注：《研究资料》，第159页。可以说，早期那种极度的不适当埋葬到此略有缓解，因为地方风俗是允许尸体在地上暂厝的，Susan Naquin（韩书瑞），“Funerals in North China：Uniformity and Variation，”in James L.Watson，and Evelyn S.Rawski，eds.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p.42；但可以挽回秋瑾污名的、合宜的入葬似乎还遥遥无期，因此，秋誉章在1907年底写了一首诗哀叹自己无力体面地办理葬礼，下面是该诗充满痛苦之情的尾联：“聂政乃有姐，秋瑾独无兄。”《研究资料》，第571—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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