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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街头，总有一些男性与妓女和富家小姐并肩而立。如同妓女一样，这些男性正是用他们的时尚穿着来引诱妓女和良家妇女。比如被描写为真正的“上海小白脸”（Gigolo of Shanghai）的潘少安。（注：潘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美男。潘少安的名字，字面上看即为小潘安，明显带有与其“原始模特”相比略为次等的含义。）英俊而年轻的潘少安因穿戴华服和使用香水而获得女性的青睐。他俊朗的外表以及在服饰上的大量投资唤醒了诸多上海妇女的浪漫情怀，而他则满足她们的性需要。他所有的情人都心甘情愿地把钱和心交给他，不论他对她们做什么，她们都愿意原谅他。（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443页。）另一个比较滑稽但不大成功的小白脸则是周策六。作为一名缺乏天分的骗子，周决定依傍富有的妓女来增加他贫乏的收入。（注：同上书，第808页。）周的确试图凭借他华丽的衣服和大量的香水来成为富有妓女的“应召男郎”（call boy）。他在衣纽上插钮子花儿，并使用发胶来打理头发。他从头到脚一尘不染，还吃口香糖以保持口气清新，吸洋烟以显得有款有型。正如他所预期的，他的装束吸引了好色妓女，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富到可以养活他。最终，他的朋友揶揄他滑稽的装扮，并直言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滑头，而这并不能帮助他蒙骗社会名流。“倘你喜欢女色”，周的朋友小龙说，“你尽管这般打扮；若是有心去觅空子，大家弄些稍板，必须即日改过才是。”（注：同上书，第822页。）从那以后，周又去了一次服装店和理发店重新装扮自己，并最终变身为身着长褂、留着辫子，穿着得体的绅士，周也因此得以成功蒙骗社会名流。这个例子以及中国小说中的其他例子证明，衣服造就了男人（和女人）。正如中国谚语所言，“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注：同上书，第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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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已详细列举了这一时期的小说家是如何将服装与社交场合作为刻画人物的重要因素的。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作家是如何将上海和时尚感紧密联系起来的。从小说及当时流行的图像和插图来看，上海的时髦混合了西方样式（图2和图3）。男性和女性都可以选择从头到脚穿西服，或将其“作为点缀”（accessorize），即穿戴一两件西方饰品，比如在穿中式长袍或者丝质长裤和上衣的时候戴太阳镜，梳西式发型，或者携带雨伞。女性，尤其是妓女，无论穿西式或中式服装都喜女扮男装，以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注：Zamperini，“Clothes That Matter，”pp.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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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身着西式大衣和中国长衫的时髦男子。图片为作者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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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指出当时作家是如何积极关注时尚的。为了论证我们的观点——“关注身体”，我们已经单独分析了服装的含义（注：此处作者原句为We have individuated the clothes，结合上下文，此处意译为“单独分析”。——译者），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阅读这些服装，以理解由这些服装所定义的身体的意义。我们发现，这些作家都认为对于男性而言，使用香水和保持个人卫生是一种新现象。这一点彰显了产生在身体实践和美学标准之间的有趣变化，而这一变化的产生正是基于晚清时期许多生活在外国租界区域的上海居民得以使用自来水的事实。（注：参见刘善龄：《西洋发明在中国》，香港：三联书店，2001年。）与此同时，晚清作家对服装的极大关注，以及他们用以定义其笔下人物社会认同的方式，表明这些作家不仅仅只是为了描述发生在他们周围的社会变化，他们也在诠释这些变化，而这种诠释既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读者。这些作家总是取笑他们笔下的时髦人物，而这些人物的服饰打扮一定是为读者所熟知的。即使不是亲身经历，读者也通过当时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图片而对这些服饰烂熟于心。同时，这些作家也嘲笑那些因其过于强烈的时尚意识而以貌取人的人物。正因于此，我们经常在小说中发现那些被潘少安和周策六之流所欺骗的男男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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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身着中式服装并以西式物品为装点的晚清妓女。图片为作者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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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晚清小说家的嘲笑背后，我们也发现他们日渐彰显的焦虑和关注。很明显，当时的上海所面临的不仅仅只是服装上的混乱和错位，比如骗子穿戴如文人阶层，小白脸屡屡被误认为贵族子弟。在上海，当乞丐和官员、名媛和妓女穿戴错位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所有一切都不再是应有的样子。然后又将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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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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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分裂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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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在展现非自我的一面时都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与此同时，又没有人愿意展现他真实的一面。一个男人仅仅在服饰上打扮成王子，我的意思是他并不具备相等的品德、头衔或者收入，而只是在借来的华服下，处处找寻镜子以自我欣赏。——Puget de La Serre，L’Entretien des bons esprits sur les vanités du monde（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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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造就人而人又造就衣服，那么当一个人穿着属于别人的衣服时，将会发生什么呢？——Daniel Roche，The Culture of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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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清小说中的妓女、小白脸、阔少和侨居者为了参与到上海的休闲文化之中而欣然接受已然西化的上海时尚时，小说作者以及这些作者所创作的少量人物角色则烦恼于这些发生在服饰上的转变。受西方教育的博士敏士刚刚结束其十年海外游学，回到上海。面对上海街头妇女争相穿戴的夸张的中西混合服饰，他不觉感到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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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男女的装束，男的多了些皮鞋草帽不中不西的人，女的多出许多梳辫子戴金丝眼镜的，混充着女学生，却又涂脂抹粉，异样妖娆，现出那不公不母的怪状。心中好不诧异，暗想：中国若照这样闹去，文明的皮毛尚是七差八搭，贻笑外人，文明的程度更是去题万里，将来不知竟成一个何等世界！（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1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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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变成一座由身着男装的妓女设宴来款待其他妓女以供自己享乐的城市。（注：同上书，第1021页。）当妓女装扮成西方男士乘坐于马车之上，而那些拥有天足的女学生将头发扎成如满族入主中原后男人所梳辫子时，我们将如何理解这样的场景？（注：同上书，第1025页。）的确，在许多晚清小说中，装扮成女学生——即中国的茶花女或者艳姬法里内利（Farinelli）（注：Farinelli是Carlo Maria Broschi的艺名，他是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阉伶，生长于那不勒斯，因擅长唱假女高音而著名，号称“女神的颤音”。——译者）——可以成为一种引诱男性的有效手段，因为人们往往被这些越界的穿着中所特有的充满色情的新鲜感所吸引。（注：陆士谔：《新上海》，第166页。）但是很明显，并非所有人都欣赏这种装束。如小说中所写，当一群朋友在讨论辫子被盗的流言时，其中的一个建议偷辫子可以用来恐吓那些戴有这种男性头饰的女学生。（注：同上书，第127页。）当然老一辈攻击年轻人的这些新造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比如在《海上繁华梦》中，来自苏州的年轻人杜少牧刚到上海便被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并全身心地融入其中。有一天，他碰巧遇到他父亲的一位坚守老派时尚的朋友，杜因当时穿着外国汗衫而被其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这位老朋友责问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穿着这种不成器的东西。杜少牧嘀咕了几句理由便匆匆离开了，一边不忘咒骂这位朋友是不通世俗的老秀才。（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193页。）但是，如果这样的批评是出自另一位年轻人之口呢？敏士并不是一位守旧的人。正相反，他是一位心忧国家命运的年轻知识分子，并决心像鲁迅一样出国学习中西医。敏士的例子表明，我们需要对这一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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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化中，时尚已经成为用来看待世界和身体的一种准则（principle）。因此，这一场发生在晚清上海的迅速而令人困惑的时尚转变恰恰揭示了当时波及整个中国的社会动荡。当服饰不再成为人们辨认女性身体的标志，这难道不是一种混乱吗？当受人尊敬的江太太（她唯一的错误是爱好赌博，喜着华服且打扮妖艳）被警察误以为是街头拉客的妓女而被捕——而事实上她只是在大白天陪着丈夫在大马路买东西，这难道不是一种混乱吗？（注：陆士谔：《新上海》，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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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认为这些表现正反映了人们面对上海的消费文化以及妇女在公共场所不断增长的曝光率而产生的焦虑。这一看法并不令人吃惊，早在明代，士大夫便已焦虑于持续扩大的消费市场，及由此产生的跨越阶级与社会性别界限的时尚。（注：参见Antonia Finnane，“Yangzhou’s‘Modernity’：Fash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Position，11（fall 2003）；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新史学》1995年9月，第55—109页。）但是本文将不讨论有关精英阶层对于他们自身特权所产生的焦虑的议题。此处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对于花钱购置衣物的讽刺和批评其实是攻击产生于19世纪末与上海紧密相连的消费至上主义者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参见Des Forges，“Opium/Leisure/Shanghai.”）同时，参与上海的时尚游戏反映了个体得以进入消费圈的能力的大小，而消费的目的正是为了满足个体自我欣赏的欲望（narcissistic drives）。在传统中国小说中，任何一种愉悦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同样地，晚清小说家一边迅速向读者指出晚清上海作为消费文化中心的种种现状，娱乐和娱乐场所每天都在成倍增长，价格标牌开始在各个地方出现；一边指出追求休闲是经济上、情感上和身体上的巨大消费，许多男女在追求愉悦的过程中都丧其所有，包括他们的财富及生活。我们将在结论中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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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时代的小说讽刺并非追求流行所付出的最大代价。许多人在追求这转瞬即逝的时尚女神中，失去了比个人财富更为重要的东西，即属于他们的国家和文化的身体。谁穿着什么和为什么穿正显示了上海是如何被一群身份错乱者（imposter）所占据的现状：女人看起来像男人，男人看起来像外国人，而外国人又看起来像中国人。衣服不再符合个体的身份和内在世界，也不再符合一个人的种族或社会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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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所引用的段落里，敏士在他的思考中使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担心外国人将会发现中国人缺少文明。文明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词汇。作为名词和形容词，它经常被英译为civilization/civilized，modernity/modern，甚至有时候被译成enlightenment/enlightened。至此，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文化。在前现代（premodern）时期，文明是指三代的黄金时期，即上古的三个朝代，这一时期被公认为中国文明的轴心时期，并一直为后人所孜孜追寻。（注：有关文明这一词汇在19和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意义，参见方维规的文章《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www.gwdg.de/~oas/wsc/wenming.htm，II。感谢梅欧金（Eugenio Menegon）向我提供这篇非常有用的文章。）到了19世纪后半叶，文明也被用来表示西方语境中文明的含义，即运动、转变、现代化和进步。与之相比，传统则被看作是一位静止的、未开化的对手，一个需要被丢弃的落后社会的残余物。（注：同上文，第2—3页。《易经》和《书经》已经使用了文明这一组合。刘禾将文明在19世纪的新用法描述为“return-graphic loan”，一个由古代汉语中衍生出来的日本汉字——也就是说，日本翻译家使用中国古代汉语来翻译新的西方概念。参见刘禾，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08-309。）这两种有关文明的截然相反的含义，即追求中国传统文明或西方文明，在20世纪初共存了一段时间，而晚清小说正体现了这种介于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追求之间的张力。（注：在我以前有关晚清小说中衣服和个体认同关系的研究中，我曾将这一充满争议的有关“现代”认同的两种分裂的渴望（schizophrenic longing）联系起来，即男性的痛苦和女性的肤浅（tormenting for men and superficial for women）。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一语境中使用这两个词——现代和现代化——并不是作为审美的标准而是作为创新和变化的标志。但是现在我认为更有意义的研究是文明是在哪一个虚构范畴中展开它的语意，以及它与衣服和身体的关系。参见Zamperini，“Clothes That Matter.”近来，许多学者已出色地讨论了晚清小说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参见Des Forges，“Street Talk and Alley Stories，”尤其参见第234—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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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士所担心的是，当上海人穿戴成“文明的外表”来满足他们自我陶醉的心态时，他们恰恰迷失了文明的含义。更糟糕的是，他们只是接受了对文明的滑稽模仿而并非其实质。比如说，对于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而言，上学是重要的，而上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梳某种时尚发型。妇女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创造可以帮助中国成为强大国家的新女性，与此同时，妇女也可以按照西方文明标准去生活。因此这种教育并不是为了向女性传播新式而古怪的发型。这一道理也适用于男性：穿西服是为了表示这个人已在海外接受了西方教育，因此他可以向中国引进科技以及政治上的改革，以帮助中国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从传统的观念看，这些新式服饰应与着装者的内心世界吻合并互相融合。穿外国服装应该让每个女孩成为行为得体、被启蒙的女性，让每个男性成为进化的具有开放思想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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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晚清作者似乎并没有在上海的街头看见多少进化和文明。作为一位老上海作家，陆士谔以更为讽刺的语调来重复敏士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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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文明，便是文明；人做不出的，上海人都能做的出。上海的文明，比了文明的还要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注：在此处，很明显，文明是野蛮的相对面，野蛮也就是未开化的、粗野的、外来的。）；人做不到，上海人都会做的到。上海的野蛮，比了野蛮的还要野蛮。并且在别处地方呢，“文明”、“野蛮”四个字是绝对相反的。文明了，便不会野蛮；野蛮了，便不能文明。上海则不然：野蛮的人，霎时间可化为文明；文明的人，霎时间可变为野蛮。做文明事情的，就是这几个野蛮人；做野蛮事情的，也就这几个文明人。不是极文明的人，便不能做极野蛮的事。（注：陆士谔：《新上海》，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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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此处的文明作为一种个人的外观、行为及认同，与上海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这种联系又是充满争议的。在与时尚和身体的相互交叉中，文明引发了一种相当不稳定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动摇了社会性别、身体、国家和社会认同，尤其是当我们讨论男性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率先追求西方服饰的人都是从日本或其他国家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因此在旁人看来，身着这种服饰的人都是受过教育的，最起码精通几种语言，并且具有高层次“文明”修养的人。但是在小说中，大部分回国留学生却并未被刻画成这一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