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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刘东戴着时髦的帕拉吗草帽，称呼他的朋友为“这位密司忒”和“那位密司忒”，对于能够拯救中国于落后境地的西方文明，他只学到了这些。（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1162页。）在同一部小说中，还有另一位同样的冒名顶替者，他的名字就叫贾扬仁（与“假洋人”同音），他的表现则更为离谱。比如他假扮成外国人以免付嫖妓费用。（注：同上书，第1379页。）在《新上海》中，当陆士谔描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时，他赋予了“东亚病夫”全新的含义。在他看来，这些留学生将国家钱财浪费在嫖妓和从事违法勾当上。比如，一个留学生和医生联手欺诈中国病人的钱。除此之外，因为日本看护妇以卖淫为生，因此每到夏天，中国学生便一起去住院，将政府的钱浪费在日本看护妇身上。针对这样的事情，书中的一个人物不禁作出了“怪不得人家要说我们病夫国，原来都是这班争气留学生去弄来的”的评论。（注：陆士谔：《新上海》，第216—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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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比这更为恶劣的骗子，如以贾维新（与“假维新”同音）为代表的那些靠模仿留学生而混迹于上海的人物。他不懂任何外语，也从未出过国。他满口诸如平等、自由和革命等词汇，却没有任何拯救中国的实质计划。（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783页。）贾维新与一位粗暴的总是在餐厅和妓院里买醉和捣乱的西方商人交好，软弱而惊恐的中国老板往往对其无能为力。因为贾和这名西方商人有交情，同时又因其着装而让别人误以为他是外国人，因此，贾从未错过任何一次敲诈同胞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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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皆因当时的中国人惧怕外国人，同时又缺乏与之对抗的能力。如书中描写，在一个中国城市里，已经拥挤不堪的中国人群粗暴地互相挤压，以便让两名外国人通过，其中一位外国人评论道，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他们不善待自己的同胞，却对外国人异常友好。（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793页。）阅读晚清小说家的作品不觉让人意识到这一时期作家对鲁迅创作阿Q之类讽刺人物的影响。无论一个中国男人的道德、社会身份或生理状况是什么，他的男性气质往往在因与外国人冲突而造成的伤害和恐吓中消失殆尽。（注：晚清小说将西方男性塑造成截然相反的形象。有时候，他们被塑造成暴虐的醉鬼；而有时候他们又是智慧而敏感的人，他们不仅可以说中文并且可以理解中国所处的艰难处境。这些互相矛盾的描写清楚地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作家面对西方所持有的模糊不清的态度。）西方男性由于生理上更为强壮，受过更好的教育，更为富有，政治上更为强势，同时在语言和文化上难以被理解，因而成为了晚清中国男性人物被迫反观自己的新镜子。而这种反观有很大的问题。上面的例子已经表明，穿着和西方男性一样的服饰并不代表中国男性获得了他所渴望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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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小史》的第八章，刘伯骥（注：在原文中，作者只用了young Liu。在原小说中，人物原名为刘伯骥。此处用人物原名，以方便阅读。——译者）的朋友因参加革命行动而被捕。（注：在原文中，刘伯骥的朋友并未发动革命运动，只是进行文会活动。新任知府抓了文会的秀才是为了给当地居民下马威。——译者）刘侥幸从这座城市中逃脱出来（注：李伯元：《文明小史》，第66—67页。李伯元是很关注时尚的，在他的另一部小说《海天鸿雪记》中，他不断对男女主人公的着装进行细致的描写。），并在外国传教士住处附近的寺庙里避难。最终，小刘和一名传教士成了朋友，并告诉传教士他之所以陷入这一艰难处境的真相。这名传教士答应去刘出逃的城市，帮他把朋友营救出来。传教士觉得小刘最好穿上西服，这样其他中国人就不会找他麻烦。在小刘装扮停当后，他的辫子则与其西服格格不入。因此，传教士只得让他将辫子盘起来，这样小刘就成了一名假外国人。（注：同上书，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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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刘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好笑。而在作者看来更为滑稽的是，当他们二人外出并排行走时，“一个外国人，扮了一个假中国人，一个中国人，扮了一个假外国人”。（注：同上书，第67页。）这些传教士已经完全接受中国的着装习惯；他甚至剃头蓄辫。传教士及他的同伴学习并模仿了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只因其生理上的一些特征（鼻子和眼睛），人们才可以认出他们是外国人。他们能说中文，并且精通中国文化。但是一旦涉及权力问题，假外国人和真外国人——甚至是一个看起来像中国人的外国人——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如上文所示，假外国人需要借助外国人的权力，而他们又往往滥用这些权力。甚至当外国人必须和贾维新之流打交道时，连他们都为中国感到遗憾，因为这些人“只说不做”。（注：作者原文用了一句英语谚语“talk the talk and do not walk the walk”，此处意译为“只说不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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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采用文明的外表可以获得一种有限而模糊的特权。但是这并不能解决包裹在这文明外表下身体的问题，因为着装者的“文明”程度还不及他的皮肤那么厚。比如，《文明小史》中的一个人物承认，他穿西服是因为难以负担中装的费用，因为中装在一年当中必须要更换四次，而黑色的西服则因耐脏而更具实用性。他说自从改穿西服后，已经尝试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每天洗澡换衣实在太麻烦了。（注：李伯元：《文明小史》，第129页。）也就是说，在皇帝的新衣下，他还是像以前那样肮脏地长着虱子。当西方男性昂首阔步偷取中国女人的芳心时，中国男人正在鸦片的晕眩中蹒跚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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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文本，我们需要研究比这些时尚话语的碎片更多的东西。即使中国男性被迫承认并接受西方标准中男性气质的新模版，他们仍然需要处理他们自身传统的问题。正如前文所示，这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就犹如小刘面对一个新的西方化的自己时所经历的感受。比如，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中，前文提及的敏士遇见了一些被刻画为可笑的读“死书”的旧派文人，这让敏士开始反省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传统中国的教育体系。就在这次思考后不久，敏士和他的朋友观赏了一场西方人的表演，那个表演者拥有惊人的强健体魄。这又引发了敏士有关加强中国国民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和在中国建立体育教育的必要性的思考。（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1645—1647页。）由此可见，小说作者将“读死书者”之流的中国男性清楚地等同于落伍、虚弱和病态。而在另一方面，西方的男性气质则被描述为进步、有力和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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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方标准中的男性气质尚且是陌生而令人迷惑的，那么中国传统中有关男性气质的标准则已支离破碎。换言之，如果中国男性在试穿新式衣服时觉得怪异，甚至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的话，那么当他们在穿传统服装时，也不再觉得好看。这一点在有关衣服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等级的例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老式”官服依然保持着一些它们曾经拥有的特权，但是上海男人已经忘记了该如何穿戴这些服饰。更糟糕的是，应该穿这些官服的人已不再穿它们，反而是不该穿的人在穿这些衣服。如书中所写，在一个新年的早晨，两个朋友碰到一名乞丐，这名乞丐为了博取别人的善意而穿着官服行乞。作者评论道，在上海每个人都是官员，不仅仅是士绅或商人阶级，同时也包括妓女及其同类，因为一旦他们有了钱，便可买官职并穿着官服戴着官帽招摇过市。（注：陆士谔：《新上海》，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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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既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用来交易的，那么为什么荣誉徽章不能进入消费市场呢？在上海的交易市场，每个买家既是平等又是不平等的。王太太蠢笨的丈夫有钱为自己买个官职，但是当人们发现他不仅不知道如何穿官服，甚至不懂得官服所代表的意义时，他的滑稽模仿便显露无遗。在他的长袍上，表明等级的补服被绣反了——本应属于太太的补服被绣到了丈夫的衣服上。（注：陆士谔：《新上海》，第201—202页。）如何穿官服暗示着对相关礼仪知识的掌握程度，而这一知识在当时已经被遗忘了。因此，男性身体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当中：他既不能穿旧式衣服，也不能穿新式服装。晚清作家自虐式的讽刺及他们的自我嘲笑正指向这样一些男性，他们既无法从他们的父辈——也就是虚弱的“读死书者”身上找到自己，也不能从他们的儿辈——即那些吸食鸦片的花花公子身上获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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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女性似乎显得更为享受这一“走向文明”的过程。她们不仅得以放脚、自由恋爱以及求学；同时也开始喜欢自己在镜子里的形象。当傅彩云试着挑选觐见皇后时所穿的服装时，她想要搜寻一些新式、奇特、或者不同凡响的服饰。最终，她选择了外国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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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起新购的一身华丽欧装，就叫小丫头取了出来，慢慢的走到梳妆台，对镜梳洗，调脂抹粉，不用细说。不一会，就拢上一束蟠云曼陀髻，系上一条踠地綷檫裙，颈围天鹅绒的领巾，肩披紫貂坎的外套，头上戴了堆花雪羽帽，脚下踏着雕漆乌皮靴，颤巍巍胸际花球，光滟滟指头钻石，果然是蔷薇娘肖像，茶花女化身了。（注：曾朴：《孽海花》，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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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彩云无疑觉得穿欧装很有趣，她甚至觉得自己很可爱。（注：同上书，第346页。）傅彩云对自身美丽的欣赏揭示了人物的自恋心态（narcissism），而这种自恋恰恰将想象中的男性读者排拒在外。正是由于她的新服饰，将自己作为欲望客体的傅彩云似乎成为一种独立的欲望主体。但是将妇女装扮得更加迷人其实是一个陷阱。正如图1中妓女所摆的姿势，她的职责仍然是为了取悦男性观赏者。在最后，女性身体首先被嵌入小说叙述中，而对女性身体近乎残酷的解放仅仅是为了让它变得更性感而获得读者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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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试着将这些晚清小说人物和他们的装束看成身体的偷窃者（body snatchers），一个临时空间和临时身体的临时占有者。或者换个说法，称之为晚清身体的分裂症（bodies schizophrenic）。在这里，分裂性是指男性和女性身体所显示的多种认同和个性，且相互之间不可融合。在本文所提到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在因吸食鸦片和常年苦读无用经典而变得虚弱不堪的中国自我与一个由大量身体锻炼和武力扩张所构成的西方男性楷模之间，男性身体是如何被撕裂的。而女性身体的处境也岌岌可危。《花柳深情传》清楚地揭示了晚清男性和女性身体都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处境。（注：绿意轩所著《花柳深情传》是研究晚清男性和女性分裂身体的理想文本。此书于1895年和1908年出版。同时请参见Hannan，“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p.413。）这篇小说是为傅兰雅（John Fryer）举办的小说竞赛所创作的，而这次比赛的主旨是为了揭露中国社会的丑陋面，尤其是为了谴责由鸦片和裹脚所带来的罪恶。小说显示，沉迷鸦片者最终只能在充满便臭和秽气的生活中满足他的鸦片瘾，同时他也在恶心、悲惨和可怜的境况中丧失了他的财产、男性气质以及他的骄傲。（注：绿意轩：《花柳深情传》，第19页。）只有通过接受西方教育，他才能被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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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目的，小说也展示了放脚妇女所拥有的生理上的优势。因为拥有了强壮的双足，妇女才得以从强奸犯的侵犯中逃脱，免受缠足妇女所遭受的摧残——这一定是晚清小说中最令人厌恶的一幕——因其残废的双足，缠足妇女不能从太平军的魔爪中逃脱。（注：同上书，第31、45页。）在小说结尾，作者向读者证明，因为天足，妇女更容易怀孕，女性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掌管夫家财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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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身着旗袍的民国妇女。图片为作者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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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阅读本身是极具诱惑性的（seductive），它同时也得到民国早期图像的辅助支持，如图4所展示的“摩登并且文明”的妇女。尽管她极可能仍然是一名妓女，但是她的形象已经和二十年前大相径庭。二十年前，一名妓女坐在镜子边接受拍照。在这副早期照片中，这名妇女被表现为传统的欲望对象，她的目光并没有直视男性观赏者，而这正引发了观赏者的侵入的欲望（invite him into a penetration），因此这名妓女的姿势不是威胁而是屈服。上文引用中的傅彩云，即便穿着新式衣服也摆出同样的姿势。与此相反，这张照片中的妇女则毫无惧色地面对观众，她笔直地站立于天足之上，一边彰显着她的长辫子。在其清晰的女性气质之下，她并不害怕观赏者的凝视。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晚清女性身体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进行时中。正因于此，在《花柳深情传》中，尽管作者以负面的笔调来描述缠足，他却依然津津乐道于描写缠足的各种类型、样式和外观，似乎他就要成为恋物癖式的人物了。事实上，作者在此处使用的语调依然是父权制的。作者之所以称赞这些天足女性所取得的成就，是因为她们可以帮助维持父权制家庭，使其在晚清乱世中得以生存。作者似乎想说，让妇女放足是为了拥有更多高效率的女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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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抱怨这些男性作家创作出此类自相矛盾和性格分裂的人物，并且将这种混合的信息传递给他们的读者（多数为男性）。因为不论是在小说或现实生活中，晚清中国人都在混乱而充满困惑的西方现代化的疾风暴雨中独自前行。为了解决因在上海产生的有关中国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困惑，人们必须先掌握身体认知和精神认知之间的复杂平衡，而中国古代先人对此并不了解。因此，中国的男男女女不得不重新训练他们的身体，并且学习如何在持续变化的都市图景中矫正自己。他们拥有了新的身体，一个被西方传来的危险而全新的知识所塑造的身体，因此他们必须小心地实践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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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从一开始就虚弱不堪的男性和女性身体——男性是因为鸦片，而女性是因为流传了几个世纪的缠足——并没有领会西方文明的核心观点，反而变得分裂、难以理解并且荒谬可笑时，也就毫不吃惊了。晚清身体发现了消费，却不知如何避免被消费所消费（注：此处作者原文为：The late Qing body discovers consumption without discovering how not to be consumed by it.此处的避免被消费（consumption）所消费（be consumed by it）应该是指避免被消费所控制。——译者）（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后者正体现了消费的魅力所在）。关于着装及社会行为，晚清人士渴望将他们的身体从有关身体行为的传统训练中解放出来（注：此处作者指在中国近代社会之前，人们对身体的训练，比如缠足等。——译者），但是身体仍然被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身体法则（bodily discipline）所制约。也就是说，这些身体依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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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小说中虚构的身体总是模糊不清、形式各样并且变化多端的，否则小说也就毫无趣味了。但是归根结底，晚清身体究竟处于何种时态（tense）呢？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引发了个体认同的激烈斗争：他们难以忘记过去，但是过去却越来越让人觉得羞耻；基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晚清作家清楚地表示，中国人如果不“变得文明”，那么他们可能将失去未来。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里的身体时态是一种“现在完成时”（present perfect）。正因为人们所穿的新衣服以及他们所模仿和创造的新活动及新空间，从表面上看，中国人的身体既属于历史又属于将来。晚清身体并没有忘记他们过去的荣耀，它的左右摇摆的步伐和它身着锦袍的骄傲。同时，它也因其滑稽模仿和短发而感到羞耻。街头妇女的紧身衣物固然令人着迷，但几个世纪来对于小脚和碎步的迷恋仍使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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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文明当然不是一个简单而愉悦的过程。它必须面对来自文化、身体和情感上的陌生感，而这正是这一时期作家所着力描写的。他们和读者身处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其中包括了西方技术、全球贸易、异国展现、毒品、性，以及持续变化的道德、社会性别和社会边界。那么人们将如何解决这一进退两难的处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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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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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死亡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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