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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他暮鼓晨钟闹，难醒红羊劫里人。（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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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诗皆表达作者对共和时局的不满，以及对个人境遇的感伤，而两者皆与其夫婿的观察与体会类似。民国二年开始，映清出现在“自由谈”上的作品增多，全年刊登了十次左右，有时同日刊登一篇以上。其中的诗词之作，多相思闺怨等情调，如民国二年九月五日，“自由谈”就登了映清的《佐彤外史乱后返家集唐三章夜凉多暇亦检唐人诗摭拾率赓二绝》一首、《秋江送别集唐》二首、以及《闺怨》四首。这几篇作品全都是表达对丈夫远游的思念之情。此时的姜映清已确立了“自由谈”作者的身份。民国二年初，钝根将“自由谈”投稿者之姓名与肖像逐日刊登，以使作者互相识面。五月二十一日，“自由谈”便刊登了征求作者小影的广告，而佐彤与姜映清皆列名其中。（注：其时，共同列名的女作者还有瘦红、碧梧、绿窗、倚桐、云珠、秋娘、兰贞、芝卿、庭珍、锦云、艺侠、漱馨、清芬、海珊、半梅、侍仙内史、卢善珍、魏锄月、施畹芳、张曼君等人。在此征求广告之前，有名“双璧”的女作者，于五月七日刊登小照，引起众多赏鉴，题照和次韵者甚多。）六月二十九日，佐彤小照登上了“自由谈”，下注：“陈德桓，字彤佐（按：应为佐彤之误），别号铭彝，一字恂恂，又字亚东恨物”。接着，六月三十日的“自由谈”便刊登了“映青女士”小照，注曰“姜涟，字映清，别号象乾，东鲁人，适陈佐彤”。连续两天的小照刊登，清楚说明他们与“自由谈”的渊源，也向《申报》诸读者公布两人是夫妻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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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特别的是，民国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陈姜映清在“自由谈”之“文字姻缘”栏中，刊载了七言诗一首。她在诗作的说明中，明白表示此诗乃为张姓女友之夫弃妻另娶，不平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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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城顾某，弃妻重娶，绝少顾忌。清与张氏谊属世交，目击此种野蛮之事，发现于自号文明之显者家，窃为张女士深抱不平，而尤为共和前途三叹息焉。爰成七律章以慰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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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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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公道两何存，薄倖如斯海内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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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物自然甘坐妾，多妻无奈竟忘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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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缘未断情先断，声势虽赢理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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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逐寒蝉非亦是，为他人作不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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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映清为友打抱不平，遂以报纸公器，严词批判，称之为野蛮行为，这么激烈的举动，透露出她的个性应该是相当强烈的。尤其有趣的是，映清还认为中国社会有此薄幸之徒，可见离文明之境尚远，而国家前途更堪忧虑。私人感情与家庭伦理，在她的认知里，是应该放大到国家社会命运的层次来考虑的。这一个特点在她后来的长篇著作《风流罪人》中，也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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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自由谈”还透露了陈氏夫妇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不幸事件，这个记录也间接有助界定《玉镜台》的写作时间。民国二年三月三日，佐彤在“自由谈”刊登《悼亡女山圭作》七律二首，诗中说明其幼女感染天花，又被庸医殷受田误投凉药，因而致死。民国二年十月十日，陈姜映清又有《感言》诗一首，同样提到女儿病亡的事情。映清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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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光如剪复如梭，半世真同一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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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尽裘凋僮仆怨，米珠薪桂友朋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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殇因幼女欢容少，话到庸医切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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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事自知无隐匿，彼苍谓我果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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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除了感叹生涯艰苦之外，也提到幼女因医者延误致死的痛心经验，可见在事件发生半年以后，她仍无法释怀。映清在《玉镜台》的自叙中也提到自己先殇长子，幸获次子，又生娇女，却“庸医耽误又倾抛”。（注：参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第462页。）佐彤的《悼亡女山圭作》就算不是紧接着山圭之死后发表，但亦不应相差太远。另一个相关证据是，“自由谈”又在同年十一月二日刊登了映清的《戏拟庸医开联合会推制病家启》这篇极尽苦辣讽刺能事的作品。映清对庸医的忿恨，溢于言表，显见殇女事件的创伤去之未远。这么看来，《玉镜台》既作于山圭死后，那就应当是民初的作品，而非如谭正璧最早的推测，是晚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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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陈佐彤在“自由谈”上仍然活跃，诗词小说等刊登将近三十次，而且仍以游戏讽世为主调。另一方面，姜映清的作品数量则锐减，全年只有八月十八日《新秋夜坐》一首与九月二日与陈佐彤的七夕联句。民国四年（1915），王钝根辞去“自由谈”主编之职，陈氏夫妇似乎也随之进退，逐渐淡出。这一年，佐彤的作品总共不到十篇，而映清亦只有十月二十三日刊登和佐彤诗二首，安慰丈夫于逆境中从容达观。这个情形，与钝根的描述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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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佐彤的文字便极少出现于《申报·自由谈》，映清更是销声匿迹。可惜笔者目前搜集的资料未尽周全，不能证明陈氏夫妇是否转移到其他报章杂志发表作品。不过，依照王钝根的说法，姜映清在钝根弃文从商后，也就退出了这个圈子，不复著述。如果以《申报》为焦点来看的话，则映清似乎要到民国十四、十五年左右才重新现身于文艺圈。民国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自由谈”刊登了映清的白话极短篇《吾害了他》。这篇文字只有四百字，前半段描写一对中年夫妇后悔误定儿子亲事的对话，后半则转入隔室的美少年，正自谈自唱，歌咏父母之恩。前后相对，亦颇有些意味。另外，民国十五年五月三日，“自由谈”刊登刘豁公、董柏崖主编之《春之花》小说杂志之广告，该期“名家小说”，除包天笑、天虚我生、毕倚虹、王钝根、周瘦鹃、陈小蝶、徐枕亚等著名旧派小说家的作品外，还收有梁杏如女士之《月夜》、姜映清女士之《春衣》、蕙芳女士之《阿三小史》三篇女作家作品。映清在这个阶段，应该又与旧派文人的小说杂志有一些往来。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自由谈”突然刊登了夫妇二人合著之《赠名医张益君先生》诗五首。诗赠良医，对陈氏夫妇而言其实有特别的意义。我们还记得当年爱女之死的遗憾，曾引起映清在“自由谈”上为文讥讽庸医；而《风流罪人》中女主角的志向也正是学医济世。种种线索，说明映清夫妇十数年来对医生的复杂情绪。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陈氏夫妇发表《赠名医张益君先生》，时间正当《风流罪人》出版单行本的时候，似乎不是单纯的巧合，很可能带有宣传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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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弹词仍与传奇、小说同样被视为传统“说部”，不时在各种小说杂志中连载，甚至在上海开设的文艺函授学校里，也仍有教授弹词写作的课程。即使到了民国十五年，《风流罪人》还是被出版社认为具有畅销潜力的。何以见得？民国十五年八月十九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七日以及九月二日，“自由谈”连续刊登《风流罪人》大幅广告，称之为“一百万言情场奇书”，除作者姜映清之外，又特别标明是由“王钝根先生校阅”、“海上漱石生题词”、“刘豁公先生序文”，并由“名画家胡瘦竹先生绘图”，而这几人都是民初旧派小说的名人，显然具有烘云托月的哄抬效果。同时，作者的亲笔题诗，甚至“最近小影”也成为小说的卖点。广告词极尽夸张之能事，说什么“情场中有迷离扑索之黑幕，情场中有不可思议之秘密”，又说是“三姑六婆，牵线拉马，想出许多恶毒手段”、“浪子荡子，探艳采花，做出不少风流韵事”。甚至比之于《红楼梦》、《金瓶梅》。小说的内容被形容为“艳事艳迹，趣史趣闻”，效果则是“缠绵悱恻，销魂荡魄”。这五次广告，内容大致相同，只有些许更动，笔者在此以其中两种款式，供读者知其大略。八月十九日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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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四日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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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上的书籍广告很多，但《风流罪人》这几次广告的篇幅很大，比诸《申报》上其他的书籍广告，尤其是单一作品的广告，算得上极为醒目的。小说是否畅销，笔者尚未找到相关资料可以证明，但广告本身告诉我们，在民国十五年左右，王钝根虽说弹词小说已如凤毛麟角，但仍是一种读者习见且乐见的文学形式，值得出版商的投资与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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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风流罪人》在报章上大张旗鼓的广告中，其实不乏传统的推销手法，例如请王钝根与刘豁公作序，当然是针对旧派小说读者而发的推销手法。事实上，民国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申报》还赶在《风流罪人》出版之前，事先刊登了刘豁公的《风流罪人弹词序》，其实也就是一种广告。而题词的海上漱石生，也是著名的长篇小说作家，本名孙玉声，即《海上繁华梦》的作者。换言之，《风流罪人》除了作品本身之外，还纠合了当时旧派小说的几个代表人物，将小说包装成更利于销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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