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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他暮鼓晨钟闹,难醒红羊劫里人。(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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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诗皆表达作者对共和时局的不满,以及对个人境遇的感伤,而两者皆与其夫婿的观察与体会类似。民国二年开始,映清出现在“自由谈”上的作品增多,全年刊登了十次左右,有时同日刊登一篇以上。其中的诗词之作,多相思闺怨等情调,如民国二年九月五日,“自由谈”就登了映清的《佐彤外史乱后返家集唐三章夜凉多暇亦检唐人诗摭拾率赓二绝》一首、《秋江送别集唐》二首、以及《闺怨》四首。这几篇作品全都是表达对丈夫远游的思念之情。此时的姜映清已确立了“自由谈”作者的身份。民国二年初,钝根将“自由谈”投稿者之姓名与肖像逐日刊登,以使作者互相识面。五月二十一日,“自由谈”便刊登了征求作者小影的广告,而佐彤与姜映清皆列名其中。(注:其时,共同列名的女作者还有瘦红、碧梧、绿窗、倚桐、云珠、秋娘、兰贞、芝卿、庭珍、锦云、艺侠、漱馨、清芬、海珊、半梅、侍仙内史、卢善珍、魏锄月、施畹芳、张曼君等人。在此征求广告之前,有名“双璧”的女作者,于五月七日刊登小照,引起众多赏鉴,题照和次韵者甚多。)六月二十九日,佐彤小照登上了“自由谈”,下注:“陈德桓,字彤佐(按:应为佐彤之误),别号铭彝,一字恂恂,又字亚东恨物”。接着,六月三十日的“自由谈”便刊登了“映青女士”小照,注曰“姜涟,字映清,别号象乾,东鲁人,适陈佐彤”。连续两天的小照刊登,清楚说明他们与“自由谈”的渊源,也向《申报》诸读者公布两人是夫妻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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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特别的是,民国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陈姜映清在“自由谈”之“文字姻缘”栏中,刊载了七言诗一首。她在诗作的说明中,明白表示此诗乃为张姓女友之夫弃妻另娶,不平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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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城顾某,弃妻重娶,绝少顾忌。清与张氏谊属世交,目击此种野蛮之事,发现于自号文明之显者家,窃为张女士深抱不平,而尤为共和前途三叹息焉。爰成七律章以慰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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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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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公道两何存,薄倖如斯海内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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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物自然甘坐妾,多妻无奈竟忘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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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缘未断情先断,声势虽赢理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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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逐寒蝉非亦是,为他人作不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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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映清为友打抱不平,遂以报纸公器,严词批判,称之为野蛮行为,这么激烈的举动,透露出她的个性应该是相当强烈的。尤其有趣的是,映清还认为中国社会有此薄幸之徒,可见离文明之境尚远,而国家前途更堪忧虑。私人感情与家庭伦理,在她的认知里,是应该放大到国家社会命运的层次来考虑的。这一个特点在她后来的长篇著作《风流罪人》中,也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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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自由谈”还透露了陈氏夫妇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不幸事件,这个记录也间接有助界定《玉镜台》的写作时间。民国二年三月三日,佐彤在“自由谈”刊登《悼亡女山圭作》七律二首,诗中说明其幼女感染天花,又被庸医殷受田误投凉药,因而致死。民国二年十月十日,陈姜映清又有《感言》诗一首,同样提到女儿病亡的事情。映清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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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光如剪复如梭,半世真同一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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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尽裘凋僮仆怨,米珠薪桂友朋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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殇因幼女欢容少,话到庸医切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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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事自知无隐匿,彼苍谓我果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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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除了感叹生涯艰苦之外,也提到幼女因医者延误致死的痛心经验,可见在事件发生半年以后,她仍无法释怀。映清在《玉镜台》的自叙中也提到自己先殇长子,幸获次子,又生娇女,却“庸医耽误又倾抛”。(注:参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第462页。)佐彤的《悼亡女山圭作》就算不是紧接着山圭之死后发表,但亦不应相差太远。另一个相关证据是,“自由谈”又在同年十一月二日刊登了映清的《戏拟庸医开联合会推制病家启》这篇极尽苦辣讽刺能事的作品。映清对庸医的忿恨,溢于言表,显见殇女事件的创伤去之未远。这么看来,《玉镜台》既作于山圭死后,那就应当是民初的作品,而非如谭正璧最早的推测,是晚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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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陈佐彤在“自由谈”上仍然活跃,诗词小说等刊登将近三十次,而且仍以游戏讽世为主调。另一方面,姜映清的作品数量则锐减,全年只有八月十八日《新秋夜坐》一首与九月二日与陈佐彤的七夕联句。民国四年(1915),王钝根辞去“自由谈”主编之职,陈氏夫妇似乎也随之进退,逐渐淡出。这一年,佐彤的作品总共不到十篇,而映清亦只有十月二十三日刊登和佐彤诗二首,安慰丈夫于逆境中从容达观。这个情形,与钝根的描述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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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佐彤的文字便极少出现于《申报·自由谈》,映清更是销声匿迹。可惜笔者目前搜集的资料未尽周全,不能证明陈氏夫妇是否转移到其他报章杂志发表作品。不过,依照王钝根的说法,姜映清在钝根弃文从商后,也就退出了这个圈子,不复著述。如果以《申报》为焦点来看的话,则映清似乎要到民国十四、十五年左右才重新现身于文艺圈。民国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自由谈”刊登了映清的白话极短篇《吾害了他》。这篇文字只有四百字,前半段描写一对中年夫妇后悔误定儿子亲事的对话,后半则转入隔室的美少年,正自谈自唱,歌咏父母之恩。前后相对,亦颇有些意味。另外,民国十五年五月三日,“自由谈”刊登刘豁公、董柏崖主编之《春之花》小说杂志之广告,该期“名家小说”,除包天笑、天虚我生、毕倚虹、王钝根、周瘦鹃、陈小蝶、徐枕亚等著名旧派小说家的作品外,还收有梁杏如女士之《月夜》、姜映清女士之《春衣》、蕙芳女士之《阿三小史》三篇女作家作品。映清在这个阶段,应该又与旧派文人的小说杂志有一些往来。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自由谈”突然刊登了夫妇二人合著之《赠名医张益君先生》诗五首。诗赠良医,对陈氏夫妇而言其实有特别的意义。我们还记得当年爱女之死的遗憾,曾引起映清在“自由谈”上为文讥讽庸医;而《风流罪人》中女主角的志向也正是学医济世。种种线索,说明映清夫妇十数年来对医生的复杂情绪。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陈氏夫妇发表《赠名医张益君先生》,时间正当《风流罪人》出版单行本的时候,似乎不是单纯的巧合,很可能带有宣传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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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弹词仍与传奇、小说同样被视为传统“说部”,不时在各种小说杂志中连载,甚至在上海开设的文艺函授学校里,也仍有教授弹词写作的课程。即使到了民国十五年,《风流罪人》还是被出版社认为具有畅销潜力的。何以见得?民国十五年八月十九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七日以及九月二日,“自由谈”连续刊登《风流罪人》大幅广告,称之为“一百万言情场奇书”,除作者姜映清之外,又特别标明是由“王钝根先生校阅”、“海上漱石生题词”、“刘豁公先生序文”,并由“名画家胡瘦竹先生绘图”,而这几人都是民初旧派小说的名人,显然具有烘云托月的哄抬效果。同时,作者的亲笔题诗,甚至“最近小影”也成为小说的卖点。广告词极尽夸张之能事,说什么“情场中有迷离扑索之黑幕,情场中有不可思议之秘密”,又说是“三姑六婆,牵线拉马,想出许多恶毒手段”、“浪子荡子,探艳采花,做出不少风流韵事”。甚至比之于《红楼梦》、《金瓶梅》。小说的内容被形容为“艳事艳迹,趣史趣闻”,效果则是“缠绵悱恻,销魂荡魄”。这五次广告,内容大致相同,只有些许更动,笔者在此以其中两种款式,供读者知其大略。八月十九日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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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四日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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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上的书籍广告很多,但《风流罪人》这几次广告的篇幅很大,比诸《申报》上其他的书籍广告,尤其是单一作品的广告,算得上极为醒目的。小说是否畅销,笔者尚未找到相关资料可以证明,但广告本身告诉我们,在民国十五年左右,王钝根虽说弹词小说已如凤毛麟角,但仍是一种读者习见且乐见的文学形式,值得出版商的投资与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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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风流罪人》在报章上大张旗鼓的广告中,其实不乏传统的推销手法,例如请王钝根与刘豁公作序,当然是针对旧派小说读者而发的推销手法。事实上,民国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申报》还赶在《风流罪人》出版之前,事先刊登了刘豁公的《风流罪人弹词序》,其实也就是一种广告。而题词的海上漱石生,也是著名的长篇小说作家,本名孙玉声,即《海上繁华梦》的作者。换言之,《风流罪人》除了作品本身之外,还纠合了当时旧派小说的几个代表人物,将小说包装成更利于销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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