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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这篇文章的内容看，张固然有为谭熙鸿、陈淑君辩护的意味，也有企图建立新时代新性道德的野心。他说：“现时青年男女喜讲爱情，究竟，实在知道爱情的人甚少；知道了，能去实行主义的人更少。”所以他要谈爱情理论，并取陈女士的事实作为实例，“或者于爱情知与行二面上均有些少的贡献也未可知”。（注：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晨报副刊》，1923年4月29日。）他首先指出爱情的定则涉及生理、心理、社会不同层面，本是极繁杂的现象。不过，归纳起来有四个原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二、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既是有条件的，所以同时就是可以比较的东西，以组合爱情条件的多少浓薄作为择偶的标准，是人类心理中的必然定则。三、爱情是可变迁的。有比较，自然有选择。有选择，自然希望善益求善，所以爱情是变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由订婚或至解约，成夫妻以至离异，用爱情可变迁的定则去衡量都是切合情理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夫妻关系与朋友的交往有相似的性质，但比密切的朋友关系更亲切，并有社会、家庭、经济、子女等的纠葛伴随其间，所以夫妻的爱情比朋友间的友谊更加浓厚。若无浓厚的爱情，夫妻关系就不免于离散了。由此张竞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凡要讲真正爱情的人，不可不对于所欢的——或在初交，或已订约，或经成婚——时时刻刻改善提高彼此相爱的条件。一可得爱情上时时进化的快感，一可杜绝敌手的竞争。同时，夫妻生活上，道德上，也极有巨大的影响。”（注：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晨报副刊》，19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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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社会，张竞生沉痛地指出，男女仅是性欲交换品，夫妻不过是家庭不动产，妇女守着“嫁狗随狗”的训诫，男士存“得过且过”观念，结果男威日恣，养成家主虐风；女子为妻，一夜床百年恩，忍气吞声，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处在这样不人道家庭，完全违背爱情定则的人群里，看到陈淑君弃沈就谭，就不免大惊小怪。所以张氏认为陈沈定交本是新式，“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在张氏笔下，陈淑君是一个新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子，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实行主义的妇人。她的爱情所以变迁，全受条件的支配。当她见到谭宅亡姊的幼孩弱息时，不忍忘情于抚养，且谭的性情温和也是使她似火消化的雪狮子，这是一个理由；其他如谭的学问、才能、地位也不是沈生能及，这些条件均是左右陈女弃沈就谭、改旧迁新的原因。陈虽与谭结合，但始终视沈为朋友，贻书劝勉，有情有义，符合爱情定则，“明白此理，我人对于陈女士不独要大大原谅她，并且要赞许她”。（注：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晨报副刊》，19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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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的“爱情定则”发表后，引来学术界知名人物如梁启超、鲁迅和许多青年学生的关切与讨论。（注：参与讨论的青年学生37人中，有资料可查的来自砺群学院、北大、朝阳大学、法大、南开、中国大学等校的有18人。）他们对张氏“定则”的反应，十分不同。尽管“后五四”的青年曾受新思潮的洗礼，赞成自由恋爱的想法，但多数的人并不能完全认同张竞生的新式爱情观。《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抱怨说：“真使我们失望，里面有大半是代表旧礼教说话。可见现在青年并不用功读书，也不用心思想，所凭借的只是从街头巷尾听来的一般人的传统见解。”（注：《爱情原则的讨论》记者注，《晨报副刊》，1923年5月18日。）不过，青年人也有话说，彭拔勋就认为张的爱情定则比孙悟空还要变化得多：“在无婚姻制度实行乱交的无政府主义时代，或者会行得通，若要在今日的中国评论今日某人婚姻的当否，的确用不着。”他接着指出：“这时候正是新旧式婚姻过度期中，异常的事情，当然不免，也不足为奇，我们最好就事论事，犯不着另造逻辑另为解释啊！”（注：彭拔勋：《爱情定则的讨论》（十一），《晨报副刊》，19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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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讨论，双方都提出一些看法，概念不一致，也难免片面之见。不过讨论能引起广泛注意，实具一定意义：首先，对谭、陈联姻的讨论，多数人的意见显得传统又守旧。对于被社会舆论评论为“陈（淑君）无情、谭（熙鸿）无德、沈（厚培）可怜”的三角恋爱故事，多数人不表同情。甚至视谭、陈不道德，张（竞生）误人子弟。（注：以上言论分别参见梁国常、陈兆畴、丁勒生、张畏民、周庚全等人的讨论文字。）鲁迅虽然也觉得这些人的言论“古怪的居多”，但也不反对多听听，可惊醒改革家们“黄金色的好梦”。（注：迅（鲁迅）：《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四），《晨报副刊》，192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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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次的讨论主题涉及两性，但三十八位投稿人中，仅知有两位女性（笔名维心的许广平和另一位显然是女士的曹淑芳）投稿。五四之后妇女渐趋活跃，但参与公共事务的力量仍极为薄弱。此次讨论对陈淑君不利的言论多于正面的肯定，似与男性主宰下的论域走向不无关联。虽然说这次的讨论最后遭来不少批评，例如言之无物、全不凭学理说近情理的话，凭借街头巷尾听来的一般人的传统见解，了无新义，最后弄到大家“对于此种公开讨论感到疲倦和烦恼”、“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的地步。（注：钟孟公、徐绳祖：《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二）、（八），《晨报副刊》，1923年6月12、16日。）不过，这次的讨论仍带有相当程度的新文化运动“评估旧传统，引进新思潮”的色彩。除了再度抨击过去贞节观，例如“男子死妻不再娶、女子丧夫不再嫁”的不是之外，把师生配、老少配、贫富配，续婚初婚、爱情与性交、新旧道德观等观念，不论新或古，一股脑儿搬上台面，不管是把它当“反面教材”也好，正面教材也罢，一如鲁迅所说“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注：迅（鲁迅）：《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四），《晨报副刊》，1923年6月16日。）这正是五四特色。知识分子推开“约修自身，不管闲事”的主义，愿对公共议题“多嘴”；报纸愿开放篇幅，不惜血本针对主题，利用编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以一解爱情、恋爱问题的“千古悬案”（注：徐绳祖抱怨，讨论文字枯燥到不忍卒读，以致“我五月的晨报报费，至少是白花了百分之一”。杨剑魂的来信说：“爱情这个问题，目下已成最当讨论的问题，这次既有谭熙鸿的实例，张竞生的定则，我们趁此机会把它来讨论明白，免得成为千古悬案。”《晨报副刊》，1923年6月16日。），从阅读史的角度看，这又是五四的另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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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在爱情研究领域里，虽是一位知名的理论家，但在现实生活上，却不是成功的实践者。这一点在讨论过程中，就有人为他大胆的主张捏了把冷汗。（注：在讨论过程中，黄慎独就向张竞生提出警告：“我对于张竞生君，不禁要擦一把汗，因为他不是条件最完备的人。张竞生君既是定爱情原则的，那末他的妻，当然懂得爱情原则，而且能实行其主义（受张君同化的缘故），所以劝张竞生君速速设法去完备他的条件。”而鲁迅也提到有人说张某“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很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见《爱情定则的讨论》（二十）及《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四），《晨报副刊》，1923年6月6日、16日。）张竞生的夫人早逝，1923年秋张和褚松雪（问鹃）结婚。褚曾因逃避不争气的小官僚丈夫，到山西阳高县教小学，又因让人搬走菩萨、将庙堂充教室，引起地方人士抗议鸣鼓围攻。张闻讯鼓励，互称为“打倒偶像的同志”。张视褚如中国“娜拉”，进一步介绍褚进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读书，并十天半月求婚一次，终得褚之许婚。1926年因北京政局不安，北大欠薪，张乃单独转往上海学艺大学任教务长，与褚每周通信七八回，称褚为“我父子托命之人”。全家在同年秋季团聚于上海，未料次年春，褚与旧情人屈某重归于好，张、褚之恋触礁，进而离异。张在盛怒之下，不顾自己提出的“爱情可以变迁”的原则，在自己主办的《新文化》杂志上刊登广告，说褚“受一二CP所包围与其CP化的情人所引诱，遂也不知不觉从而CP化耳”。并大骂褚为“可怜的无耻妇人”、“从发到骨、从头到足皆是假的”，是“女乱党”。（注：原载《新文化》第2期，转见陈漱瑜《性博士传奇：平心论张竞生》，第269—270页；张竞生自己的说法见《浮生漫谈》，《张竞生文集》卷下，第10—12页；褚问鹃的朋友叶正亚在《语丝》124期发表《“新文化”上的广告》一文，批驳张的指摘，认张到沪后反与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的政客周旋，引起褚的不满，张对她又打又骂又叫巡警抓她，导致感情破裂。1927年4月褚问鹃在汉口《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说，张竞生在同居以前是有为青年，同居之后性情暴戾、遇事专制，从自由平等转变为奴主关系，同志书信也遭受检查。1970年褚氏出版了《往事漫谈》，写到“别鹄离鸾”一节时，改采小说笔法，以“黄适”影射张，黄适的结局是被汽车辗毙。参见陈漱瑜《性博士传奇：平心论张竞生》。）张因此对他“爱情定则”的理论进行修补，说爱情的条件有些是进化的，如才、貌、德、健康之类；也有些是退化的，如以财、地位、势力为依据者，屈某与褚之例即是“退化的”变迁。（注：张竞生：《浮生漫谈》，《张竞生文集》卷下，第10页。）对张褚之间的是非恩怨，旁人难予置喙，不过主张爱情可以变迁的张竞生却反对妻子爱情变迁，提倡情人制的张竞生却指责妻子另有情人（注：1925年，张竞生发表了《美的社会组织法》，企图改造中国落后的社会，他以男女情爱为结合根本条件的情人制，代替婚姻制。他认定“爱”的真义不是占有，也不是给与，而是欣赏的。男女未定情之前，各自努力以博取对方欢心，表现在装饰、表情、性格、才能上，产生出“爱的创造”、“美的进化”；定情之后，在情人制下，“社会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般冲动，蚁国一般钻研，人尽夫也，而实无夫之名；人尽妻也，但又无妻之实，名义上，一切界定相反，事实上，彼此虽是情人，也可以过一夫一妻的生活。男女的情爱，一旦不能继续就破坏，破坏或离婚显然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破坏是一种解脱，是创造新生命不可少的历程。”见《张竞生文集》卷上，第151—154页。），显示爱情的学问既诡异又复杂；同时知识分子言不顾行，行难顾言的现象，张竞生又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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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23年“爱情定则”的讨论还相当“五四式”，张竞生的本意并不在为谭、陈婚恋辩护，实在是为改变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来不愿面对桑间濮上之事，又不知爱情为何物的状况，对保守的中国人来说，把过去遮遮掩掩，私底下、被窝里的问题拿出来正式、公开地谈论，讨论的本身即是对传统观念的一场革命。不过这场议论重点放在“男女之爱”，“不跳出题外别生枝节”（注：张竞生：《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续篇），《晨报副刊》，1923年6月22日。），也就是说议论所涉只在新旧文化与社会改革上，不谈国家、民族的大爱，也无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爱情观的纠葛。然而，就在同一时期，新一波的思想浪潮悄然起了作用，当新文化运动被新的政治运动取代，“恋爱”问题再次被提出讨论时，几乎完全是另一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意趣迥然有别的另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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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三、革命与恋爱：情爱在集体与个人之间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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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2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登出了题为《恋爱与革命》这样的一首短诗（注：孟晖：《恋爱与革命：给友人的一篇短诗》，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6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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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么？世界还不曾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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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春花是那样的殷红，看秋月是那么的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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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已开始了阶级的斗争，兄弟们已开始了血泪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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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者啊，暂劳相忘吧，我所需要的已经不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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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剑在铁鞘里长鸣，热血在心坎上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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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者啊，请转过你樱红的嘴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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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要吻的是敌人颈上的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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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么？世界还不曾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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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春花是那样的殷红，看秋月是那么的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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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首诗中，依稀可以闻到1920年代中期以前，尤其是“五四”前后所没有的风味：阶级斗争、血泪牺牲、宝剑长鸣、热血沸腾，这显示时代变了。于是，恋爱、婚姻的个人私生活似乎又走回头路，变成了“公事”——但，不是家族之事，而是攸关“党国”“革命”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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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团”“我”合一下的爱情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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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0年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区的城市青年有过“工读互助团”的组设。这种受到无政府主义“新村”理念及朦胧的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小团体为基础形成大联合理想社会的构想和实验，有几个特色：（一）这是在五四变革风气下，知识分子为社会筑梦的产物，王光祈把工读互助团看做“新社会的胎儿”，为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社会的基础。（注：王光祈：《工读互助团》，收入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369—370页。）此中隐含着对中国传统非人性家庭制度与黑暗社会环境的抵抗。因此入团的男女青年不少人是为着脱离家庭、摆脱不幸婚姻而来的。（二）团员一心要充当社会改革者，必须具备的是坚强的毅力和牺牲的精神，更要与团体合为一体，“我即是团、团即是我”，“有团无我”是最高境界。（注：见傅彬然：《五四前后》，收入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49页。）为了与旧社会区隔，团员具有实行共产、抛弃私产是必须步骤的共识。这里显示了强烈“集体主义”的理念。（注：工读互助团与中国近代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刘季伦有十分精辟的分析，见刘季伦《中国全能主义的思想根源》，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第四章。）（三）工读互助团是要试验“新生活”的团体，它的起点是消除人际间人为的约束，因此要求无男女性别、贵贱贫富之分，没有个体性，只有普遍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背后，却假设有一套勤朴、自制、诚实、劳动、无私等美德存在，故“团”“我”难分。在这样的设想下，团员无私利，个人无隐私，私生活完全可以诉诸公评，人人都可以“拿真面目赤裸裸的来示人”。（注：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续），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9月24日。）因此工读互助团有男女团员，他们标示的“集体主义”工作伦理是：不为个人，乃为集体利益“无私”“忘我”！（注：刘季伦：《中国全能主义的思想根源》，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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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在各地很快地失败下来，尽管他们总结失败的原因不放在内部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取向出了什么问题，而归咎于外界“资本主义”“现实”问题上，从而更强化了走向“世界革命”的决心。（注：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与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第435—439页。）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出在“人”上，人性的问题上，也就是施存统所承认的“人格没有互相了解”“人的感情”上。（注：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与教训》，第435—439页。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实行失败以后，1920年4月《新青年》第7卷第5期，以工读互助团问题出版专号，收录了胡适、戴季陶、李大钊、王光祈、陈独秀的文章。）活生生的例子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里易群先、何孟雄与施存统的三角恋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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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下半年国会议员易宗夔的女儿易群先仿效“娜拉”离家出走，到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实行“脱离家庭”以营“男女共同生活”。（注：同上文。）当时男女同校已遭非议，男女共同生活如此革命性的事情，更是骇人听闻。严重的是互助团陈义至高，青年男女共处难免发生感情，一旦发生恋爱，如何处理？果然，施存统第一眼就看上了易群先，还来不及行动，何孟雄已趁隙而入，与易“自由恋爱”了。这种事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不难解决，但当时却引发互助团“纪律”与“自由”之战。傅彬然、俞秀松认为何引诱易，违犯“纪律”，自然不是可以私了的私事。施存统、铁民则认此系个人自由，不容他人干涉，力加维护。两派内斗又揪出人际间的矛盾与恩怨，胡适似乎也介入，力为排解。（注：清水贤一郎利用北京中国社科院近史所藏胡适档案中的胡适1919年11月至次年8月“日程与日记”，发现胡曾介入排解工读互助团的三角恋爱风波，日记并显示胡数度与易群先的父亲易蔚儒（宗夔）讨论其事。见氏著《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37—138页。）互助团为此开过几次联席会议，以公事处理私事，施存统更闹过自杀的怪剧，一时成了互助团的丑闻。最后的结局是易群先离京失踪，“工读互助团的精神弄得一点没有了！”（注：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与教训》；《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互助团终致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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