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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10 从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这篇文章的内容看,张固然有为谭熙鸿、陈淑君辩护的意味,也有企图建立新时代新性道德的野心。他说:“现时青年男女喜讲爱情,究竟,实在知道爱情的人甚少;知道了,能去实行主义的人更少。”所以他要谈爱情理论,并取陈女士的事实作为实例,“或者于爱情知与行二面上均有些少的贡献也未可知”。(注: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晨报副刊》,1923年4月29日。)他首先指出爱情的定则涉及生理、心理、社会不同层面,本是极繁杂的现象。不过,归纳起来有四个原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二、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既是有条件的,所以同时就是可以比较的东西,以组合爱情条件的多少浓薄作为择偶的标准,是人类心理中的必然定则。三、爱情是可变迁的。有比较,自然有选择。有选择,自然希望善益求善,所以爱情是变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由订婚或至解约,成夫妻以至离异,用爱情可变迁的定则去衡量都是切合情理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夫妻关系与朋友的交往有相似的性质,但比密切的朋友关系更亲切,并有社会、家庭、经济、子女等的纠葛伴随其间,所以夫妻的爱情比朋友间的友谊更加浓厚。若无浓厚的爱情,夫妻关系就不免于离散了。由此张竞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凡要讲真正爱情的人,不可不对于所欢的——或在初交,或已订约,或经成婚——时时刻刻改善提高彼此相爱的条件。一可得爱情上时时进化的快感,一可杜绝敌手的竞争。同时,夫妻生活上,道德上,也极有巨大的影响。”(注: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晨报副刊》,19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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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12 回顾中国社会,张竞生沉痛地指出,男女仅是性欲交换品,夫妻不过是家庭不动产,妇女守着“嫁狗随狗”的训诫,男士存“得过且过”观念,结果男威日恣,养成家主虐风;女子为妻,一夜床百年恩,忍气吞声,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处在这样不人道家庭,完全违背爱情定则的人群里,看到陈淑君弃沈就谭,就不免大惊小怪。所以张氏认为陈沈定交本是新式,“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在张氏笔下,陈淑君是一个新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子,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实行主义的妇人。她的爱情所以变迁,全受条件的支配。当她见到谭宅亡姊的幼孩弱息时,不忍忘情于抚养,且谭的性情温和也是使她似火消化的雪狮子,这是一个理由;其他如谭的学问、才能、地位也不是沈生能及,这些条件均是左右陈女弃沈就谭、改旧迁新的原因。陈虽与谭结合,但始终视沈为朋友,贻书劝勉,有情有义,符合爱情定则,“明白此理,我人对于陈女士不独要大大原谅她,并且要赞许她”。(注: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晨报副刊》,19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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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14 张竞生的“爱情定则”发表后,引来学术界知名人物如梁启超、鲁迅和许多青年学生的关切与讨论。(注:参与讨论的青年学生37人中,有资料可查的来自砺群学院、北大、朝阳大学、法大、南开、中国大学等校的有18人。)他们对张氏“定则”的反应,十分不同。尽管“后五四”的青年曾受新思潮的洗礼,赞成自由恋爱的想法,但多数的人并不能完全认同张竞生的新式爱情观。《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抱怨说:“真使我们失望,里面有大半是代表旧礼教说话。可见现在青年并不用功读书,也不用心思想,所凭借的只是从街头巷尾听来的一般人的传统见解。”(注:《爱情原则的讨论》记者注,《晨报副刊》,1923年5月18日。)不过,青年人也有话说,彭拔勋就认为张的爱情定则比孙悟空还要变化得多:“在无婚姻制度实行乱交的无政府主义时代,或者会行得通,若要在今日的中国评论今日某人婚姻的当否,的确用不着。”他接着指出:“这时候正是新旧式婚姻过度期中,异常的事情,当然不免,也不足为奇,我们最好就事论事,犯不着另造逻辑另为解释啊!”(注:彭拔勋:《爱情定则的讨论》(十一),《晨报副刊》,19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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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16 他们的讨论,双方都提出一些看法,概念不一致,也难免片面之见。不过讨论能引起广泛注意,实具一定意义:首先,对谭、陈联姻的讨论,多数人的意见显得传统又守旧。对于被社会舆论评论为“陈(淑君)无情、谭(熙鸿)无德、沈(厚培)可怜”的三角恋爱故事,多数人不表同情。甚至视谭、陈不道德,张(竞生)误人子弟。(注:以上言论分别参见梁国常、陈兆畴、丁勒生、张畏民、周庚全等人的讨论文字。)鲁迅虽然也觉得这些人的言论“古怪的居多”,但也不反对多听听,可惊醒改革家们“黄金色的好梦”。(注:迅(鲁迅):《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四),《晨报副刊》,192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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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18 其次,这次的讨论主题涉及两性,但三十八位投稿人中,仅知有两位女性(笔名维心的许广平和另一位显然是女士的曹淑芳)投稿。五四之后妇女渐趋活跃,但参与公共事务的力量仍极为薄弱。此次讨论对陈淑君不利的言论多于正面的肯定,似与男性主宰下的论域走向不无关联。虽然说这次的讨论最后遭来不少批评,例如言之无物、全不凭学理说近情理的话,凭借街头巷尾听来的一般人的传统见解,了无新义,最后弄到大家“对于此种公开讨论感到疲倦和烦恼”、“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的地步。(注:钟孟公、徐绳祖:《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二)、(八),《晨报副刊》,1923年6月12、16日。)不过,这次的讨论仍带有相当程度的新文化运动“评估旧传统,引进新思潮”的色彩。除了再度抨击过去贞节观,例如“男子死妻不再娶、女子丧夫不再嫁”的不是之外,把师生配、老少配、贫富配,续婚初婚、爱情与性交、新旧道德观等观念,不论新或古,一股脑儿搬上台面,不管是把它当“反面教材”也好,正面教材也罢,一如鲁迅所说“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注:迅(鲁迅):《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四),《晨报副刊》,1923年6月16日。)这正是五四特色。知识分子推开“约修自身,不管闲事”的主义,愿对公共议题“多嘴”;报纸愿开放篇幅,不惜血本针对主题,利用编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以一解爱情、恋爱问题的“千古悬案”(注:徐绳祖抱怨,讨论文字枯燥到不忍卒读,以致“我五月的晨报报费,至少是白花了百分之一”。杨剑魂的来信说:“爱情这个问题,目下已成最当讨论的问题,这次既有谭熙鸿的实例,张竞生的定则,我们趁此机会把它来讨论明白,免得成为千古悬案。”《晨报副刊》,1923年6月16日。),从阅读史的角度看,这又是五四的另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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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20 张竞生在爱情研究领域里,虽是一位知名的理论家,但在现实生活上,却不是成功的实践者。这一点在讨论过程中,就有人为他大胆的主张捏了把冷汗。(注:在讨论过程中,黄慎独就向张竞生提出警告:“我对于张竞生君,不禁要擦一把汗,因为他不是条件最完备的人。张竞生君既是定爱情原则的,那末他的妻,当然懂得爱情原则,而且能实行其主义(受张君同化的缘故),所以劝张竞生君速速设法去完备他的条件。”而鲁迅也提到有人说张某“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很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见《爱情定则的讨论》(二十)及《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四),《晨报副刊》,1923年6月6日、16日。)张竞生的夫人早逝,1923年秋张和褚松雪(问鹃)结婚。褚曾因逃避不争气的小官僚丈夫,到山西阳高县教小学,又因让人搬走菩萨、将庙堂充教室,引起地方人士抗议鸣鼓围攻。张闻讯鼓励,互称为“打倒偶像的同志”。张视褚如中国“娜拉”,进一步介绍褚进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读书,并十天半月求婚一次,终得褚之许婚。1926年因北京政局不安,北大欠薪,张乃单独转往上海学艺大学任教务长,与褚每周通信七八回,称褚为“我父子托命之人”。全家在同年秋季团聚于上海,未料次年春,褚与旧情人屈某重归于好,张、褚之恋触礁,进而离异。张在盛怒之下,不顾自己提出的“爱情可以变迁”的原则,在自己主办的《新文化》杂志上刊登广告,说褚“受一二CP所包围与其CP化的情人所引诱,遂也不知不觉从而CP化耳”。并大骂褚为“可怜的无耻妇人”、“从发到骨、从头到足皆是假的”,是“女乱党”。(注:原载《新文化》第2期,转见陈漱瑜《性博士传奇:平心论张竞生》,第269—270页;张竞生自己的说法见《浮生漫谈》,《张竞生文集》卷下,第10—12页;褚问鹃的朋友叶正亚在《语丝》124期发表《“新文化”上的广告》一文,批驳张的指摘,认张到沪后反与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的政客周旋,引起褚的不满,张对她又打又骂又叫巡警抓她,导致感情破裂。1927年4月褚问鹃在汉口《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说,张竞生在同居以前是有为青年,同居之后性情暴戾、遇事专制,从自由平等转变为奴主关系,同志书信也遭受检查。1970年褚氏出版了《往事漫谈》,写到“别鹄离鸾”一节时,改采小说笔法,以“黄适”影射张,黄适的结局是被汽车辗毙。参见陈漱瑜《性博士传奇:平心论张竞生》。)张因此对他“爱情定则”的理论进行修补,说爱情的条件有些是进化的,如才、貌、德、健康之类;也有些是退化的,如以财、地位、势力为依据者,屈某与褚之例即是“退化的”变迁。(注:张竞生:《浮生漫谈》,《张竞生文集》卷下,第10页。)对张褚之间的是非恩怨,旁人难予置喙,不过主张爱情可以变迁的张竞生却反对妻子爱情变迁,提倡情人制的张竞生却指责妻子另有情人(注:1925年,张竞生发表了《美的社会组织法》,企图改造中国落后的社会,他以男女情爱为结合根本条件的情人制,代替婚姻制。他认定“爱”的真义不是占有,也不是给与,而是欣赏的。男女未定情之前,各自努力以博取对方欢心,表现在装饰、表情、性格、才能上,产生出“爱的创造”、“美的进化”;定情之后,在情人制下,“社会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般冲动,蚁国一般钻研,人尽夫也,而实无夫之名;人尽妻也,但又无妻之实,名义上,一切界定相反,事实上,彼此虽是情人,也可以过一夫一妻的生活。男女的情爱,一旦不能继续就破坏,破坏或离婚显然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破坏是一种解脱,是创造新生命不可少的历程。”见《张竞生文集》卷上,第151—154页。),显示爱情的学问既诡异又复杂;同时知识分子言不顾行,行难顾言的现象,张竞生又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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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22 总之,1923年“爱情定则”的讨论还相当“五四式”,张竞生的本意并不在为谭、陈婚恋辩护,实在是为改变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来不愿面对桑间濮上之事,又不知爱情为何物的状况,对保守的中国人来说,把过去遮遮掩掩,私底下、被窝里的问题拿出来正式、公开地谈论,讨论的本身即是对传统观念的一场革命。不过这场议论重点放在“男女之爱”,“不跳出题外别生枝节”(注:张竞生:《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续篇),《晨报副刊》,1923年6月22日。),也就是说议论所涉只在新旧文化与社会改革上,不谈国家、民族的大爱,也无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爱情观的纠葛。然而,就在同一时期,新一波的思想浪潮悄然起了作用,当新文化运动被新的政治运动取代,“恋爱”问题再次被提出讨论时,几乎完全是另一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意趣迥然有别的另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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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27 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409]
1703166028 中国妇女史读本 三、革命与恋爱:情爱在集体与个人之间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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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30 1926年12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登出了题为《恋爱与革命》这样的一首短诗(注:孟晖:《恋爱与革命:给友人的一篇短诗》,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6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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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32 恋爱么?世界还不曾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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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34 看春花是那样的殷红,看秋月是那么的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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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36 世界上已开始了阶级的斗争,兄弟们已开始了血泪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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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38 爱者啊,暂劳相忘吧,我所需要的已经不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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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40 宝剑在铁鞘里长鸣,热血在心坎上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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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42 爱者啊,请转过你樱红的嘴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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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44 我所要吻的是敌人颈上的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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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46 恋爱么?世界还不曾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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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48 看春花是那样的殷红,看秋月是那么的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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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50 从这首诗中,依稀可以闻到1920年代中期以前,尤其是“五四”前后所没有的风味:阶级斗争、血泪牺牲、宝剑长鸣、热血沸腾,这显示时代变了。于是,恋爱、婚姻的个人私生活似乎又走回头路,变成了“公事”——但,不是家族之事,而是攸关“党国”“革命”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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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52 1.“团”“我”合一下的爱情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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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54 1919、1920年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区的城市青年有过“工读互助团”的组设。这种受到无政府主义“新村”理念及朦胧的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小团体为基础形成大联合理想社会的构想和实验,有几个特色:(一)这是在五四变革风气下,知识分子为社会筑梦的产物,王光祈把工读互助团看做“新社会的胎儿”,为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社会的基础。(注:王光祈:《工读互助团》,收入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369—370页。)此中隐含着对中国传统非人性家庭制度与黑暗社会环境的抵抗。因此入团的男女青年不少人是为着脱离家庭、摆脱不幸婚姻而来的。(二)团员一心要充当社会改革者,必须具备的是坚强的毅力和牺牲的精神,更要与团体合为一体,“我即是团、团即是我”,“有团无我”是最高境界。(注:见傅彬然:《五四前后》,收入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49页。)为了与旧社会区隔,团员具有实行共产、抛弃私产是必须步骤的共识。这里显示了强烈“集体主义”的理念。(注:工读互助团与中国近代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刘季伦有十分精辟的分析,见刘季伦《中国全能主义的思想根源》,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第四章。)(三)工读互助团是要试验“新生活”的团体,它的起点是消除人际间人为的约束,因此要求无男女性别、贵贱贫富之分,没有个体性,只有普遍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背后,却假设有一套勤朴、自制、诚实、劳动、无私等美德存在,故“团”“我”难分。在这样的设想下,团员无私利,个人无隐私,私生活完全可以诉诸公评,人人都可以“拿真面目赤裸裸的来示人”。(注: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续),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9月24日。)因此工读互助团有男女团员,他们标示的“集体主义”工作伦理是:不为个人,乃为集体利益“无私”“忘我”!(注:刘季伦:《中国全能主义的思想根源》,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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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56 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在各地很快地失败下来,尽管他们总结失败的原因不放在内部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取向出了什么问题,而归咎于外界“资本主义”“现实”问题上,从而更强化了走向“世界革命”的决心。(注: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与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第435—439页。)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出在“人”上,人性的问题上,也就是施存统所承认的“人格没有互相了解”“人的感情”上。(注: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与教训》,第435—439页。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实行失败以后,1920年4月《新青年》第7卷第5期,以工读互助团问题出版专号,收录了胡适、戴季陶、李大钊、王光祈、陈独秀的文章。)活生生的例子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里易群先、何孟雄与施存统的三角恋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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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58 1919年下半年国会议员易宗夔的女儿易群先仿效“娜拉”离家出走,到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实行“脱离家庭”以营“男女共同生活”。(注:同上文。)当时男女同校已遭非议,男女共同生活如此革命性的事情,更是骇人听闻。严重的是互助团陈义至高,青年男女共处难免发生感情,一旦发生恋爱,如何处理?果然,施存统第一眼就看上了易群先,还来不及行动,何孟雄已趁隙而入,与易“自由恋爱”了。这种事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不难解决,但当时却引发互助团“纪律”与“自由”之战。傅彬然、俞秀松认为何引诱易,违犯“纪律”,自然不是可以私了的私事。施存统、铁民则认此系个人自由,不容他人干涉,力加维护。两派内斗又揪出人际间的矛盾与恩怨,胡适似乎也介入,力为排解。(注:清水贤一郎利用北京中国社科院近史所藏胡适档案中的胡适1919年11月至次年8月“日程与日记”,发现胡曾介入排解工读互助团的三角恋爱风波,日记并显示胡数度与易群先的父亲易蔚儒(宗夔)讨论其事。见氏著《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37—138页。)互助团为此开过几次联席会议,以公事处理私事,施存统更闹过自杀的怪剧,一时成了互助团的丑闻。最后的结局是易群先离京失踪,“工读互助团的精神弄得一点没有了!”(注: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与教训》;《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互助团终致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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