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65960
周巍：《技艺与性别：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703165961
1703165962
胡晓真：《文苑·多罗·华鬘——王蕴章主编时期（1915—1920）〈妇女杂志〉中“女性文学”的观念与实践》，《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2期，第169—194页。
1703165963
1703165964
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发行，2003年。
1703165965
1703165966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1703165967
1703165968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
1703165969
1703165970
1703165971
1703165972
1703165974
中国妇女史读本 革命与恋爱——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情爱问题的抉择与讨论
1703165975
1703165976
吕芳上 著
1703165977
1703165978
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动剧烈，恋爱、婚嫁、感情世界，原属私领域的部分，也受到很大的冲击。1920年代的知识分子足跨传统与现代，处处显现矛盾现象。虽说自由恋爱已是当时多数人的共识，但从观念的提倡到行动的落实，从大人物到小民都难逃羁牵，陷入困境，加上公权力的介入，私人问题更成公众复杂议题。
1703165979
1703165980
这一时代两性情爱故事繁多，议论纷纭，本文只想讨论两个问题：一是20年代知识分子把“恋爱”作为个人应有的私权时，如何看待“恋爱”？这个问题可由张竞生提出“爱情定则”中的讨论加以呈现；二是当“恋爱”这样的私人感情生活变成或涉及公事（政治）时，两性间的恋爱本质起什么变化？又该如何安排？结果如何？这个问题就该可以靠“恋爱与革命”的讨论中，加以疏解。
1703165981
1703165982
吕芳上，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SOAS，日本庆应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曾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台湾政治大学、师范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现任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员。著有《革命之再起》、《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等专书，及近代史学术论文八十余篇。
1703165983
1703165984
1703165985
1703165986
1703165988
中国妇女史读本 一、前言
1703165989
1703165990
五四时期社会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婚姻革命”。相对于传统，新式婚姻要求打破一切旧道德、恶习俗，破除非人道的婚姻制度，建立平等、自由，以恋爱为基础的两性结合，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的主体，反对以家族门第相当、八字相合为择偶条件，进而建立男女结合的新道德观。男女社交公开和恋爱自由，便成为婚姻革命的前提。“恋爱神圣”不只成为五四时期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实际上也被许多人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体成就之一。
1703165991
1703165992
传统中国社会是有过纯任自然而又感情奔放的时代，但后来“礼教”严格地约制了“情欲”，“男女失其平权，恋爱失其均势”（注：世衡：《恋爱革命论》，收入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4册，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年，第74页。），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制度缺陷和传统婚姻命定论的社会偏见，只有等待社会改造时代的来临才能革除。
1703165993
1703165994
虽说“自由恋爱”在20年代的中国，已是多数新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从观念的提倡到行动的落实，却也不是想象中的简单和容易。张竞生借着谭（熙鸿）、陈（淑君）婚姻事件挑起“爱情定则”的讨论，说理头头是道，自己却陷入言行不一的婚变风波之中；胡适“无情人终成眷属”，而其“私情”成为当代历史“热点”；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故事，则成为新人类不可思议的“人间四月天”。至于外表古典、内心浪漫的吴宓，在《日记》中所透露的一厢情愿式的真情告白，实表达了五四相当浪漫的一面。其实20年代的中国具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知识分子难逃民族、国家危机下的“公义”和大是大非重担，其结果是“革命”一旦成为正义的化身，私人感情也必须受到渗透和约束。“革命”与“恋爱”本属不相干的课题，不幸，中国人从这时候起，因“革命”挂帅，“政治暴力”入侵了私人的生活领域，“恋爱”因此饱受干扰。
1703165995
1703165996
有关1920年代胡适、徐志摩、吴宓的情爱史事，近年来已被坊间、学界列为民初名人爱情故事，一再探究，此处不再赘述。（注：胡适与韦莲司（Edith C.Williams）的交往，胡适与曹佩声（诚英）的婚外情，胡适与莎菲（陈衡哲）柏拉图式的恋情，在文献足征下，已有多种著述讨论其事。参见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沈寂：《时代碣鉴：胡适的白话文、政论、婚恋》（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沈卫威：《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有关徐志摩与三个女人的故事，1999年在台北公共电视台播出《人间四月天》时，炒到高峰；吴宓（雨僧）与毛彦文扑朔迷离的恋情，则因吴宓的女儿吴学昭整理出版了《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引发学者研究的兴趣；同时毛彦文在台北自费出版《往事》（1989）对吴的交往轻描淡写，更令学者对他们的感情世界有诸多揣测和联想。）同一时代的两性情爱故事，更难细数，本文只想掌握现有的材料，讨论两个问题：一是20年代知识分子把“恋爱”作为个人应有的私权时，如何看待“恋爱”？这个问题可由张竞生提出“爱情定则”中的讨论加以呈现；二是当“恋爱”这样的私人感情生活变成或涉及公事（政治）时，两性间的恋爱本质起什么变化？又该如何安排？结果如何？这个问题应该可以靠“革命与恋爱”的讨论，加以疏解。
1703165997
1703165998
1703165999
1703166000
1703166002
中国妇女史读本 二、谭、陈联姻与“爱情定则”的讨论
1703166003
1703166004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家庭革命诸问题，对传统贞操、节烈观更展开猛烈的抨击。在“德先生”的口号下，许多人都相信“婚姻自由和德谟克拉西是一条线上的，在德谟克拉西下面的婚制一定是完全自由的”。（注：陆秋心：《婚姻自由和德谟克拉西》，《新妇女》，第2卷第5期（1920年6月）。）于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被视为“人之新生”的标志。（注：贺川丰彦著，Y.D译：《恋爱之力》，《妇女杂志》，第8卷第9期（1922年9月）。）随着风气的开化，新型婚姻、恋爱观的扩散，传统父母主婚权逐渐下移，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明显。（注：1922—1923年间的婚姻状况调查，参见甘南引《中国青年婚姻问题调查》，《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2期、第3期合刊（1924年5月），转引自陈蕴茜、叶青《论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的变迁》，《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1998年11月），第201—202页。）其结果，传统的“两姓结婚”变成“两性合婚”，婚前恋爱、婚后以爱情相维系，夫妻关系渐趋平等，几成共识。不过，除了口号之外，在学理上对婚姻与爱情问题进行讨论的还不多见，有则多半是外国学者看法的译介（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最常引介的外国学者讨论妇女问题的文字，有须林那（S.P.Schreiner）的妇女与劳动、纪尔曼（C.P.Gilman）的妇女与经济、爱伦凯（Ellen Key）的恋爱与结婚、高德曼（Emma Goldman）的婚姻与恋爱、培培尔（August Bebel）的社会主义与妇女、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娜拉与个人主义、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山川菊荣的第四阶段妇女论等。），国人率先提出一套想法，应自张竞生始。
1703166005
1703166006
1923年一场爱情的大讨论，是由谭、陈联姻事件引起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1922年3月，北大哲学系教授谭熙鸿（仲逵）丧妻（陈纬君），6月底北京高校及留欧同学会还为陈开追悼会，这门姻亲本可就此断绝，不意秋后谭夫人之妹陈淑君，因南方政局不宁，欲转学北大，先寄住姊夫家，结果两人不到两个月内由恋爱而结婚。时陈淑君在广东的恋人沈厚培（春雨）闻讯，赶到北京，大办交涉，并在北京《晨报》发消息，痛斥谭对陈性侵，身为大学教授而言行卑鄙，“嗟夫，道德沦丧，人欲如流，吾方期置身于教育界者，有以正之，不谓竟自蹈之也。谭此种结婚，其为任何主义许可乎？新旧道德许可乎？”（注：《沈厚培致晨报编辑函》，《晨报》，1923年1月16日。当时报纸的标题是“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不过，陈淑君立刻出面辩驳，说自己与沈君并无婚约，沈以要求不遂，捏造事实，并伪作书信，图破坏他人名誉，严重侵犯个人自由。她明白表示：婚姻之事，纯属自由，与姊夫仲逵“彼此相居，以相敬相爱之程度，并志意相投，故遂自主结婚”。“第三者实无置喙之余地。”（注：《陈淑君函》，《晨报》，1923年1月17日。）此事到此并未落幕，由于谭仲逵与汪精卫是连襟，最初汪、谭交谊不差，但后来谭对陈璧君有所不满，虽得国民党孙中山的信任，也不愿留居南方任职。等到谭与小姨子结婚事发，陈璧君强烈反对，遂闹得风风雨雨，沸沸扬扬，几近一年。舆论多不直谭、陈所为，其间似乎不无陈璧君的播弄。（注：谭熙鸿（仲逵）的哲嗣伯鲁，1999年3月4日致函陈以爱教授，特别谈到其中内情，指出谭熙鸿因陈璧君的影响，虽获孙中山钦点，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却无法获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过世后，国民党由汪精卫当家，谭遂与南方政府脱离关系，专心致力于经建、农业科教及蚕丝事业上求发展。感谢陈教授提供谭伯鲁信函的影本。）而张竞生主导下的“A先生与B女士”爱情大辩论，更成为当年知识界的重要话题。
1703166007
1703166008
张竞生本名江流，广东饶平人。1912年留法前更名竞生，1920年返国，担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在二三十年代，张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他在北京做过三件轰动学界的大事：一是率先提倡性教育，其理论真理与谬误参半，精华与糟粕并存，后来又主编一本使“正人君子”摇头叹息，而又暗中读得津津有味的《性史》（注：李洪宽：《中国性教育的先驱：张竞生》，收入周彦文编《张竞生文集》，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449页。），赢得了“性博士”、“大淫虫”的浑号。（注：陈漱渝：《性博士传奇：平心论张竞生》，《五四文坛鳞爪》，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53页。）第二，他是国人中最早提出节育主张者，他反对“猪狗式的繁殖”和“只重生育，不重教养”的陋习，劝女子少育，以改变“多子多孙”的旧观念。第三件事是1923年4月29日，由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的爱情问题大论战。张因此有两极的封号：“中国唯一的爱的创造者”、“名教的罪人”。（注：张竞生：《序文》，《爱情定则讨论集》，上海：美的书店，1928年，第1页。）这一场“爱情定则”的讨论，始于1923年4月29日，持续到同一年的6月25日结束。由张竞生借谭熙鸿、陈淑君婚姻事件引发，经过两个月的讨论，再由张本人做三万字总和的答复才收场。当时《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收到五十多封来函，刊出了包括鲁迅、许广平（笔名维心）在内35篇文字。到了1928年张再选出23篇加上11封来信，编成《爱情定则讨论集》，列入爱术丛书之一，由他所开设的“美的书店”发行。
1703166009
[
上一页 ]
[ :1.7031659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