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66040 宝剑在铁鞘里长鸣，热血在心坎上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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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42 爱者啊，请转过你樱红的嘴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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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44 我所要吻的是敌人颈上的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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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46 恋爱么？世界还不曾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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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48 看春花是那样的殷红，看秋月是那么的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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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50 从这首诗中，依稀可以闻到1920年代中期以前，尤其是“五四”前后所没有的风味：阶级斗争、血泪牺牲、宝剑长鸣、热血沸腾，这显示时代变了。于是，恋爱、婚姻的个人私生活似乎又走回头路，变成了“公事”——但，不是家族之事，而是攸关“党国”“革命”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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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52 1.“团”“我”合一下的爱情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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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54 1919、1920年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区的城市青年有过“工读互助团”的组设。这种受到无政府主义“新村”理念及朦胧的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小团体为基础形成大联合理想社会的构想和实验，有几个特色：（一）这是在五四变革风气下，知识分子为社会筑梦的产物，王光祈把工读互助团看做“新社会的胎儿”，为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社会的基础。（注：王光祈：《工读互助团》，收入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369—370页。）此中隐含着对中国传统非人性家庭制度与黑暗社会环境的抵抗。因此入团的男女青年不少人是为着脱离家庭、摆脱不幸婚姻而来的。（二）团员一心要充当社会改革者，必须具备的是坚强的毅力和牺牲的精神，更要与团体合为一体，“我即是团、团即是我”，“有团无我”是最高境界。（注：见傅彬然：《五四前后》，收入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49页。）为了与旧社会区隔，团员具有实行共产、抛弃私产是必须步骤的共识。这里显示了强烈“集体主义”的理念。（注：工读互助团与中国近代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刘季伦有十分精辟的分析，见刘季伦《中国全能主义的思想根源》，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第四章。）（三）工读互助团是要试验“新生活”的团体，它的起点是消除人际间人为的约束，因此要求无男女性别、贵贱贫富之分，没有个体性，只有普遍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背后，却假设有一套勤朴、自制、诚实、劳动、无私等美德存在，故“团”“我”难分。在这样的设想下，团员无私利，个人无隐私，私生活完全可以诉诸公评，人人都可以“拿真面目赤裸裸的来示人”。（注：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续），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9月24日。）因此工读互助团有男女团员，他们标示的“集体主义”工作伦理是：不为个人，乃为集体利益“无私”“忘我”！（注：刘季伦：《中国全能主义的思想根源》，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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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56 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在各地很快地失败下来，尽管他们总结失败的原因不放在内部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取向出了什么问题，而归咎于外界“资本主义”“现实”问题上，从而更强化了走向“世界革命”的决心。（注：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与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第435—439页。）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出在“人”上，人性的问题上，也就是施存统所承认的“人格没有互相了解”“人的感情”上。（注：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与教训》，第435—439页。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实行失败以后，1920年4月《新青年》第7卷第5期，以工读互助团问题出版专号，收录了胡适、戴季陶、李大钊、王光祈、陈独秀的文章。）活生生的例子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里易群先、何孟雄与施存统的三角恋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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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58 1919年下半年国会议员易宗夔的女儿易群先仿效“娜拉”离家出走，到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实行“脱离家庭”以营“男女共同生活”。（注：同上文。）当时男女同校已遭非议，男女共同生活如此革命性的事情，更是骇人听闻。严重的是互助团陈义至高，青年男女共处难免发生感情，一旦发生恋爱，如何处理？果然，施存统第一眼就看上了易群先，还来不及行动，何孟雄已趁隙而入，与易“自由恋爱”了。这种事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不难解决，但当时却引发互助团“纪律”与“自由”之战。傅彬然、俞秀松认为何引诱易，违犯“纪律”，自然不是可以私了的私事。施存统、铁民则认此系个人自由，不容他人干涉，力加维护。两派内斗又揪出人际间的矛盾与恩怨，胡适似乎也介入，力为排解。（注：清水贤一郎利用北京中国社科院近史所藏胡适档案中的胡适1919年11月至次年8月“日程与日记”，发现胡曾介入排解工读互助团的三角恋爱风波，日记并显示胡数度与易群先的父亲易蔚儒（宗夔）讨论其事。见氏著《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37—138页。）互助团为此开过几次联席会议，以公事处理私事，施存统更闹过自杀的怪剧，一时成了互助团的丑闻。最后的结局是易群先离京失踪，“工读互助团的精神弄得一点没有了！”（注：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与教训》；《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互助团终致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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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60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易、何、施三角恋爱事件，虽是一场“爱的徒劳”。（注：刘季伦借用莎士比亚戏剧之名，见刘季伦《中国全能主义的思想根源》，第302页。）但值得反省的是：一个想完全泯灭私领域的公团体，破天荒地招徕男女青年共营“新生活”，又以高道德标准约束成员，要人人无私心，或许容易，要个个无私情，就难上加难。对青年人来说，互助团本意是逃出传统家庭牢笼，追求自由恋爱和实践社会改造的场所，如今面临的难题却是：“自由恋爱”的本身与“新社会”的构成产生矛盾，恋爱本属自私自利的一种冲动，结局是要把对方占为己有，这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理想恰恰背道而驰。这就像“娜拉”要远离家的牢笼，又闯入另一个更大的家的牢狱一样。施存统说：“爱情就是苦痛！”其中隐含的困局是“我即是团，团即是我”，如果标举恋情便是违反“集体”（大我）利益，最后的选择似乎只有两途：一是放弃“人性”“自我”的需求，视爱情不过是镜花水月，改取独身主义；一是依从团体的号令，以“公”介入“私”，团体意志（党意）压倒个人意志。后来发展成爱情理想革命化、婚姻行为政治化、家庭关系阶级化。自由恋爱依然是个遥远的乌托邦。1920年以后当“革命”变成替天行道、唯一的救国途径时，革命遂与“私情”（恋爱）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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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62 2.当革命遇到了恋爱：恋爱不忘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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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64 胡适曾指出1923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分水岭，此前大体上侧重个人的解放，此后进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时代，“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注：《胡适日记》第11册，1933年12月22日条。）1921年中共的成立，带来“阶级革命”的概念，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1926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国民革命”一词大为流行。大约1920年代中期，“革命”一词已异化成中国至高无上的神，就是私领域也难脱革命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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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66 五四前后，自由恋爱的热潮高涨，风靡青年至神圣的地步，同一时期，革命空气飞跃，有弥漫大江南北之势。“革命是站在下的方面向上的方面对抗的，是以虚弱者向强黠者进攻，所以必会演成牺牲流血的事实，是一种极艰难极悲惨极恐怖的工作；恋爱是两性的接近，发生爱力，推至于沸点，是人生观、两性间很愉快欢乐美满兴趣的事实。”（注：龚厚斋：《我对于革命与恋爱的一点意见》，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副刊，第15期，1926年5月14日。）一个是理一个是欲，一个是大我一个是小我，一个是利他、民胞物与至公的存在，一个是自私与嫉妒结合，以占有对象为目标的活动。两者之间的矛盾，所涉及的包括个人与国家的权利与权力消长，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即公与私之间的拔河，性欲本能与新旧性道德的形塑，两性关系与革命人生观的冲突与调和等至为复杂的问题。“革命”与“恋爱”的关系，遂成为20年代以后政治论争与文学创作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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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68 1926年北伐前后，当革命遇到了恋爱，革命青年的确有话要说。1925到1927年间，在广州、上海及武汉三个革命热点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了“金钱”与“恋爱”、“革命”与“恋爱”的讨论。1925年夏，曾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当时担任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主编、中共上海地方党部负责人的杨贤江，在某夏令营演讲讨论青年问题时，提到女子对恋爱都注重金钱，上海因此有“三十分钟的夫妻”的讥评。（注：杨贤江在演讲中说：“在现代资本制度之下，不论什么事业、不论什么东西，一切都商品化了。……所以男女间恋爱的发生，当然也免不了金钱结合的色彩。上海有句俗话说三十分钟的夫妻。这就是有钱的时候，互相结为夫妻；无钱的时候，女子便丢了男子，另外去找恋爱者了。所以那些无产阶级的青年男子，多不能找到女性为伴侣，以满足性的欲念，因为现代的女子，大多是以金钱恋爱为标准的。”转引自长青《金钱和恋爱及“娶妻娶德”》，上海《民国日报》，“妇女周报”副刊，1925年8月2日。）因为受杨这讲词中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与无产阶级矛盾的暗示，许多人认为恋爱受经济制度的宰制和支配，恋爱须先从社会革命着手，一旦把旧社会制度完全推翻，另建新社会，“把社会上人人都变成无产阶级，大家都一律平等，到这时候，从前所谓的小姐、少爷一个也找不出，才可以根本解决无产阶级者的恋爱问题”。（注：俞季女：《无产阶级者恋爱问题的讨论——驳沈君瘦梅》，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5年8月12日；持同样论调的还有长青《金钱和恋爱及“娶妻娶德”》；谭伯夔：《现在是辩论恋爱问题的时候吗？》，同上刊，1925年8月6日；邹兆尘：《恋爱中底小问题》，同上刊，1925年8月28日；无逸：《告YJ君及做恋爱梦的青年》，同上刊，1925年9月8日。参与讨论的青年人，多半是大学学生，署名的如上海大学、东华大学、杭州美专等校。）满口阶级观念、破坏现状、另造新社会，正可看出时代与革命青年的思潮走向。有些人认为“商品式的恋爱”，男性也该负引诱的责任。（注：吴血泽认为男子衣着华美，装饰新鲜为目的夸张自己，是造孽之因，男子应恢复“本色”；俞季女则认为女子也应保持“本色”才不会为物欲迷惑。见吴血泽《金钱和恋爱的又一谈》，俞季女文，均同上刊，1925年8月1日、4日。）有人更沉痛地指出危急存亡之秋，何暇辩论恋爱问题，尤其五卅之后！“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不为身谋”，“恋爱问题非不可谈，谈非其时”。（注：帝国主义侵华论、军阀祸国论是当时最堂皇的民族主义论调。见王翔林《金钱和恋爱讨论之讨论》、徐力行《一个厌谈恋爱问题者》，同上刊，1925年8月6日、9月5日。）这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先公后私的论调。当时刊登这些文字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不论是“觉悟”或“妇女周报”，名义上都由国民党挂名出版，但实际编务上颇受左派人物所左右，因此唯物论、阶级论色彩浓厚。（注：当时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由邵力子主编，“妇女周报”挂名“妇女问题研究会”、“国民党上海妇女部”编辑，实由向警予、陈望道、沈雁冰、杨之华等共产党人负责。当时他们的主张是“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把两性问题与社会制度的革命联系起来。参见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新青年》，第6卷第2期。）恋爱到底有没有阶级界限？署名钧石者认为恋爱无界限，不同的阶级也不足为恋爱的障碍，感情出于真诚挚爱，也就无所谓“虚荣心”、“高攀”的问题；署名恨音者则认定只要金钱的恶势力不打破，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男女真正的恋爱就必然没有发生的可能，她的意见是只有同阶级的才有真恋爱。钧石固然同意社会需要改造，但不认为分阶级的“分恋主义”可行，因为这又掉入“门当户对”“齐大非偶”的老套，且恋爱一旦阶级化，将倒退到不平等恋爱的境地。（注：钧石：《恋爱问题的讨论并达恨音女士》、《恨音女士的谬见》；恨音：《谈恋爱之障碍告钧石先生》，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5年9月27、29、30日。）这场讨论虽围绕在金钱与恋爱关系上，但隐约地指出恋爱问题的解决要靠打破现状，“干革命！”（注：恨音女士说不同阶级的男女要谈恋爱乃“玄之又玄的理想”，要真正恋爱到来得“努力，干！干革命！”同上注，恨音，《谈恋爱之障碍告钧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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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70 革命之火起于南方，广州是大本营，北伐前夕，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新时代”，挑起了一段“恋爱与革命问题”的论战，这次对谈的主题就针对“革命”了。（注：依据洪瑞钊的说法，广州这场论争是黄埔军校学生的笔战，后来武汉政权出版的宣传品中，又有一本武汉中央军校的政治讨论集结论集，讨论类似的问题，唯笔者并未发现此书。见洪瑞钊《革命与恋爱》，上海：民智书店，革命丛书第三种，1928年初版，第3页。）从1926年5月12日起到同一年6月16日止的论战，有21个人参加，多半是文武学校或机关青年，他们正需要思考切身的恋爱和革命工作如何搭配的问题。如果把恋爱看成人生阶段的必要条件，而革命事业又是时代的重要任务，鱼与熊掌之间如何兼顾或如何取舍？所涉及的就不只是“私事”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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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72 依照讨论文字显示从事革命工作时谈恋爱，认为可以的7人，不可行8人，有条件的6人。他们的基本共识：一、这是革命的狂飙时代，人人承认应投入革命事业；二、自由恋爱之风已建立，热血青年学时髦，无可质疑（注：1926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登出袁同畴的信，倒是对此有所检讨，他说醉心热恋青年学时髦太过，犯两个大错：一把“恋爱”看得太“神圣”，结果眼角高，难找对手，若不减价拍卖，只有男变和尚，女变尼姑；二将“自由”看得太绝对，结果是男女间的爱情不纯洁、不巩固，易生多角关系，事齐事楚，莫知所定。实乃有感而发。）；三、视性欲是人性之常，如何调节可供讨论。恋爱与革命关系，他们的意见虽莫衷一是，但可归纳成几个类型：一、革命与恋爱对立，最后选择走向革命。多半的人对现社会的腐化深恶痛绝，打破现状要靠革命，革命成了救中国的“光明大道”和神圣事业。“没有国，岂有家；没有家，岂有爱”（注：汤增歇：《革命和恋爱》，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6年6月25日。），相对地，恋爱属于个人小事，甚至是充满庸俗卑琐，“资本家的娱乐品”。（注：梁道祥：《革命青年的恋爱观》，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副刊，第15期，1926年5月14日。）如果把恋爱看成私的事情，那么为党国革命牺牲是公，私遇到了公就必须退让，“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军阀四面包围中，在这个生死关头，还在那里主张什么恋爱，丢弃了自己的武器，转回来和爱人接个吻才来干，我想这时敌人乘机把你的头颅砍下了，那里有头颅来和爱人接吻？恋什么爱！”（注：王渺芳：《反主张革命时期而可能恋爱者》，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副刊，第39期，1926年6月16日。）当自由恋爱退让，自然就显示五四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退潮。持恋爱与革命冲突之说者，多半所见是恋爱的负面。废寝忘食、失魂落魄，写情书、游公园，结欢异性，减低对“大我”的热度，易走入萎靡的享乐主义。他们尤其在乎因恋爱而“置党国于度外”，宁可用道德律约束感情。（注：洪瑞钊：《革命与恋爱》，第35—36页。）二、以革命为恋爱的前提。童炳荣的文章说革命者恋爱应以恋爱为“上层建筑”（注：童炳荣：《再论恋爱与革命》，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副刊，第39期，1926年6月16日。），连用字都“革命化”。“革命”既被赋予神圣性，私人生活便必须委曲求全。唯恐革命者变质，多数人认为男女谈恋爱的对象一定是革命者，署名炮兵的郭俊英和林南山提出“革命同志的爱”，龚厚斋的“神圣高尚真正革命党员的恋爱”，也以对方是否革命，是否是主义信徒作接受与否的考量。（注：L.K：《食饭、恋爱与革命》，《新妇女》，第1卷第2期（1926年1月1日出版）。）也就是说合乎革命利益的恋爱才可以被接受。于是包括恋爱在内的个人私生活必须依从集体事业的需要来安排，后来发展成革命（党）介入两性之间的爱情，增加了“同志爱”，就成了后来中共延安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三、革命与恋爱相辅相成。恋爱如被视为人性的基本需求，那么可能还是革命工作的动力。他们举孙中山为例，说明恋爱无妨革命，甚至有助革命事业的成功。（注：1927年1月19日，刊登在汉口《民国日报》署名家驹的文章《恋爱与革命》中说：“我们总理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可是他未因革命而不恋爱，也没有因恋爱而不革命，他的革命是穷且益坚，恋爱是老当益壮，惟其是能够老当益壮，才能穷且益坚。”）他们最低限度的设想是恋爱未成熟前为博恋人欢欣而努力上进；成功之后生活有归宿，恋人的兴奋与助力，有提高革命工作效率的可能。反之，如果持禁欲主义以牵制情感，大有溃决不可收拾之虞。如果说革命长期持续，便会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之叹。（注：何其芳：《夜歌（五）》，《何其芳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34页。）对于当时的革命者来说，还有一种“长远”，为“民族的将来”很有意思的打算：从优生学着眼，爱国、爱世界、爱人类的优秀革命家的恋爱与结合，有培育制造“小革命党”的使命！（注：洪瑞钊：《革命与恋爱》，第39页；轰雷：《烟云密布中的恋爱与革命问题》，《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副刊，第24期，1926年5月25日；李迪功于《恋爱与革命》一文中说：“站在国民革命观点上的革命青年，实在有讲恋爱的优生学去制造小革命党的必要，因为要达到中国将来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是那些勇敢的小革命党的重大使命！”汉口《民国日报》，“国民之友”副刊，第57期，1927年1月17日出版。）这可能犯下一个错误：把两性结合的私事，当“公事”来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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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74 1926年7月北伐之后不久，革命风潮席卷了武汉，1927年1月汉口《民国日报》也开始讨论革命与恋爱问题，他们讨论的内容未曾超出广州《民国日报》上的议题范围。不过却说明了一件事：恋爱与革命如影随形，永远是既浪漫又严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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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76 3.当恋爱碰上了革命：革命不忘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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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78 1920年代对国民党人来说是“革命再起”的时代，对共产党而言是“大革命”的时代。清末民初的维新党和革命党的“留东外史”不难寻求个人私生活的蛛丝马迹。老一辈的国民党人视恋爱为青年问题而非革命问题，因此会稳健地说“恋爱是需要的，但它是人生的一部，不是全体，尤其革命过程中，青年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要确立于理性的衡量与裁制之上”。（注：洪瑞钊：《革命与恋爱》，第40页。）1927年6月胡汉民曾对恋爱问题表示过意见，他的看法是：性欲是本能之一，但因旧风俗与新思潮背谬的情况下，既作旧风俗习惯的公敌，又遇着自由恋爱的毛病，青年人确是有“何处是我的归宿”的悲哀。他不赞成禁欲主义，也不赞同纵欲主义；不喜欢又幼稚又思想落后的“性狂家”张竞生，更讨厌无产阶级专政尚未成功，痨病已到第三期的蔡和森、瞿秋白者流。他主张青年应建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走理、欲平衡的三民主义正路。（注：胡汉民：《青年的烦闷与出路》，1927年6月为《中央半月刊》作，收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8年，第1191—1219页。）这一时期的国民党人中，蒋介石的婚姻颇引人注意。1927年12月蒋与宋美龄女士在上海结婚，天津《大公报》说他“离妻再娶，弃妻新婚”，该报对蒋在此时发表“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文字不无批评。该报反对恋爱万能说，更不认为一己之恋爱与革命有所关连：“宁政府军队尚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亦当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而十数省战区人民，自兵匪战乱，并黄面婆而不能保者，蒋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义之人生？”（注：《蒋介石之人生观》，天津《大公报》，1927年12月1日社评。）对蒋、宋联姻，章乃器则肯定“在革命史上的价值，要胜过他的战事功绩百十倍”，原因是蒋打破了“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偶像，连带自然会打破女子“从一而终”的古训，“至少可以使中国民族的进化提早十年”。（注：章乃器：《蒋介石婚姻革命》，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8年10月1日。章氏时为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主编《新评论》半月刊，对时政颇有批评。“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运动，1936年救国会事件的“七君子”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还直率地批评蒋应改其“刚愎自用”性格，求一个富调和性、富同情的完人。对婚礼不满意的地方，第一是那教会式的婚仪，“使一个革命人物，也‘上帝’‘上帝’起来，未免有点滑稽，难道这个上帝的偶像，还不应该打破吗？第二，是那篇骈四骊六的婚书序文，太腐气了”。这些意见其实带有强烈的时代和革命气息。）蒋当时已贵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社会政治公众人物的举止行为，包括私人生活，易受品评，且具风行草偃之效，也是可以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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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80 这一时期才开始打天下，仍具少不更事的学生气息的是社会主义阵营早期人物。他们是受五四洗礼、年轻、初具马列思想、充满乌托邦理想的一代。他们当时在政治运动中与个人感情、婚姻恋爱上的浪漫与躁动，并不令人惊讶，但他们之间感情史在理论与行动间的落差、因性爱引起的个人恩怨，竟成党内斗争之基因的事实，则不能不叫人正视恋爱与革命之间复杂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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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82 从现实面言，1920年代中共初组正谋发展之际，既要与无政府主义自由思想区隔，又要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人”划清界线，为顾及团体形象，便会要求青年党员有所撙节。1926年3月间，中共上海区委的一则通告，说明了党对男女恋爱问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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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84 在我们的根本观点上，男女同学间恋爱关系之离合，本可听其双方之自愿，不会因此发生道德问题的。不过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可抱浪漫的或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为所欲为，而毫无顾忌！近来党中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男女同学往往为着恋爱的关系不顾一切，竟惹起同志间的恶感及纠纷，以及丧失外面群众的信任……等，这样与党的工作之进行与发展都是有很大妨碍的。因此傅翥对以后男女同学间的恋爱关系，特决定下列的限制，望各位同学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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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86 一、负重要指导责任的同学对恋爱关系应特别慎重，切不可因此而引起种种纠纷，致直接间接妨害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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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6088 二、凡在党外群众中（如工会及个种社团中）作工的同学，决不可因恋爱的关系而丧失群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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