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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已有的恋爱关系，未经双方宣布断绝后，第三者不得加入有新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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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男女同志相互关，不得有单方面强迫的行为。（注：傅翥、亦农具名的《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43号）：关于恋爱问题的决定》（1926年3月7日），载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印《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上海区委文件，1925—1926年）》（一），第141—142页（内部发行，1985年）。感谢北京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王奇生教授提供此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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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4月，中共上海区委复发有关处理同学间恋爱问题的规定，再次强调恋爱不得妨碍团体一党的发展，可见刚公开化的私人活动空间已受到群体纪律的考量与约束。（注：江富生具名的《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51号）：关于处理同学恋爱问题的规定》（1926年4月27日），同上书，第165—166页。通告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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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学间恋爱关系，富生前已有决议通告各级同学。唯近来上海各部，仍有许多同学对于此问题不甚加以注意，致妨害团体的工作，长此以往，对于团体之发展的前途有莫大之危险。我们一个同学，固然不是绝情禁欲者，也不是可以受旧伦理束缚者。然而我们时时要认清自己是团体中之一分子，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之一个自由人。自由意志、个人主义的自由恋爱，对于客观的环境及同学间的纠纷都毫不顾及……等观念，完全是安那其主义的思想，而不是我们所应有的。现决定严格执行前法关于恋爱问题之通告，除将现已为恋爱问题而引起纠纷、妨害工作诸同学分别处罚外，特再严重申述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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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同学以后如再有因恋爱的关系而丧失群众的信任，妨害党的发展者，及轻率离合，致引起同学间的纠纷者，立即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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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学间成立恋爱的关系时，必须公开地经过某种形式，这是为应付外面环境及避免男女同学间浪漫行为给一般同学之不好的印象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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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他们反对把个人享乐的恋爱问题看成神圣不可侵犯，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也就是说在人人受经济文化所宰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打破之前，并不承认有真正的自由恋爱。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认清社会进化过程，确定革命的人生观之后，恋爱问题才能解决。（注：熊熊：《介绍共产主义者的恋爱观》，《中国青年》，第66期，1925年2月14日上海出版，第244页。）早期中共的成员恽代英对此有进一步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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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恋爱，他们愿意牺牲一切以谋改造经济制度，使人人得着美满的恋爱。但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要改造经济制度有时要牺牲一切（包括恋爱在内），若在工作上所必要牺牲的不能牺牲掉，甚至于因为贪恋任何事物，反牺牲了他的正当工作，这只是愚昧的鄙夫，绝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注：恽代英：《马克思主义者与恋爱问题》，原载《中国青年》，第82期，1925年7月18日出版；收入《恽代英文集》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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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恋爱和结婚，恽代英也表示过意见，认为要看双方是否有共同的基础：“政治和感情的共同基础，而不在形式。”（注：恽代英的话，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香港：三联书店，1981—1989年，第280页。）所谓政治、感情的共同基础就离不开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同志，为“革命”效命的人，这些都显示革命利益高于爱情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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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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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动剧烈，国家、家庭、个人均受影响，个人婚姻、感情世界也有相当波动。1920年代的中国极具特色，新文化运动接近尾声，新政治运动代之而起。从横切面看，十年间人文有兴衰，世事有起落，1924、1925年间，新兴政党发生作用，“革命”的语义与威力也大不相同，政治动员的力量已不仅止于公共事务。从纵面观察，20年代的政治模式及其所“挟制”下的社会文化，直到80年代末才告松动。因此探索20年代的公、私领域，正可为其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探索其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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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知识分子足跨两代，传统与现代之间，他们处处表现矛盾与冲突。有些人可以一步跨过历史之流，挥刀斩棘，走向新社会；有些人则迟疑难决，或走回传统，或向两边妥协。以婚姻制度为例，媒妁之言与自由恋爱之间的选择，涉及人际间的紧张关系、个人内心挣扎，乃至自己思想与行动间的落差，在在说明作为“过渡人”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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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情爱之说一向含蓄，五四打开自由恋爱的闸门，青年也为之风靡，不过理论层面的讨论实在不多。张竞生拜留学之赐，目见耳闻、取经法兰西之后，把爱情理论借机公开，“五四式”的讨论仍见其对爱情新观念的引领，新性道德的建立，具有正面意义。虽然他个人陷入言行不能合一的困境，无力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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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公”与“私”之间，也表现了紧张关系。整个时代的走向是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私领域必须随时作被“公权力”吞噬的准备。以恋爱与革命为例，当“革命”意味着真理、进步，成为时代最具份量的褒义词时，“恋爱”变得无足轻重。于是个人私生活就必须顺应集体事业的需要和安排。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其中正可看到知识分子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内心的挣扎。几年之间，当革命事业成为“恋爱”的前提，“娜拉”变成中国“革命之天使”时（注：“娜拉出走”本是个人主义的用词，但娜拉化身为“革命之天使”，走入了集体主义中，实为历史的吊诡。“革命之天使”一词见清水贤一郎《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第140页。），只有“革命同志爱”才能称为“真正的恋爱”。发展到最后，“革命感情”取代了“爱情”，结婚是由“组织”安排，男女的结合似乎只是一组组“政治的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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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就把爱情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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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间的情谊加上异性间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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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再加上同志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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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奇怪我们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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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在太不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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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同志我想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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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于革命，也忠实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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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生活在一起，而又互相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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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恋爱、结婚。（注：何其芳：《夜歌（五）》，《何其芳文集》，卷1，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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