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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讨论文字显示从事革命工作时谈恋爱，认为可以的7人，不可行8人，有条件的6人。他们的基本共识：一、这是革命的狂飙时代，人人承认应投入革命事业；二、自由恋爱之风已建立，热血青年学时髦，无可质疑（注：1926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登出袁同畴的信，倒是对此有所检讨，他说醉心热恋青年学时髦太过，犯两个大错：一把“恋爱”看得太“神圣”，结果眼角高，难找对手，若不减价拍卖，只有男变和尚，女变尼姑；二将“自由”看得太绝对，结果是男女间的爱情不纯洁、不巩固，易生多角关系，事齐事楚，莫知所定。实乃有感而发。）；三、视性欲是人性之常，如何调节可供讨论。恋爱与革命关系，他们的意见虽莫衷一是，但可归纳成几个类型：一、革命与恋爱对立，最后选择走向革命。多半的人对现社会的腐化深恶痛绝，打破现状要靠革命，革命成了救中国的“光明大道”和神圣事业。“没有国，岂有家；没有家，岂有爱”（注：汤增歇：《革命和恋爱》，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6年6月25日。），相对地，恋爱属于个人小事，甚至是充满庸俗卑琐，“资本家的娱乐品”。（注：梁道祥：《革命青年的恋爱观》，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副刊，第15期，1926年5月14日。）如果把恋爱看成私的事情，那么为党国革命牺牲是公，私遇到了公就必须退让，“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军阀四面包围中，在这个生死关头，还在那里主张什么恋爱，丢弃了自己的武器，转回来和爱人接个吻才来干，我想这时敌人乘机把你的头颅砍下了，那里有头颅来和爱人接吻？恋什么爱！”（注：王渺芳：《反主张革命时期而可能恋爱者》，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副刊，第39期，1926年6月16日。）当自由恋爱退让，自然就显示五四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退潮。持恋爱与革命冲突之说者，多半所见是恋爱的负面。废寝忘食、失魂落魄，写情书、游公园，结欢异性，减低对“大我”的热度，易走入萎靡的享乐主义。他们尤其在乎因恋爱而“置党国于度外”，宁可用道德律约束感情。（注：洪瑞钊：《革命与恋爱》，第35—36页。）二、以革命为恋爱的前提。童炳荣的文章说革命者恋爱应以恋爱为“上层建筑”（注：童炳荣：《再论恋爱与革命》，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副刊，第39期，1926年6月16日。），连用字都“革命化”。“革命”既被赋予神圣性，私人生活便必须委曲求全。唯恐革命者变质，多数人认为男女谈恋爱的对象一定是革命者，署名炮兵的郭俊英和林南山提出“革命同志的爱”，龚厚斋的“神圣高尚真正革命党员的恋爱”，也以对方是否革命，是否是主义信徒作接受与否的考量。（注：L.K：《食饭、恋爱与革命》，《新妇女》，第1卷第2期（1926年1月1日出版）。）也就是说合乎革命利益的恋爱才可以被接受。于是包括恋爱在内的个人私生活必须依从集体事业的需要来安排，后来发展成革命（党）介入两性之间的爱情，增加了“同志爱”，就成了后来中共延安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三、革命与恋爱相辅相成。恋爱如被视为人性的基本需求，那么可能还是革命工作的动力。他们举孙中山为例，说明恋爱无妨革命，甚至有助革命事业的成功。（注：1927年1月19日，刊登在汉口《民国日报》署名家驹的文章《恋爱与革命》中说：“我们总理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可是他未因革命而不恋爱，也没有因恋爱而不革命，他的革命是穷且益坚，恋爱是老当益壮，惟其是能够老当益壮，才能穷且益坚。”）他们最低限度的设想是恋爱未成熟前为博恋人欢欣而努力上进；成功之后生活有归宿，恋人的兴奋与助力，有提高革命工作效率的可能。反之，如果持禁欲主义以牵制情感，大有溃决不可收拾之虞。如果说革命长期持续，便会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之叹。（注：何其芳：《夜歌（五）》，《何其芳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34页。）对于当时的革命者来说，还有一种“长远”，为“民族的将来”很有意思的打算：从优生学着眼，爱国、爱世界、爱人类的优秀革命家的恋爱与结合，有培育制造“小革命党”的使命！（注：洪瑞钊：《革命与恋爱》，第39页；轰雷：《烟云密布中的恋爱与革命问题》，《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副刊，第24期，1926年5月25日；李迪功于《恋爱与革命》一文中说：“站在国民革命观点上的革命青年，实在有讲恋爱的优生学去制造小革命党的必要，因为要达到中国将来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是那些勇敢的小革命党的重大使命！”汉口《民国日报》，“国民之友”副刊，第57期，1927年1月17日出版。）这可能犯下一个错误：把两性结合的私事，当“公事”来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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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北伐之后不久，革命风潮席卷了武汉，1927年1月汉口《民国日报》也开始讨论革命与恋爱问题，他们讨论的内容未曾超出广州《民国日报》上的议题范围。不过却说明了一件事：恋爱与革命如影随形，永远是既浪漫又严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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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恋爱碰上了革命：革命不忘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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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对国民党人来说是“革命再起”的时代，对共产党而言是“大革命”的时代。清末民初的维新党和革命党的“留东外史”不难寻求个人私生活的蛛丝马迹。老一辈的国民党人视恋爱为青年问题而非革命问题，因此会稳健地说“恋爱是需要的，但它是人生的一部，不是全体，尤其革命过程中，青年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要确立于理性的衡量与裁制之上”。（注：洪瑞钊：《革命与恋爱》，第40页。）1927年6月胡汉民曾对恋爱问题表示过意见，他的看法是：性欲是本能之一，但因旧风俗与新思潮背谬的情况下，既作旧风俗习惯的公敌，又遇着自由恋爱的毛病，青年人确是有“何处是我的归宿”的悲哀。他不赞成禁欲主义，也不赞同纵欲主义；不喜欢又幼稚又思想落后的“性狂家”张竞生，更讨厌无产阶级专政尚未成功，痨病已到第三期的蔡和森、瞿秋白者流。他主张青年应建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走理、欲平衡的三民主义正路。（注：胡汉民：《青年的烦闷与出路》，1927年6月为《中央半月刊》作，收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8年，第1191—1219页。）这一时期的国民党人中，蒋介石的婚姻颇引人注意。1927年12月蒋与宋美龄女士在上海结婚，天津《大公报》说他“离妻再娶，弃妻新婚”，该报对蒋在此时发表“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文字不无批评。该报反对恋爱万能说，更不认为一己之恋爱与革命有所关连：“宁政府军队尚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亦当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而十数省战区人民，自兵匪战乱，并黄面婆而不能保者，蒋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义之人生？”（注：《蒋介石之人生观》，天津《大公报》，1927年12月1日社评。）对蒋、宋联姻，章乃器则肯定“在革命史上的价值，要胜过他的战事功绩百十倍”，原因是蒋打破了“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偶像，连带自然会打破女子“从一而终”的古训，“至少可以使中国民族的进化提早十年”。（注：章乃器：《蒋介石婚姻革命》，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8年10月1日。章氏时为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主编《新评论》半月刊，对时政颇有批评。“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运动，1936年救国会事件的“七君子”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还直率地批评蒋应改其“刚愎自用”性格，求一个富调和性、富同情的完人。对婚礼不满意的地方，第一是那教会式的婚仪，“使一个革命人物，也‘上帝’‘上帝’起来，未免有点滑稽，难道这个上帝的偶像，还不应该打破吗？第二，是那篇骈四骊六的婚书序文，太腐气了”。这些意见其实带有强烈的时代和革命气息。）蒋当时已贵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社会政治公众人物的举止行为，包括私人生活，易受品评，且具风行草偃之效，也是可以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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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才开始打天下，仍具少不更事的学生气息的是社会主义阵营早期人物。他们是受五四洗礼、年轻、初具马列思想、充满乌托邦理想的一代。他们当时在政治运动中与个人感情、婚姻恋爱上的浪漫与躁动，并不令人惊讶，但他们之间感情史在理论与行动间的落差、因性爱引起的个人恩怨，竟成党内斗争之基因的事实，则不能不叫人正视恋爱与革命之间复杂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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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面言，1920年代中共初组正谋发展之际，既要与无政府主义自由思想区隔，又要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人”划清界线，为顾及团体形象，便会要求青年党员有所撙节。1926年3月间，中共上海区委的一则通告，说明了党对男女恋爱问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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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根本观点上，男女同学间恋爱关系之离合，本可听其双方之自愿，不会因此发生道德问题的。不过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可抱浪漫的或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为所欲为，而毫无顾忌！近来党中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男女同学往往为着恋爱的关系不顾一切，竟惹起同志间的恶感及纠纷，以及丧失外面群众的信任……等，这样与党的工作之进行与发展都是有很大妨碍的。因此傅翥对以后男女同学间的恋爱关系，特决定下列的限制，望各位同学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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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负重要指导责任的同学对恋爱关系应特别慎重，切不可因此而引起种种纠纷，致直接间接妨害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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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在党外群众中（如工会及个种社团中）作工的同学，决不可因恋爱的关系而丧失群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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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已有的恋爱关系，未经双方宣布断绝后，第三者不得加入有新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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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男女同志相互关，不得有单方面强迫的行为。（注：傅翥、亦农具名的《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43号）：关于恋爱问题的决定》（1926年3月7日），载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印《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上海区委文件，1925—1926年）》（一），第141—142页（内部发行，1985年）。感谢北京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王奇生教授提供此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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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4月，中共上海区委复发有关处理同学间恋爱问题的规定，再次强调恋爱不得妨碍团体一党的发展，可见刚公开化的私人活动空间已受到群体纪律的考量与约束。（注：江富生具名的《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51号）：关于处理同学恋爱问题的规定》（1926年4月27日），同上书，第165—166页。通告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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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学间恋爱关系，富生前已有决议通告各级同学。唯近来上海各部，仍有许多同学对于此问题不甚加以注意，致妨害团体的工作，长此以往，对于团体之发展的前途有莫大之危险。我们一个同学，固然不是绝情禁欲者，也不是可以受旧伦理束缚者。然而我们时时要认清自己是团体中之一分子，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之一个自由人。自由意志、个人主义的自由恋爱，对于客观的环境及同学间的纠纷都毫不顾及……等观念，完全是安那其主义的思想，而不是我们所应有的。现决定严格执行前法关于恋爱问题之通告，除将现已为恋爱问题而引起纠纷、妨害工作诸同学分别处罚外，特再严重申述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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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同学以后如再有因恋爱的关系而丧失群众的信任，妨害党的发展者，及轻率离合，致引起同学间的纠纷者，立即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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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学间成立恋爱的关系时，必须公开地经过某种形式，这是为应付外面环境及避免男女同学间浪漫行为给一般同学之不好的印象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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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他们反对把个人享乐的恋爱问题看成神圣不可侵犯，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也就是说在人人受经济文化所宰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打破之前，并不承认有真正的自由恋爱。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认清社会进化过程，确定革命的人生观之后，恋爱问题才能解决。（注：熊熊：《介绍共产主义者的恋爱观》，《中国青年》，第66期，1925年2月14日上海出版，第244页。）早期中共的成员恽代英对此有进一步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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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恋爱，他们愿意牺牲一切以谋改造经济制度，使人人得着美满的恋爱。但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要改造经济制度有时要牺牲一切（包括恋爱在内），若在工作上所必要牺牲的不能牺牲掉，甚至于因为贪恋任何事物，反牺牲了他的正当工作，这只是愚昧的鄙夫，绝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注：恽代英：《马克思主义者与恋爱问题》，原载《中国青年》，第82期，1925年7月18日出版；收入《恽代英文集》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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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恋爱和结婚，恽代英也表示过意见，认为要看双方是否有共同的基础：“政治和感情的共同基础，而不在形式。”（注：恽代英的话，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香港：三联书店，1981—1989年，第280页。）所谓政治、感情的共同基础就离不开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同志，为“革命”效命的人，这些都显示革命利益高于爱情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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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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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动剧烈，国家、家庭、个人均受影响，个人婚姻、感情世界也有相当波动。1920年代的中国极具特色，新文化运动接近尾声，新政治运动代之而起。从横切面看，十年间人文有兴衰，世事有起落，1924、1925年间，新兴政党发生作用，“革命”的语义与威力也大不相同，政治动员的力量已不仅止于公共事务。从纵面观察，20年代的政治模式及其所“挟制”下的社会文化，直到80年代末才告松动。因此探索20年代的公、私领域，正可为其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探索其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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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知识分子足跨两代，传统与现代之间，他们处处表现矛盾与冲突。有些人可以一步跨过历史之流，挥刀斩棘，走向新社会；有些人则迟疑难决，或走回传统，或向两边妥协。以婚姻制度为例，媒妁之言与自由恋爱之间的选择，涉及人际间的紧张关系、个人内心挣扎，乃至自己思想与行动间的落差，在在说明作为“过渡人”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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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情爱之说一向含蓄，五四打开自由恋爱的闸门，青年也为之风靡，不过理论层面的讨论实在不多。张竞生拜留学之赐，目见耳闻、取经法兰西之后，把爱情理论借机公开，“五四式”的讨论仍见其对爱情新观念的引领，新性道德的建立，具有正面意义。虽然他个人陷入言行不能合一的困境，无力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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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公”与“私”之间，也表现了紧张关系。整个时代的走向是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私领域必须随时作被“公权力”吞噬的准备。以恋爱与革命为例，当“革命”意味着真理、进步，成为时代最具份量的褒义词时，“恋爱”变得无足轻重。于是个人私生活就必须顺应集体事业的需要和安排。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其中正可看到知识分子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内心的挣扎。几年之间，当革命事业成为“恋爱”的前提，“娜拉”变成中国“革命之天使”时（注：“娜拉出走”本是个人主义的用词，但娜拉化身为“革命之天使”，走入了集体主义中，实为历史的吊诡。“革命之天使”一词见清水贤一郎《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第140页。），只有“革命同志爱”才能称为“真正的恋爱”。发展到最后，“革命感情”取代了“爱情”，结婚是由“组织”安排，男女的结合似乎只是一组组“政治的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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