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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发现了一个社会事实，即世界的贫民大多数是女性，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反贫困的方法。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项目体现了这一思想，将低收入妇女确定为目标群体。美国学术界于70年代后期提出了“贫困女性化”的概念，由此拉开了对女性贫困问题的系统研究。研究发现，由贫困的女性和孩子组成的女户主家庭是贫困率增长最快的家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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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末，女性贫困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一些国际组织陆续公布了世界范围内的女性贫困状况。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客观、详细地探讨了女性贫困问题，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明确指出：当今世界上10亿多人生活在令人无法接受的贫穷状况下，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过去10年中，贫困妇女人数的增加同男子相比不成比例，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最近，在经济转型期国家，妇女贫穷人数日增的现象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个短期后果。除经济因素以外，造成妇女贫穷的原因还有社会认定的性别角色，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以及其他所出现的导致家庭不稳定的诸因素。[7]联合国2005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摘要》指出，性别是世界上表明一个人处于弱势的最强大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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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显示，我国与贫困密切相关的大量数据都呈现出女性弱势的倾向。在下岗失业的人口中，女性所占比重大大超过男性，成为因下岗失业而沦为贫困人口的大多数的原因。[8]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经济资本、组织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拥有状况为指标，将中国社会划分出十大阶层。[9]在这一等级性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女性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的比例约占70％—80%，远远高于男性。尤其应引起注意的是从未就业女性以及家庭主妇的数量不断攀升，且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以往不就业女性多为年龄偏大的妇女，最近却出现了很多二三十岁的女性不工作的现象。[10]2005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城乡就业总人口为7.52亿，其中女性为3.37亿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8%，比男性少5.2个百分点；2004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口总数为11098.9万人，其中女性为4227.3万人，占38.1%，比男性少11.9个百分点。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总数比2000年减少4.2%。2006年哈尔滨市区[1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女性总人数为468935人，其中国有229169人，集体90587人，其他149179人，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重的38.2%,比男性少11.8个百分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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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促进了社会发展，也使得社会的诸多隐性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在中国最贫困的群体中，以女性为主的社会问题更加尖锐，贫困问题与性别相连，出现了贫困女性化现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就是因为在贫困问题中存在着诸多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众所周知，女性发展不良现象的社会是不完整的，也是畸形和扭曲的，因此全社会都有责任和义务关心城市中的贫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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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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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生物学家艾格尼斯·阿伯所说：“大部分科学工作的困难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找出答案。”罗伯特·默顿也认为发现和形成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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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一个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学者们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经济层面，即收入的不平等。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生产者以及与市场直接联系群体的获益较再分配者更大，因此收入差距在缩小。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而是在扩大。[14]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15]在改革开放前为0.16，1984年为0.26，1988年前不到0.3，1998年为0.382，1994年上升为0.452或0.467（按人口—收入测算），2004年上升为0.53左右，比1984年扩大了1倍，已超过了警戒线。[16]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已经从一个至少在货币收入方面平等的国家转变为世界上在收入方面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7]中国不仅没有改善旧体制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反而塑造了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将只会有富人和穷人的差别，而不再会出现一个多层次的等级体系。[18]以上研究固然重要，但要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从理论和政策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如果只分析经济层面的不平等，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许多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由于制度因素维持了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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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中存在着一些有效率的规则。值得疑问的是，这些有效率的规则是否公平，是否是大多数人所能够接受的规则，是否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能够完全实施。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中国面临的是“社会的碎片化”[19]，还不如说中国实际上又面临了一次“制度失范”。现实的问题是：依靠什么力量来纠正这种失范，并建立一个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制度。打破一个旧制度，并不意味着自然会得到一个更好的新制度。后者需要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建立可以为主流社会成员所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20]只有这样的规则存在，而且还要保证规则能够实实在在地贯彻和执行，才会有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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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起点上的不平等问题固然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但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更要高度重视。相较于起点不平等的既定性，过程中的不平等较易改变。为此，降低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水平，关键要降低过程中的不平等，消除引起过程不平等的制度因素，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这样才能有效地缓和中国面临的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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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所特有的问题意识通过二元社会结构、断裂社会、风险社会等概念勾勒了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以问题意识进行分析可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对于贫困群体本身，可以从价值中立的角度分析其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完成这种问题分析之后，更重要的是从价值关怀的角度出发，提供化解问题的对策与理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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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的许多理论都来源于对现实的深入观察。作为一名女性的城市研究者，在对城市女性特别是贫困女性的观察过程中，深深地为她们在社会中孤立无援和艰辛备至的境况所担忧。在社会排斥的理论视角下，研究者期望通过以女性的身份去观察城市贫困女性的社会生存状况，揭示她们“多重弱势”地位之下的现状，把制度分析引入研究，期待以一种过程性和动态的角度，揭示制度是如何排斥贫困女性进而制造了社会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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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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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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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面临一系列转型期所特有的问题：不平等、贫困、弱势群体等。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及各个领域的学者们都在寻求理论解释和对策探讨。社会排斥作为一个解释性很强的综合性概念被人们所关注，并引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从社会排斥的视角研究不平等问题是社会排斥研究领域重要的主题，但是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研究城市贫困女性因社会排斥而遭受的不平等目前还是初次尝试。当代城市贫困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对于社会转型后形成怎样的新的社会结构都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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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分析法是由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学研究所（IDS）的奈娜·卡比尔创立的。这个框架运用概念而非工具来分析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和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是如何通过诸如国家和市场之类的“制度”来重组的。将这一框架应用于特定环境中的一些制度时，则会发现不平等现象是如何通过不同制度之间的互动而交叉存在，从而对个体造成具体的不利处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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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运用这一分析框架，试图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入手，运用社会排斥理论，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国家、市场、社区、家庭四个社会关系中的关键制度对城市贫困女性社会排斥的考察，探究制度是如何制造了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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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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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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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书借鉴了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学研究所的奈娜·卡比尔的社会关系分析法，把制度分析引入对城市贫困女性的研究，以社会关系分析法为基础，建立了城市贫困女性被社会排斥的理论框架。将社会关系中的四个关键制度：国家、市场、社区、家庭互动中的行动者从一般的社会成员集中到城市贫困家庭中的女性。以城市贫困女性作为分析单位，将国家演绎为社会保障制度、将市场演绎为就业制度、将社区演绎为社区服务制度、将家庭演绎为家庭分工制度，它们共同组成了具体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社区服务制度、家庭分工制度互动过程的分析，揭示城市贫困女性被社会排斥的制度因素，探讨制度是如何排斥贫困女性进而制造了不平等。这不仅深化了城市贫困女性边缘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将为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增添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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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书将西方的社会排斥理论应用到中国城市贫困女性问题的讨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对社会排斥与贫困问题的研究。以社会排斥为理论工具，分析中国城市女性贫困与社会排斥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说明了社会排斥理论具有的普遍性和社会排斥实证研究具有的特殊性。社会排斥理论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欧洲兴起，目前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使用。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城市贫困尤其是女性贫困问题严重。但目前国内对社会排斥与城市女性贫困间关系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十分少见。本研究尝试将城市贫困女性被社会排斥状况及其制度原因整合于一个研究之中，这一方面发展了社会排斥的理论分析路径，另一方面拓展了城市贫困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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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近年来中国城市日益突出的女性“贫困化”问题，使国内一些女性学者开始尝试着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女性的贫困问题做了一些富有意义的探索。诚然，鉴于女性依然处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边缘，社会性别理论是剖析社会性别等级制，揭示社会性别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锐利工具，但以往的研究基本上仍然沿用传统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研究视角。本研究运用社会关系分析法，尽量避免从传统的研究视角来强调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这一方面饱含了一个社会学研究者的人文关怀——研究者应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唤起学者和人们更多地去关注女性的日常生活。如果还是沿用传统的社会性别分析，强调男性和女性不平等的关系，这势必会进一步强化性别的二元分割，那么可能就会再生产出新的不平等。传统上，只要涉及社会性别就会落入男性和女性对立的定式思维，在研究中笔者试图在学理上对扭转这一研究方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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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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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城市贫困女性被社会排斥状况是社会政策制定的基点。但中国既有的城市反贫困政策并没有把城市贫困女性被社会排斥的过程、状况、特点反映出来，这就减少了她们得到社会政策的扶持和社会服务的帮助以及通过多种方式脱贫的机会。如果将中国城市反贫困政策和服务建立在贫困女性被社会排斥的状况基础上，不仅在理论上分清了贫困女性因为社会排斥而贫困的成因，而且还能给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提供一个理论与政策相关联的分析工具。在实践中，对城市贫困女性被社会排斥的研究将有助于社会政策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尽快地帮助城市贫困女性脱离被社会排斥的状态，融入社会，缩减社会不平等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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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研究分析社会关系中的国家、市场、社区、家庭四种制度。在研究中关于对贫困女性社会排斥制度因素的讨论说明，单一制度或者政策的改变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城市贫困女性的困境。应该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市场就业制度、社区服务制度、家庭分工制度等方面同时进行调整，尽快消除对城市贫困女性的社会排斥，尽快减少社会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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