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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zizur Khan,Carl Riskin,“China’s Household Income Distribution,1995 and 2002”,The China Quarterly ,2005,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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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邱泽奇：《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状况的变迁》，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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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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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邱泽奇：《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状况的变迁》，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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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 坎迪达·马奇、伊内斯·史密斯、迈阿特伊·穆霍帕德亚：《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指南》，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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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何制造不平等：一个北方城市贫困女性社会排斥的制度分析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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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何制造不平等：一个北方城市贫困女性社会排斥的制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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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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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书的研究主题是制度如何制造不平等，研究对象是城市贫困女性，本章将对与研究主题和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国内外有关城市贫困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社会排斥问题的相关研究做一简要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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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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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贫困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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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贫困概念的理论和观点什么是贫困？这一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家探讨的问题。有学者将贫困定义为：“如果一个社会中有一个或更多的人处于社会物质财富标准之下，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有贫困现象”。[1]实际上，现在国际社会所通用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发展而来的。“贫困”的定义一般是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贫困是低于一个社会收入标准。贫困者缺乏经济资源去消费商品和维持一个最低标准的基本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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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意义上，是那些在社会上拥有社会或政治权力的群体在定义贫困的社会收入标准，即贫困线。在贫困的测量方法研究方面，主要是从三个维度来测量贫困：相对贫困测量、绝对贫困测量与主观贫困测量。以汤森（P.Townsend）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以家庭消费调查的行为模式为依据提出“贫困临界点”（poverty thresholds）这一概念。随着贫困研究范围的日益扩大，原来的贫困测量法的不足之处也日益显现出来。学者们认为贫困的测量只是反映社会与经济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布拉迪（David Brady）主张理想的贫困衡量应该是：有效地测量相当的历史变更；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从社会排斥角度来定义贫困；评估赋税、传输与国家利益的影响；把贫困深度与穷人之间的不平等结合起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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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德（Judith Goode）与麦思莫西基（Jeff Maskovsky）认为贫困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化”或“结构”方面，需要从政治经济以及阶级、种族与性别交集的探讨中理解贫困的建构。新的贫困研究把贫困视为一个动态的历史地理过程而不是静态的道德状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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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讨论贫困最有影响的理论是“能力剥夺理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从“可行能力”（capabilities）出发讨论贫困与不平等问题，可行能力的观点聚焦于人们有理由享受的实质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贫困并非只是低收入的问题，或者心理的不满足，“贫困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4]。贫困的低收入，恰恰是可行能力被剥夺所导致的。“对收入而言的相对剥夺，会产生对可行能力而言的绝对剥夺”，“根本的问题要求我们按照人们能够实际享有的生活和他们实实在在拥有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作的贡献是，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即收入），转向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的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贫困的实质正是在于对可行能力的剥夺。[5]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社会如果存在对人们可行能力的大量剥夺，就意味着存在社会的不平等，存在大量可能导致贫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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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贫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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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1889年布什（Charles Booth）的论著《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和1901年朗特里（Seebohm）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可称为早期贫困研究的代表性著述。在其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学者们主要就贫困类型学、贫困发生学、贫困互动学和反贫困策略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探讨，并针对贫困的性质、贫困的定义、贫困的产生机制、贫困的测量和反贫困效应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端集中于：贫困的绝对、相对性，主观、客观性之分；贫困发生的个人责任、社会责任之辩；各种贫困测量方法在反映贫困性质方面的优劣高下比较；以及具体反贫困策略的正负效应评价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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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贫困研究已经形成众多理论流派。从社会学视野探讨贫困的理论主要有：立足于贫困的社会功能的“功能主义贫困观”；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冲突”角度解释的冲突学派的贫困观；从社会文化角度阐述的“贫困文化理论”；由“社会场景”出发的“贫困情境理论”；按照“代际社会流动”理论论述的“贫困的代际传递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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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前后，学者们把研究眼光由“农村贫困”转移到“城市贫困”问题。拉腾（E.Wratten）对“城市贫困”概念的形成进行反思，主张应注意到城市贫困问题中的非物质剥夺与社会差异等方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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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持续发展与结构调整关系时，学者们都经常会注意到城市环境与城市贫困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发现：完善的城市管理可以改善城市环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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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还关注到了经济重构与社会变迁对城市贫困的冲击作用，提出应该在这一大的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下探讨新城市贫困现象。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经济重构（主要指经济制度与就业制度方面的转变）与社会变迁（主要指福利制度的重构）所造成的失业，从而导致城市里新的贫困阶层的出现。[8]3.贫困的研究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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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学者们开始从宏观方面去解释贫困，这也就是所谓贫困的结构性解释。“制度造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所在。主张贫困的结构性解释的学者认为：由社会政策（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所导致的不平等是造成贫困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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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森从城市空间的角度来理解贫困，提出了“社会孤立理论”，这是典型的城市生态学模式。他认为伴随着美国的经济转型，许多重工业企业从城市迁往郊区，许多中产阶级与工薪阶层因此也移出城市。城市发展的错位，不仅在地理上隔离了贫困的黑人，限制了他们的机会，也因此在心理上、文化上孤立了贫困者，总之，内城穷人的贫困是经济转型造成“社会孤立”的结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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