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66748
空间效应对贫困的影响，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福多（Eva Fodor）探讨“贫困口袋环境”对人们生活的冲击，认为居住在某些邻近贫困地区可能会加剧贫困问题，因为庞大的空间口袋可能会消极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机会。“袋口”的封闭意味着通往工作市场途径的减少、社会孤立与有限的市民权利。此外，以斯莫（Mario Luis Small）与纽曼（Katherine Newman）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批评所谓贫困的“邻近效应”问题，主张在研究城市贫困时，应该特别关注家庭、邻居与文化之间的关系。[10]
1703166749
1703166750
许多支持福利国家的社会科学家、政策的制定者与市民相信社会福利计划有助于减少贫困的影响，坎瓦瑟（Lane Kenworthy）评估社会福利政策对贫困率的影响，认为福利改革给社会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大大降低了贫困率，增强了家庭稳定性等，并宣称社会福利计划的确可以减少贫困。[11]但有学者持不同主张，他们指出这些计划实际上并不能减少贫困，因为只有小部分福利能够到达穷人手里，或因为这些计划创造了一个福利/贫困圈套，或因为它们削弱了经济的发展。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政府福利援助的滥用，导致美国贫困问题难以解决。但也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认为福利制度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府计划，而低工资劳工市场则是一个巨大的、有历史渊源的难题。换句话说，贫困是美国劳工体系的危机，不是个人的道德失败。[12]
1703166751
1703166752
（二）国内城市贫困研究
1703166753
1703166754
1.贫困概念的理论和观点
1703166755
1703166756
近年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们感兴趣的问题。早期贫困研究大多把贫困问题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探讨。学者们认为城市贫困化是城市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由于城市中部分居民的失业、下岗、不充分就业等原因造成的生活相对贫困。学者们主要从市场经济竞争、经济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几个方面的缺陷与不足来解释贫困。而近期研究则是在更广泛的范围中来定义贫困。
1703166757
1703166758
关信平认为贫困现象是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统一。尽管贫困现象首先反映的是经济领域的分配和消费等问题，但它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贫困者受教育机会的匮乏及贫困者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贫困现象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后果，包括犯罪、社会冲突及政治不稳定等。早期研究强调了经济意义，而忽略了其社会文化意义。这一方面是由于最初人们只是从绝对意义上去理解贫困现象，将贫困等同于基本生存上的困难，因此忽略了贫困标准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也由于早期研究倾向于把贫困归于个人原因，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随着对贫困现象研究和理解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同时贫困现象是社会导致的。因此，对贫困的理解随之也从纯经济的角度转向了经济与社会统一的角度。[13]
1703166759
1703166760
洪朝辉提出了“社会权利贫困”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经济贫困是其社会权利贫困的折射和表现，中国的经济贫困不仅是经济要素方面的贫困，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包括与权利相关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利）的贫困。社会权利贫困表现为城市贫民无法或难以享受其他人群所能够享受的机会，包括得到教育的机会、积聚资金的机会。由于没有权利，城市贫民的人格尊严严重缺失。[14]由于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被削弱和侵犯而导致相对或绝对的经济贫困的观点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观点类似。
1703166761
1703166762
吕红平认为“城市贫困”这一概念具有动态性、相对性、社会性、客观性和综合性。城市贫困应是一种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以及发展的物质条件和资本条件的生活状态。目前，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具有突发性、社会性、交融性、多元性和分散性等特征。[15]
1703166763
1703166764
唐钧追溯了贫困概念的历史演化过程，提出到目前为止对贫困的定义有三个层次：一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生活状况；二是社会上普遍公认的社会评价；三是由社会脉络造成的社会后果。[16]
1703166765
1703166766
2.致贫原因与贫困现象研究
1703166767
1703166768
许多学者在探讨城市贫困问题时，多注重从宏观经济层面来考虑。关信平的研究表明：在现阶段，我国城市中“转型时期的贫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经济体制的转化；二是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化；三是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转型。过去的研究一般认为我国福利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制度转型的滞后，因而未能及时地提供一套新的制度性框架，以防止那些在经济制度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下岗和其他特殊困难者陷入贫困。但通过对经济全球化对城市贫困影响的分析，发现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国际自由贸易对国内传统产业的影响是城市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政府关注提高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背景下，劳动成本的考虑是约束政府社会福利开支提高的最主要因素。[17]
1703166769
1703166770
在探讨贫困的原因时，学者们日益关注贫困者自身对致贫原因的看法。塞克（Daniel T.L.Shek）将香港贫困家庭的父母与孩子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对贫困产生的看法。其分析表明，个人问题、剥削、缺乏机会、运气不好经常被贫困者认为是致贫的原因。他认为，贫困的人怎样解释贫困的原因是很重要的。与此同时，贫困者对“贫困”的看法同样也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对贫困的看法会影响到他们走出贫困圈子的动机。[18]
1703166771
1703166772
下岗职工群体的再就业问题是学者们颇为感兴趣的领域。赵延东在分析下岗职工再就业求职过程的基础上，探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作用及其变化趋势。[19]李培林、张翼则探讨失业下岗职工走出失业困境的途径。他们发现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提高其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的知识需求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下岗职工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发生了断裂。因此，他们主张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加强对下岗职工转业转岗的培训，以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选择能力，帮助他们走出生活困境的阴影。[20]
1703166773
1703166774
3.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1703166775
1703166776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反贫困社会政策的核心。有学者对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反思认为：目前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并指出应当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再就业的联动机制，对无劳动能力和有劳动能力的低保群体进行严格的区分，实施不同的政策，对后者应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努力促进他们再就业。[21]
1703166777
1703166778
尚晓援从“社会政策全球化”命题研究中国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结构性失调，即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其他项目，如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服务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调。在中国的社会政策中，社会安全网是缺失的。[22]昂贵的社会保险无法为全社会在经济转型时期提供社会安全网。她主张建立社会福利院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措施，并指出国有福利院已从依赖政策投入逐渐转变为依靠更多元化的资源。社会上已出现依靠政府、企业、当地社区以及家庭或个人的混合资源为用户提供服务的“社会办”福利院。[23]
1703166779
1703166780
鉴于我国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城市贫困，还有学者从社区发展角度提出一种新的城市反贫困视角，认为社区发展在解决城市贫困问题上能够起到精神整合、资源传递和动力机制的功能。[24]
1703166781
1703166782
杨团、葛道顺重新审视了“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该理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不是问题的全部。核心市场并不是导致贫困与边缘化的祸首，边缘市场与边缘化之所以在经济转型时期成为显性问题，与转型时期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的不稳定有关。他们主张建立社区公共服务业，为失业下岗等边缘群体提供社会的网络平台，帮助边缘群体在共同劳动和活动中实现增能。[25]
1703166783
1703166784
（三）女性贫困研究
1703166785
1703166786
1.国外女性贫困研究
1703166787
1703166788
在对城市贫困的研究中，性别主题是国外学者关注的话题之一。学者们的相关研究认为城市化历程本身就受到性别角色与关系的影响。男性与女性在获取收入、资源与服务的途径方面有性别差异。
1703166789
1703166790
拉迪娄恩（Wapula Raditloaneng）与姆连伽（Derek Mulenga）认为把贫困视为一种经济现象的做法是有缺陷的。实际上，贫困也有非经济的一面：包括不充分的教育与文盲、不良的健康状态，市民参与的缺乏。贫困城市妇女现金收入的缺乏使他们无法为家庭提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们提出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研究时，应该看到其性别基础与教育方面的问题。[26]
1703166791
1703166792
拉腾（E.Wratten）认为城市贫困有性别倾向性，女性更容易遭受到贫困的冲击，社会上的性别偏见影响了女性获取成功的能力与脱离贫困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女性的权利经常被忽略，女性在雇佣机会、获取住房与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受到性别歧视，因而她们更容易成为城市贫困的受害者。[27]
1703166793
1703166794
有学者在对贫困老年妇女的研究中指出对贫困的主观体验与对贫困的客观定义有着很大的不一致。妇女们从根本上并不把贫困视为一个财政问题，而是经常被移换到情感、亲属或精神缺乏上面去。[28]
1703166795
1703166796
近年来，学者们尝试在地方背景中去深入探讨贫困的内涵，了解结构力量与不平等在产生这些背景中所起的作用。阿代尔（Vivyan.C.Adair）继承并发展福柯（M.Fucault）的理论，主张将“当代贫困作为以贫困妇女与儿童躯体为对象的道德病理学时，还要注意到这些不仅仅是规训的隐喻与标志。贫困妇女与儿童是被标记、被毁伤、被迫在将受害者烙上声名狼藉的标签的公共展览中负担与传输符号。在研究贫困时，应该将权力体系、贫困的物质状况与对贫困的躯体体验结合起来。权力体系通过复制社会与躯体标志来生产并展示贫困。福柯的理论——躯体是有标记的，通过话语作为历史特定权力关系的产物——对女性主义者是有帮助的”[29]。
1703166797
[
上一页 ]
[ :1.70316674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