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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在欧洲传播的过程中，逐渐与马歇尔学派鲁姆等人的观点相结合，衍生出新的定义：社会排斥是社会权利的未能实现。根据马歇尔学派的观点，“每个公民有权享受某种最低的生活标准，有权参加社会的和职业的主要建制；社会排斥问题可以从这些社会权利的否定和未实现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经济维度不是贫困的唯一因素，各项社会权利的未能兑现才是贫困的首要原因。“公民只要不能够取得他们的社会权利，往往便陷入普遍而持续的不利状态，连其社会的和职业的参与机会也在减少。”社会排斥是人的基本权利遭到否定的结果，是对民主社会的诸项原则和民主社会本身的严重破坏，是对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诸项权利的否定，也是对公民身份的否定。[55]康明斯（Commins）认为现代社会的四种制度保证了公民资格的实现，即确保公民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完整身份：提升公民政治融合的民主和法律制度，提升经济融合的劳动力市场，提升社会（服务）融合的家庭和社群系统。他指出：“一个人对社会的归属感建立在这四个制度上。公民政治融合意味着成为民主制度中的一个平等公民。经济融合意味着拥有工作，能够自食其力。社会（服务）融合意味着可以获得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的帮助。人际融合意味着当需要时家庭、朋友、邻里和社会网络可以提供照顾、友情及伦理支持。”因此，社会排斥也指以上确保公民资格充分实现的社会制度的崩溃和失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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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社会排斥作出的定义，可谓见仁见智。英国学术界所用的社会排斥主要是从社会参与层面进行界定，认为社会排斥指个人未能充分参与主流社会或当时社会认为必要的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博查德、理查德森和格兰德等学者的观点。博查德等人把一些社会居民不能以该社会公民身份参与该社会市民能参与的，诸如消费活动、储蓄活动、生产活动、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等正常活动的情形定义为社会排斥。[57]理查德森和格兰德等学者强调，居住在某社会地理上的居民，如果因为无力控制的因素阻止，不能参加作为该社会的公民可以参加而且愿意参加的正常活动，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就没有得到实现，这就是社会排斥。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希望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而被他们不能控制的社会因素阻止了，从而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实现，这种社会问题与表现就是社会排斥。强调“参与性”是这类定义的显著特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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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在欧盟之外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曼纽尔·卡斯特把社会排斥定义为：“社会排斥是由社会制度和价值架构的社会标准中，某些个人及团体被有系统地排除于能使他们自主的地位之外”，“社会排斥是一个过程，而非一种状态”。[59]戴维·波普诺在考察民族、种族与少数民族问题时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主导群体（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种歧视与偏见，主导群体以此来阻止对少数民族的接受或使接受程度最小化。当“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时，就发生了社会排斥。这种排斥“反映了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60]他总结了国际社会历史上在民族问题上所存在的几种社会排斥形式，如消灭与种族灭绝、驱逐、政治区划和隔离等。他还指出，虽然随着社会进步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些社会排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要彻底消除仍然是个问题。此时波普诺所使用的社会排斥概念并不是原初意义上的含义，他只不过把社会排斥用于研究民族、种族与少数民族问题，发展和拓宽了社会排斥的意义与应用范围。他所总结的几种社会排斥形式是针对民族问题上的最特殊、最为严重和残酷的社会排斥。如今，这类社会排斥已经极大地得到改善，只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要彻底消除还有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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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作为一种分析以贫困为表征的社会弱势群体及其问题的范式和架构，能否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应用？能否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平等、权利、剥夺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这一分析视角能否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不平等、就业和社会整合等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对把社会排斥概念应用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持怀疑态度，是以往相关文献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将欧洲的“社会排斥”话语投射或者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放到一个更广泛的架构中，提供一个一般性架构的方式，亦即在一系列国家背景之下的方式来形成，是一种产生全球性分析和政策洞见的好方式。罗杰斯认为社会排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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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在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推动下，在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展了社会排斥的研究。凯雅格和蒂贝琼卡在对坦桑尼亚的贫穷和社会排斥的研究中指出，社会排斥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启发性的工具，不是把社会弱势者的不同方面看作是没有联系的现象，而是最终把它们和社会发挥功能的方式联系起来，因而使得内在关系在它们之间确立起来。森（Sen）在对亚洲社会排斥现象的研究中指出，社会排斥的理念近来被用于描述在亚洲特别重要的、多种多样的“排斥”现象。[62]有许多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排斥不同于发达国家。德汉和奈亚克指出，在南亚最迫切的问题是穷人没有最基本的保障，并非如发达国家的穷人那样排斥于社会权利。[63]由此可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排斥的基本形式是不同的。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社会排斥的因素也是不同的。欧美的文献主要强调劳动力市场排斥。[64]辛格（Singer）指出，在巴西，被社会排斥者主要是那些排斥于正规经济而进入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人，他们因收入低，住不起像样的房子，只能在街头摊贩等非正规消费市场购买物品，没有正规的医疗保障。[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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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以上“社会排斥”概念的起源与发展，可以看出，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国家，社会排斥的概念不同。有学者认为虽然人们逐渐广泛使用社会排斥词汇，但仍然不清楚它的准确含义。实际上，这个词汇之所以得到传播，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准确的定义，从而意味着它与所有人的所有事都是有关的。学者们实际上达成了一点共识，即我们不可能用单一和特别的标准来界定“被排斥”的状态。他们的讨论似乎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相对性；第二个要素是能动性；第三个关键要素是动态性。[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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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排斥概念，更多的学者认为这些不同中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强调社会排斥涉及关系性问题。社会排斥概念的独特之处是其主要聚焦于社会关系议题，即不足够的社会参与、缺乏社会整合和缺乏权力。[67]也就是说，在劣势社群边缘化社会状况和不利社会地位的分析中，研究者不仅应关注劣势本身，还要关注导致劣势的社会关系根源。[68]社会排斥概念对劣势社群的分析应由静态分析转变为动态分析和过程分析，由个人或家庭的劣势转变为关注对地方劣势社区的研究，由聚焦于分配关系转变为侧重于社会关系。[69]总而言之，社会排斥概念的优越之处是，它强调社会关系因素在贫困研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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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社会排斥概念是对已有的社会剥夺、边缘化、歧视等概念的丰富和深化，社会排斥取向具有多面向和相对性，关注剥夺的多元性；社会排斥取向把焦点放在过程上，强调其动态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重点揭示社会排斥的机制和过程，使人们有可能把剥夺当作一种动态致贫因子的结果来分析；社会排斥强调排斥过程中的被动者和施动者，强调其能动性；社会排斥具有累积的特点，强调社会排斥多维度之间的关联性和累积性，这为理解造成穷人被持续剥夺的累积因素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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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会排斥已经越来越被弱势群体研究、贫困研究、社会政策研究等方面所重视，已经成为解释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含义也不断更新和多样化。不同的学者在论及“社会排斥”时，已不再认为贫穷的困境是个人问题；相反，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宏观历史的交错，以及社会变迁给个人的生活境况及地位带来的变化。“社会排斥”不单是指贫困，而更广义地泛指除了物质上的匮乏外，弱势社群如何透过不同的过程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进而被边缘化。这些过程包括获取与就业有关的资源及参与社区及文化活动。由此可见，社会排斥将非经济因素纳入了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框架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贫困和不平等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较好的新的理论视角，它不仅仅对于社会问题根源的解释更为深入，而且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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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排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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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欧盟以社会排斥为理论视角，以福利三角为分析框架，发表了13个成员国范围内关于人类尊严和生活质量的调查报告。[70]杜非等在对欧盟成员国社会排斥的研究中，先将阿布用汉森（Abrahamson）福利三角中提供权力的国家、提供财源的市场和提供团结的市民社会演变为提供保障和被动性的国家、提供机会和风险的市场、提供团结和分离的市民社会，由此组成一个分析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的福利三角组合，在这个包含国家、市场和社会多种制度安排结构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欧盟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存在的失业和边缘融合；由于社会保护政策问题而产生的排斥；教育排斥的危机；住房方面的排斥和政策，等等，并且指出欧盟成员国遭遇的社会排斥问题是多种结构性因素互动的结果。[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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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社会排斥是社会排斥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近年来，随着社会排斥研究的流行和深入，一些国外学者开始从性别分析的角度对社会排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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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萨默维尔（Peter Somerville）分析了社会排斥产生的结构性因素，阐明女性遭遇排斥的模式。他认为社会排斥的源泉存在于下等阶层本身的态度和行为中，来源于特定不利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传统性别角色与劳动力市场和国家以及社会孤立、种族主义都是社会排斥产生的结构性因素，而劳动力市场和国家对产生社会排斥起最重要的作用。他在提出结构—文化途径理论、排斥层次理论和社会排斥模式后，指出可以从劳动过程、社会再生产层次解释对女性的社会排斥的产生。男性与女性分别从事的有报酬的商品生产和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两种不同的劳动过程，是妇女遭受排斥的重要原因。他还提出社会排斥模式的形成源于社会排斥产生于不同的层面，最重要的是“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划分、法律政治过程、核心意识形态。第一层面，即资本—家务劳动的划分形成基于阶级、性别和技能的社会分层和排斥，尤其是双重劳动力市场过程决定了社会排斥的对象是无技能者、高龄者、女性；第二层面，是由第一层面造成的社会分割和排斥又通过劳动过程外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法律、政治、教育和福利制度所保存和再生；第三层面，进一步的排斥在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产生。在现实生活中三个层面的排斥是相互交织和重叠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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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娜·卡比尔（Naila Kabeer）认为社会排斥概念包含了这样的意义，一是问题人群，如乞丐、长期失业人口、削减下来的女性等；二是问题状况，如贫穷、失业、家庭分裂等；三是问题过程，如排斥发生在政治、社会、经济过程中。她在探讨社会排斥和资源再分配问题时，认为性别可被看作是具有经济、政治特征的，在分配工作、财富和社会的其他资源时，这是一个关键的原则，它影响劳动力市场。男人被分配给高收入和正规工作以及管理职位，而女人被分配给低收入和临时工作，经常是各种形式的自我雇佣工作，而且与性别有关的排斥可能在市场或法律制度内加深对性别的歧视。卡比尔在分析社会排斥与制度规则的关系时提出，性别本身并不意味着排斥。但是性别可以区分并恶化其他形式的伤害，因而也做了排斥的牺牲品。她还指出，在先进的工业环境下，妇女首先被赋予照顾男人、家庭和孩子的责任，但妇女并非远离带薪的工作岗位，而是在工资和地位上享受的待遇并不平等。[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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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比尔社会排斥理论模型的特征是：第一，相互关联的视角。以整合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将其纳入社会系统中考察社会互动过程中社会排斥现象如何得以产生；第二，动态的视角。集中于不同的制度水平的排斥过程，特别关注中观的制度层面（国家、市场、社区/市民社会、亲缘）；第三，多维的视角。社会排斥是一个多方位的过程。根据这些特征，她提出不同的分析工具：第一，相互关联的分析：谁排斥？谁被排斥？第二，排斥的动力分析：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社会排斥发生在不同的制度水平。当制度机制系统化地拒绝对某些群体提供资源和认可，使她们不能完全参与社会生活时，就会导致社会排斥。当在不同的制度领域中的不平等参与原则相互加强时，会导致无限制的社会排斥。制度分析是社会排斥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研究授予与剥夺权利的过程，关注产生排斥的不同层面上的社会制度角色。[74]制度排斥模型一方面体现了在制度不同层面上的表现；另一方面是阐明了制度运行的渠道，包括规则、资源、运作、授权、结果等，其中制度的运作对排斥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社会封闭、调动制度偏见和失控的制度运作。社会封闭指在规定的范围内，通过限制使用资源和享受机会，以社会群体活动形式寻求最大的回报；调动制度偏见指系统、连续地运作“游戏规则”以有利于某些个人或群体，而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失控的制度运作是指全部制度范畴内的各种规则和其实践运作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运作常常破坏规则，而按自身的规则来运行。[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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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学者从社会性别分析的角度对社会排斥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卡比尔有关制度排斥的研究对本研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启示。社会性别视角的运用，为社会排斥理论分析贫困女性的边缘化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但这些研究更多地把女性看作被动的个体，缺乏自下而上的视角。因此，本研究尝试从贫困女性的自我叙述中发现其在国家、市场、社区及家庭制度运作过程中遭受的社会排斥，进而研究制度如何制造了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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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社会排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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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社会排斥概念的理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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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国内学者关信平首次正式提及西方“社会排斥”概念。2002年后，唐钧、李斌、石彤等学者各自在自己的研究中借鉴、运用了西方的“社会排斥”概念。唐钧等提出将消除社会排斥作为我国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或重点。[76]此后，运用社会排斥概念开展对我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进入了高峰期。我国学者对社会排斥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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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钧通过作家毕淑敏介绍的一个游戏来生动地描述了社会排斥的形成过程。他认为：“社会排斥常常是游戏规则的缺陷造成的。而社会政策研究的目标就是要找出规则的不完善之处，修订游戏规则，使之尽可能地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趋于更合理、更公平……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双刃剑，在它使一部分人成为‘赢者’时，另一部分人就会成为‘输者’。”[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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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认为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并且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积累和传递。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国家政策、现存的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因素制造了社会排斥，而社会流动率则反映了社会排斥的程度。[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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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彤指出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群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多维的特点，并表现为被排斥者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心理诸方面的长期匮乏。[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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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把社会排斥看作是社会脆弱群体因为自身生理心理因素、社会政策及制度安排等原因而被推至社会结构的边缘地位的机制和过程。社会排斥既是一种社会机制，又是排斥与被排斥的动态过程，是造成脆弱群体社会支持丧失的根源。[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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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群、魏雁滨则把社会排斥定义为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集团等的作用，而被全部或部分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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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概念，既有从社会排斥的表象上来进行界定，也有从发生原因方面进行界定。对社会排斥的生成原因所持主要观点有社会结构生成论和社会政策生成论两种。李斌、石彤、曾群等人的定义体现和代表的是社会排斥的社会结构生成观；以唐钧为代表的学者所持的观点是社会政策生成观。上述概念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对社会排斥进行了界定，但因其成因复杂，表现多样，因而很难有一个能涵盖全部的精确定义。而且目前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急剧的发展变化之中，社会排斥现象及排斥方式也层出不穷，相应地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处于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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