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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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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阶级分析是中国学者理解所有时代和形式的不平等的唯一方法。但在近20年的时间里，社会分层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主导范式。近年来，一些学者针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形势日趋紧张，中国社会不平等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主张重新引入阶级分析的视角，认为只有重新引入阶级分析，才能更好地揭示社会不平等结构和形成过程中的冲突性的一面，才能对中国社会不平等作出足够完整和深刻的研究。甚至明确主张“回到马克思”[112]。“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113]。目前，中国的社会变迁同时蕴含着市场化和现代化两个过程，前者是一个权力转移过程，后者是一个结构演化过程。[114]权力转移过程更需要阶级分析的视角，而结构演化过程更需要社会分层研究的视角，如何在具体的研究中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这也正是今后研究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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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对社会不平等迅速扩大的现实，我们有理由思考，在一个社会中共存的再分配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方向一定就是相反的吗？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在特定的情境当中，再分配的权力与市场机制共同造就和推动了社会不平等，这样也许我们就会找到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不平等不断严重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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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正是带着这样的意图，引入了社会性别的视角，试图探讨制度制造社会不平等的过程和机制，仍坚持社会分层研究这一主导范式，但力图尝试将阶级分析的视角融合其中，以期拓展研究视野，对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形成作出更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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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何制造不平等：一个北方城市贫困女性社会排斥的制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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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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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涉及一些重要的概念和范畴，它们是把握制度和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基础。概念不仅是构筑理论大厦的基石，还是引导我们思索的工具。对概念的系统梳理，可以帮助我们选取更为有效的分析视角，避免理论逻辑的混乱和命题构建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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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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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作为一种既定的社会现象，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产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以及一切组织形式中的制度形式。不同的学者对制度有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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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领域，制度被认为是人的行为模式。伊恩·罗伯逊认为，制度是稳定的组合在一起的一套价值标准、规范、地位、角色和群体，它是围绕着一种基本的社会需要而形成的，它提供了一种固定的思想和行动范型，提出了解决反复出现的问题和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方法。[115]马克斯·韦伯认为，制度应是任何一定圈子里的行为准则。[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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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度的界定，在各学科中具体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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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制度是一种“规则”。诺斯是这一定义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它们由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以及两者的执行特征组成。”[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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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制度是一种“习惯”。凡勃伦是这一定义的代表人物，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118]凡勃伦上述对“制度”的界定揭示了制度的另一种形式，即非正式规则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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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制度是一种“组织”。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那么，集体行动怎么控制个体行动呢？主要就是靠组织的运转与调节。[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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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制度是一种“系统”。青木昌彦认为，制度就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同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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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制度问题也是我国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卢现祥认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由三个部分构成，即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121]李松玉认为，在使用制度这个概念的时候一般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如工作制度、管理制度等；二是把它作为多种规定性的体系来使用，如社会制度。目前，国内外多数学者在谈到制度时，一般是在前者的意义上使用。[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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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制度概念采用的是社会关系分析法的创立者卡比尔对制度的界定。卡比尔认为，制度是指为了达到特定的社会或经济目标而制定的各种规则的一个框架。这些制度确保社会关系的产生、巩固和再生产，从而制造并维持了社会差异和社会不平等。出于分析的目的，最好是考虑四个关键的制度——国家、市场、社区、家庭。[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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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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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在描述不平等时，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进行了分析。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源于个人无法控制的四个先天性因素的不平等，即种族、出生地、父母的教育程度和父母的职业；另一方面则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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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学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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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平等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主要有以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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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认为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第一种是自然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包括年龄、健康、体力及智力和心灵的不同；第二种是精神或者政治上的不平等，来源于习俗。第二种不平等包括一些伤害他人特权。[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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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布劳（P.M.Blau）认为，不平等指的就是人们在地位维度上的分布——即他们在权力或财富、教育或收入上的差异程度。[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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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人生来并不必然平等，某些偶然因素——先天的种族差异、心智体能的遗传差异和后天的社会地位、机遇、环境、出身背景、文化教育等差异——常常决定人与人最初是不平等的。人生来的不平等状况必定会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尽相同的地位，优者有利，而劣者受损。其基点就是“无知之幕”的提出。我们假定各方是处在一种无知之幕的背后，各方不知道某些特殊事实。[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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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波普诺认为，不平等即缺少平等的途径以得到社会所提供的满足欲望的物品。文化不同对有价值物的认识也不同，它可能是物质的（牲畜、黄金、新鲜食物、世界锦标赛的门票），或者是非物质有价值之物（声望、尊重或名誉）。无论人们想得到的物品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一物品是稀缺的，其需求大于供给。[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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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认为，不平等是人们不同的天赋、不同的习得技能、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资源导致的状态。诺齐克的理论基点是个人权利。人权的实质就是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本质。人们的天赋才能（家庭、门第出身、教育地位、遗传、社会地位的获得）不同是不可更改的事实，而人们运用其才能去创造财富，乃是一个将其生产能力付诸自然资源的逐步获取过程。贡献大者获得更大的财富，这是非常应该的、天经地义的。因此，公正的社会无须刻意追求平等，无须建立中央政府机构对人们的劳动所得进行再分配，而应让人们享有完全的支配自己劳动所得的权利。[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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