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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层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源头之一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被尊为分层研究传统的鼻祖。韦伯认为，阶级、地位团体和政党都只是权力的不同表现形式，他的权力定义强调：“我们把权力理解为一个人或许多人在共同行动（communal action）过程中即使遭到参与该行动的另外一些人的反抗，仍能实现其意志的可能性。”[98]从个体的行为出发去谈权力，实际上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所有形态的权力差异都是由个体原因而不是由社会结构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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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理论中隐含的这个逻辑后来在戴维斯和莫尔那里得到了最明确和清晰的阐述。1945年，戴维斯和莫尔（Davis & Moore）在《分层的若干原理》一文中指出，“任何社会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把个体摆置到社会结构中去，并把他们激发起来”。“因此，不可避免地，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提供某种报酬作为诱因，其次必须提供某种途径把这些报酬有差别地分配给不同的位置。”“社会不平等就是社会为了保证最重要的位置符合良心地被那些最胜任的人填充，而在不知不觉中发展起来的设置。”在这里，“社会”被视为是一个自由而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经由“社会需要”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位置、报酬和劳动力完美地匹配到一起。[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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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戴维斯和莫尔所阐述的原理操作化从而推动分层研究在经验社会学研究中获得极大发展的是布劳和邓肯。他们在《美国的职业结构》[100]一书中创建了“布劳—邓肯模型”。这个模型所提供的理论辩题、方法原则乃至一些具体的测量技术，至今仍被分层研究奉为经典，构成今天常见的那种分层研究的基础和逻辑起点，为社会分层成为当前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主流范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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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分层研究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尽管研究论题越来越多样化，但绝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格仑斯基对此所作的总结是：当代分层研究的任务就是描述不平等的基本轮廓和分布，并解释为什么在推崇现代平等主义和反分层价值的同时不平等现象仍然持续存在[101]。当今社会，各种各样的价值舆论和社会政策都在致力于消除社会经济不平等，但是，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仍然随处可见。当代的分层研究者们试图采用实证资料和统计分析技术，弄清楚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平等以及不平等严重到何种程度，并探寻导致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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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今社会分层研究者们还对不平等的观察维度进行了考察。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声望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格仑斯基[102]、克尔博[103]、罗斯曼[104]等人归纳出七种作为社会分层基础并被不平等分配的重要资源种类：（1）经济资源：拥有土地、农场、工厂、企业、专业性事务所、流动资产、劳动力，等等；（2）政治资源：拥有家庭权威（如家长、族长）、工作场所权威（如经理、管理人员）、政党和社会权威（如立法者）、克里斯马（charismatic）领袖权威等；（3）文化资源：拥有高学历和具有高消费行为、良好的行为举止、有品位的生活方式；（4）社会资源：拥有高层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及进入各类协会、俱乐部和工会的资格等；（5）声望资源：拥有良好的声誉和名望、受人尊敬以及种族的纯洁度和宗教信仰的虔诚度等；（6）公民资源：享有财产权、契约权、公民权、选举权或各种国民福利以及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7）人力资源：拥有专业技术、专门技能、学历文凭、资格证书以及工作方面的资历和在职培训经历等。上述这七种资源（有价物品、资产等）在人群中的不平等分配构成了现代社会分层系统的基础。随着研究者对于不平等分配资源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入，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者注意到了在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和公民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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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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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包括苏东、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这种激烈的变革当中，转型前后的对比，转型过程中微妙的差异，以一种更为强烈的方式，将本身的逻辑再现出来，使人们得以重新考察这当中复杂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学者们对转型与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复杂和多变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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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的初期，市场转型理论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撒列尼和倪志伟就分别发现市场转型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在《社会主义企业家：匈牙利农村资产阶级形成受挫》一书中，撒列尼指出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其先辈就从事农业商品经营，因而保存着商品经济惯习的人在市场经济重新实行后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而这些人原来大多是处于比较低的社会地位的，相反，干部们并不太愿意从事市场取向的私营化的农业生产。而倪志伟通过于1985年在厦门农村所进行的抽样调查，也得出了一系列可以证明改革“平等化效应”的命题。如他发现在改革的过程中，绝对贫困的人数在减少；穷人成为市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倪志伟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农村的市场化涉及穷人的广泛参与，市场化的成果是由穷人和企业家共同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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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理论对于改革初期的“平等化效应”的解释主要基于两点：其一是再分配经济之外的经济成分的发展，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次级经济的发展。其二是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两种因素相结合，使人均收入迅速提高，从而使得贫困阶层的收入不仅未在市场改革中下降，反而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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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支持市场转型理论这种乐观看法的事实存在是非常短暂的。所以从“市场转型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的命题一提出，就招来无数的批评和质疑。同时在其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经验研究也得出了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后来撒列尼本人也提醒人们注意社会主义干部适应市场制度的能力。倪志伟在后来的研究中也承认“干部们已经学会热爱市场”，并在市场中获得好处。现在人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与市场转型的过程相伴随，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正在出现。中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由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社会变为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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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清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之间这种复杂而多变的关系，罗纳·塔斯将整个市场转型过程区分为“侵蚀”和“转型”两个不同的阶段。他认为侵蚀阶段基本上是自下开始的，私营部门仍然被看作是敌对的，它的临时性存在只是一种补充。而转型阶段则是自上启动的，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立法行动确立市场经济制度，保护私营部门的产权。他认为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的观点较适用于改革的早期阶段，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时期；而认为市场改革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观点则适用于描述改革的晚期阶段，即实际的转型过程。在侵蚀阶段上，市场和私营经济因素主要是被限制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可以向社会地位不高的人提供机会。而随着转型的深入，干部会越来越多地从事私营经济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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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促使人们对再分配和市场这两种经济整合机制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撒列尼和倪志伟撰写了《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在文章中，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尽管是对立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把社会不平等看作是某种经济整合机制的固有特征，而忽略了这种机制所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他们认为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对于社会不平等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不平等的主要源泉，而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干预具有一种抵消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形，再分配制造不平等，市场则起一种抵消的作用。更抽象一点说，无论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总是服务于有特权、有权力的富人的利益，而没有特权的人，无权的人和穷人就不得不依赖于第二位的、补偿性的机制。次级机制往往可以被那些在政治上处于被支配地位，在经济上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人们用来作为生存的策略。他们还强调，市场的扩张将导致机会结构的扩展和多样化，新的流动渠道将会出现。尽管改革前的干部精英会利用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中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为自己在市场经济中谋取优势地位，但在市场经济中，旧精英不太可能重建对资源配置的垄断性控制，新制度主义对社会不平等的这种新的解释，无疑是有启发性的，它可以使我们对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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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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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基本上可以归入三大范畴：阶级的、种族的和性别的。它们概括了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延续最长的不平等。[105]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于制度与不平等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阶级和性别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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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阶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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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整个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进入了一个对传统理论进行挑战和批判的时代，人们对所谓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结构重新进行反思，对社会不平等研究中长期仅重视个人特征、忽视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因素、制度因素等宏观变量的理论传统进行了批判，提出在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中，应将那些宏观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纳入分析和研究框架之中。学者们更多从经济社会结构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影响不平等的各种因素，着重探讨了社会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新结构主义等代表了这种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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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E.O.赖特等基于马克思的关系论视角认为，阶级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某种职业分类，而是一种控制资本、决策、他人工作和自己工作的社会关系。他们根据社会关系以及权力重新定义了阶级，分析了美国的阶级分布、阶级和职业流动模式、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阶级结构和劳动分工、收入不平等、阶级定位及阶级意识等问题。[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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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主义，即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强调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作用，强调影响社会不平等的那些个人特征之外的“结构性因素”。他们认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很多分割性的结构因素，主要包括分割的经济部门和产业部门、内部劳动力市场、受分割劳动力市场制约的职业经历及其相关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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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结构主义对社会不平等的解释建立在客观普遍的社会结构因素，构成了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基本要素，这些社会结构因素外在于个人，决定了个人对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占有。但一些学者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结构主义还尚未对个人获得一个有声望职业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有助于决定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结构性因素进行足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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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的概念引进社会学对市场等经济现象的研究，社会网络开始被看作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社会网络成为研究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新视角。这一视角重视人际关系而不重视个人特征；重视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网络以及人们身处在什么网络中，而不是重视类别；重视人际间的联系性和资源的潜入性，不看人的归属感；重视个人能够通过人际网络摄取多少资源，而不是人们现实占有多少资源；它重视我们在网络中的位置或者网络所能使用的资源，而不重视人们的阶级地位。这一视角是通过人们的行为研究人们的社会地位。林南等具体分析了人们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获得一个所期望的职业的作用。[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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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性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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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的提利（Charles Tilly）在其制度理论中提出从结构的角度考察不平等现象。他提出了两种互相联系的不平等形式：其一是基于人口统计和社会差异基础上的绝对不平等，如不同性别、种族、宗教等造成的不平等；其二是生活际遇和生活福利的不平等。他认为，造成以及维持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体制的含义很广，包括公司、社区、家庭等），减少生活际遇和生活福利不平等的唯一出路是组织体制的彻底变革，而不是通过个体态度的缓慢改变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他指出造成和维持不平等的四种途径。第一是剥削。有权势的人互相勾结，通过控制资源，以折扣劳动报酬的方式获利。第二是机会囤积。所属同一种类的网络成员，掌握了支持其网络活动的手段和方法，并靠此方法使网络权利得到巩固和加强。第三是仿效。将已经确立的体制模式复制或移植到一个新的环境，该过程强化了不平等。第四是适应。适应的过程使得由仿效引进的不平等制度化，通过发展和编纂基于目前体制上的规章制度，更加剧了两极之间的距离，使得不平等持续地再生和维持。该理论提出体制造成制度化的不平等并使之强化，消除两性不平等的根本途径在于体制的变革。这一点对本研究颇具启发意义。[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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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小梅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探讨了女性老年群体在获得公共养老保障资源方面所遭遇不公平待遇的社会制度因素，揭示了女性老年人的困境与她们人生经历的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的关系。认为社会干预是促进性别平等的手段。公平的社会政策不但要纠正对于女性的社会制度偏见，还应该弥补社会制度偏见对女性造成的伤害。社会保障应该成为这样一个补偿机制。[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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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驎分析了城市老年人收入的性别差异，指出家庭劳动领域男女平等法律保障的缺失以及男女不平等的退休制度是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改革现行的相关制度和政策，既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前提，也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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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险峰以民法对性别问题的处理的历史进程为线索，指出现代社会随着男女平等人权运动的发展，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需要民法在财产法与人身法领域作出制度性的调适与安排，以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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