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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哈尔滨市[14]人口和就业情况统计表[15]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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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内部改革与就业制度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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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职工的聘用和辞退的自主权。在经济制度转型后，国家决定将原来计划指令的就业制度安排改变为把招工和用人权真正交给企业，优化企业劳动组合，发展劳务市场和技术市场，促进人才流动。依照此政策，企业可以解聘职工。生育怀孕往往使女性就业过程出现中断，导致失业。1989年天津妇联对12条街道6624名下岗女工进行调查，发现下岗职工中35岁以下的占65%。1997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对深圳等六大城市的调查发现，25—29岁的下岗女性比同龄的男性高4.5个百分点，达7.9%。25—29岁正是女性的生育高峰时期，女性生育与企业利益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更容易成为企业减员或辞退的对象。据陕西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一份下岗女工的调查表明，有些地区和行业的女职工下岗高于女工占职工自然比例的20.74%（陕西冶金业），甚至高达32.3%（宝鸡市）。该调查同时指出，生育（25—35岁生育妇女） 成为女职工下岗的原因之一。如纺织业3578名下岗女工中因怀孕、哺乳下岗的占46%。[16]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计算，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除广东、广西、贵州和西藏外，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失业女性都比男性高，其中黑龙江省女性失业率是17.49%，男性的失业率是1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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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一些被访女性谈到她们的单位仍然在开工生产，但是单位却因为她们要兼顾在家的孩子，将她们动员回了家。NJH在谈起她的下岗时说：“我有两孩子就下岗了。照顾你就让你回家了，看你太累了，别来了，带不动孩子，上不了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上班不能正常，就下岗了。”SSJ是由于生孩子没有上班，而后就下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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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女士说：“单位的效益原来不错。当时单位自己制定的政策是女的生孩子可以休产假5年。当休完产假后，我想回单位上班时，单位富余人员就多了，就往下坎人，就说这块儿也满，那块儿也满。不给你安排，人家就不要你。人说那你回家等着去吧，将来单位给你说法。这样就下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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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性由于对下岗就业政策不了解，在单位领导的劝导、威胁、吓唬甚至欺骗下，签字同意下岗的。SBQ、NYJ、JAH和LSC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单位解除关系的。SBQ在回想自己下岗的经历时，认为自己完全是在领导的劝说下同意下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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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女士说：“领导开始劝我，单位也黄了，没什么靠头了，开两年是两年。说你要不上班，以后单位黄了，你一分钱也没有。实际上咱对政策不托底儿，不可能的事。完了我们就都签了，就是和单位解除合同。写了个失业的辞职书，辞职，怕你到时告他。当时我们单位有280多人，后来一看也没什么靠头了，就都签了，就回家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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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女士是在领导的劝说下同意下岗的，而NYJ认为自己是在领导的威吓之下签的字。那些当时没签字，半年后再签的人，待遇就不一样，她心里很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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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女士说：“我在那单位是生产电机的，不属于亏损的单位。但让你下岗啊，还给你政策。咋说了，要是不同意，以后连1000块钱都挣不着了，以后要是黄了啥也得不着了。那你看咱也害怕，也胆小，就签了。人家当时有没签的，后尾儿签的一年就是3000多，我们签的就是1000多。前后差半年，差好几万啊！也没法儿找，那人当时就是那政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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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Q、NYJ是在单位领导的劝说、威吓下同意下岗的，而LSC则几乎是在被单位领导欺骗的情况下签字和单位解除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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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女士说：“1994年下岗，我们是第一批。从1994年到2000年六年也没去过单位。到2000年的时候单位就通知解除关系。我们那时也不知道解除是啥意思。当时领导说解除对你们有好处，说了那么多的好处啊。什么给你们交养老保险，那时没有医疗保险，完了你自己还能干这干那的，给你5000块钱风险金，又说了许多这么合适，那么合适的……咱说单位给交养老保险，这不挺好的吗，你就回家待着呗，就这样就回来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单位是市里的试点单位，就是要看看在企业里，让职工和单位解除关系的方案可不可行，那5000块钱也不是单位给的，而是市里给的补贴。再后来社会上逐步又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而我们单位从2000年开始就什么也不管了，根本不给我们交养老保险。我们才想起来我们怎么就稀里糊涂让人给整回家了呢？我们去单位找，领导说你们不是在解除协议书上签字了，就生效了。后来我们去妇联、市总工会去找，人说你们就让单位领导给欺骗了，但你们已经过了起诉期，没过的话，他们可以出头打官司。我们又去了许多律师问事处，都说你们这个官司不好打，因为这年头也多了。而且律师告诉我们，打官司要很多钱，我们也出不起呀！这吃饭都成问题呢。最后我们只得放弃了，没办法，只能认了。人那些知道内部消息，没签字没解除关系的，当2005年单位卖给个体后，都返聘回去了，现在人家发展得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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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有的企业为了甩掉包袱，让没有活干的女职工全部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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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Z说：“单位效益不好，不让我们工作了，不是我们不想工作，就相当于下岗了。从八几年我们单位效益就不好，没活了。女人只能做包装的工作，不能做装卸工。女同志要求装卸工也不可以，因为做装卸工很危险。没有包装的活了，就下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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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据被访女性反映，和领导关系的好坏，也成为女性下岗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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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说：“81年到93年，钢厂就稀稀落落上班，放假就回家待着吧。有的头头脑脑就留下，像厂长，和厂长什么关系好的，像我们这样的，恨不得一脚就踹出来，钢厂开30%的工资。回家时两险都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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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就业制度的转型改变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终身制的铁饭碗。就业制度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其经营状况影响了职工的就业状况。调查资料显示，经济效益不好直接造成了被访女性的下岗失业。在就业制度的转型中，绝大多数被访女性经历了从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到没有工作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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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就业中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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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也将经历在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过程。科恩（2000）提出，随着从工业化经济发展到全球化经济，高生产、高消费和稳定就业的时代现在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快速的技术变迁、后福特主义和自由市场政策广泛采用的新时代，一个弹性劳动与经济不稳定、工作不稳定的时代。[18]也就是说，以合理工资、优厚福利与津贴为特征的福特式劳动力市场日益缩小，被以较低薪资和劳动保障为特征的弹性劳动力市场所取代，结果既是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19]的兴起。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说明，全球范围内兴起的非正规就业已日益成为劳动力市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非正规就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这类工作所需要的技术水平较低，可替代性很高，不仅工资水平低，而且缺乏稳定性。这类新的就业形式的出现和普及化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重要原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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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逐渐采取面向全球经济的市场开放政策，经济制度的转型带来就业类型、就业模式的变化，其中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非正规就业[21]的兴起，非正规就业也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转型期的就业现象。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几乎所有的贫困女性都处于这种非正规就业形式。当她们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时，她们自身的人力资本直接影响了她们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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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资本与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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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是市场制度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表现。[22]中国宏观经济制度的变迁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增加。[23]改革带来了混合经济制度、再分配制度和市场制度共同发挥作用，国家分配调节资源和市场分配调节资源并存。实证研究证明，社会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和职业流动模式均发生变化。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增加，政治资本的作用下降。社会成员的年龄、教育程度、政治表现、父亲的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等因素和职业流动模式有关。再分配和市场制度因素与个人因素是影响社会成员在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和职业回报的原因，它们共同导致了收入的不平等。[24]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从政治分层为主向经济分层为主的转型。[25]这一结论被看作是市场逻辑在中国的普遍化和中心化，因此人力资本对于收入获益的一般作用得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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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别与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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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因素是个人特质和个人资源的重要层面，也是影响女性就业状况的个人因素之一。西方就业状况研究发现，性别在劳动组织中担任分层原则的角色，无劳动市场的地方同样如此。[26]中国城市就业状况同样如此。[27]概括而言，性别因素在就业者就业机会、工资收入和就业岗位状况上发挥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女性通常面临比男性更大的就业困难。性别不平等存在于市场制度中。中国城市性别研究显示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较多照顾家庭和抚育子女的责任。她们广泛参与不同职业，但是工资增长幅度低于男性。对广州市劣势妇女的研究表明，劣势妇女的性别因素和年龄因素影响到了她们的职业、收入和需要。她们的职业地位偏低，收入低于男性，健康和衣食住行需要占有重要位置。[28]性别因素影响女性下岗，也影响她们重新参与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的性别因素是测量劳动力市场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有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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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天津妇女联合会1994年对全市12条街、270个居民点、14.4万户家庭进行的逐户调查，发现女工下岗的人员多于男性37个百分点，而再就业的女工低于男性35.8个百分点。这就使得相当多的职业女性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被无情地抛到有报酬的经济生活之外，丧失了就业机会和就业的可能，专职照顾家庭。对6624名下岗女工调查，结果显示32.9%的下岗女工短期内不出来工作，可以说专事家务的女性群体已经形成。[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