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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也将经历在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过程。科恩（2000）提出，随着从工业化经济发展到全球化经济，高生产、高消费和稳定就业的时代现在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快速的技术变迁、后福特主义和自由市场政策广泛采用的新时代，一个弹性劳动与经济不稳定、工作不稳定的时代。[18]也就是说，以合理工资、优厚福利与津贴为特征的福特式劳动力市场日益缩小，被以较低薪资和劳动保障为特征的弹性劳动力市场所取代，结果既是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19]的兴起。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说明，全球范围内兴起的非正规就业已日益成为劳动力市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非正规就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这类工作所需要的技术水平较低，可替代性很高，不仅工资水平低，而且缺乏稳定性。这类新的就业形式的出现和普及化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重要原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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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逐渐采取面向全球经济的市场开放政策，经济制度的转型带来就业类型、就业模式的变化，其中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非正规就业[21]的兴起，非正规就业也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转型期的就业现象。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几乎所有的贫困女性都处于这种非正规就业形式。当她们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时，她们自身的人力资本直接影响了她们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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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资本与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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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是市场制度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表现。[22]中国宏观经济制度的变迁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增加。[23]改革带来了混合经济制度、再分配制度和市场制度共同发挥作用，国家分配调节资源和市场分配调节资源并存。实证研究证明，社会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和职业流动模式均发生变化。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增加，政治资本的作用下降。社会成员的年龄、教育程度、政治表现、父亲的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等因素和职业流动模式有关。再分配和市场制度因素与个人因素是影响社会成员在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和职业回报的原因，它们共同导致了收入的不平等。[24]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从政治分层为主向经济分层为主的转型。[25]这一结论被看作是市场逻辑在中国的普遍化和中心化，因此人力资本对于收入获益的一般作用得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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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别与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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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因素是个人特质和个人资源的重要层面，也是影响女性就业状况的个人因素之一。西方就业状况研究发现，性别在劳动组织中担任分层原则的角色，无劳动市场的地方同样如此。[26]中国城市就业状况同样如此。[27]概括而言，性别因素在就业者就业机会、工资收入和就业岗位状况上发挥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女性通常面临比男性更大的就业困难。性别不平等存在于市场制度中。中国城市性别研究显示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较多照顾家庭和抚育子女的责任。她们广泛参与不同职业，但是工资增长幅度低于男性。对广州市劣势妇女的研究表明，劣势妇女的性别因素和年龄因素影响到了她们的职业、收入和需要。她们的职业地位偏低，收入低于男性，健康和衣食住行需要占有重要位置。[28]性别因素影响女性下岗，也影响她们重新参与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的性别因素是测量劳动力市场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有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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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天津妇女联合会1994年对全市12条街、270个居民点、14.4万户家庭进行的逐户调查，发现女工下岗的人员多于男性37个百分点，而再就业的女工低于男性35.8个百分点。这就使得相当多的职业女性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被无情地抛到有报酬的经济生活之外，丧失了就业机会和就业的可能，专职照顾家庭。对6624名下岗女工调查，结果显示32.9%的下岗女工短期内不出来工作，可以说专事家务的女性群体已经形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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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济南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贫困居民的调查显示，与女性相比，男性城市贫困者有更多的人在工作或有工作：男性贫困者中在工作或有工作者占44.5%，女性贫困者中在工作或有工作者只占39.6%。[30]可见，被排斥在就业群体之外的贫困者中，女性的比例更高。同时由于贫困群体多属于非正规就业者，而女性在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中也多从事的是对技术和体力要求不高，但是要求细心、工作时间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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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现，排在前三位的主要由女性非正规就业者从事的工作有：裁缝、缝纫和皮革、毛皮制品制作人员（78.12%）；餐厅服务人员（74.24%）；社会服务和居民生活服务人员（72.04%）（参见表4-2）。担任社会服务和居民生活服务人员是女性传统性别角色在社会上的延伸。在裁缝、缝纫和皮革、毛皮制品制作人员中，女性从事的是劳动量大、劳动时间长的服装加工和其他辅助性劳动；在餐厅，女性从事的是前台服务或其他辅助性工作。调查分析还发现，无论男性聚集程度较高的职业还是女性聚集程度较高的职业，男性非正规就业者的平均年收入均高于女性非正规就业者（参见表4-3）。可见，非正规就业领域内，仍然存在不同性别在工资或报酬方面的差异性，女性在非正规就业市场中被进一步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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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非正规就业者职业分布的性别差异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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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非正规就业职业中性别差异的平均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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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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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正顺社区的调查中发现，城市贫困女性从事的主要是社会服务和居民生活服务的工作。XJ主要通过妇联找工作，X女士说：“妇联找的工作，合适的就是家政呗。屋里屋外转，做饭、哄孩子或者伺候老人。”笔者组织了两次焦点组访谈，大多数被访女性反映在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时，就她们这个年龄，招聘女性的工作主要就是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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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H（焦点组）说：“女同志活还不多，男的有力气，有技术，咱文化不高，技术不行，干点家政吧。女同志咱还能干什么，在家干家务，出外面也就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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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性别因素在年龄和文化技能的作用下更为明显，它不仅决定了女性再就业职业的选择，而且使女性再就业比男性更难。但相反的现象是，很多贫困家庭的男性滞留在家里，而他们的配偶却在外面打零工。GXY说：“我跟他（丈夫）说，他不听，听我的不就好了嘛。听我的，去打工，挣个300、400的，可300、400的他还不愿意挣，还想挣大钱，你也挣不来大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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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龄与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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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制度排斥的过程中，被访女性开始脱离原来就业的企业，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单纯一个年龄因素就使很多的被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举步维艰。2006年正顺社区用工信息台账显示，在一年中，共有70个用工单位在社区登记招工，招收人员的岗位主要有：服务员、刷碗、营业员、勤杂员、卫生员、护理员、收银员、宣传员、美容师等十几个工种，其中明确招收女性的有37个单位。但在年龄要求方面，服务员要求25岁左右；刷碗要求30岁左右；卫生员要求40岁左右；其余近30个用工单位年龄要求在25—35岁之间。据长春市的调查表明，女性比男性再就业难，35—49岁年龄组的就业率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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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正顺社区的调查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JYZ说：“这岁数谁要啊，我自己就觉着现在岁数这么大了。人家都要求，第一就是年龄，都40多了，搁哪找活干去啊,还能干啥活啊！到哪儿打工，一看这岁数就不要。”HSL认为：“就是搞卫生，咱干别的干不了。年龄大了，也没人愿意用你，不好找工作，人家搞卫生的也要三四十岁的。我们这岁数不干这儿，还能干啥呀！别的人家谁要啊，而且干工作很少有续用的。”LGQ下岗时才37岁，“上市妇联去找活，打扫卫生人家都不要，嫌岁数大”。WYX说：“像我们这岁数别人也不要啊。就是打扫卫生。好单位都要40岁以前的，我们这都是40岁以后的，就不要了。根本就不要，45岁就找不到好活。”ZSM也认为：“40多岁找可心的工作太难。这社会有能耐的还真行，这安分守己的真是不行，你想干人家也不要你，太难……”被访女性对年龄排斥她们就业都表达了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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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说：“女的找工作主要看多少岁数。根据岁数，这年龄大谁也不愿意要，年轻的都不好找呢。你再有能耐，人一提年龄，人就不用。你干啥，现在就是出去一找就是年龄大。人家一听年龄，现在30多岁的人好多呢。像我这岁数试着找呗，有份工作就行，没有自己挺满意的工作，太少，主要是搞卫生、当保姆、干家政。能行就干，现在你要是没熟人根本就不行。这就跟你说实话，没熟人这年龄根本就不行，没人要你。30多岁，40岁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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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目前对于她们所从事的工作都不是很满意，但“你不满意，你这年龄段的找不到别的工作啊！”XZX的话道出了女性的心声。年龄在35—55岁的贫困女性进入完全追求年轻化的劳动力市场困难重重，即使进入了，也多属于临时、间断性就业，每一份工作超过一年时间的很少，而且能被续用的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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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技能与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