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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R下岗后，在正顺社区内开了一家馄饨馆，目前的经营效益很好。在访谈中，H女士说：“因为我属于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有再就业优惠证、下岗证，国家对这一部分人有照顾政策，我开这个店可以免些工商管理和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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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多地被访女性没有享受到国家对下岗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NYJ的丈夫有病，不能干重活，家里有一个上高中的孩子和患偏瘫的父亲。下岗后，她在正顺社区内开了一家营业面积不足10米的砂锅居。由于她的工作单位是大集体，不能办下岗优惠证，所以在小店开始运营的时候，她没有能够享受到国家政策的优惠。2007年国家制定了有关政策，规定大集体企业下岗的人员可以补办优惠证，可优惠证办下来之后，她仍然没有能够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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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女士说：“如果我早就有下岗再就业优惠证的话，就可以免工商税、免卫生税，但当时我没有。由于我的单位性质是大集体，他就不给你办这个下岗优惠证。现在国家有政策办了优惠证，可是我们都已经干了几年了，他就不给那什么。从搁单位下来就是还没享受到待遇呢，你就自己下来干了，人家这一片儿的都认识你，知道你曾经干过这个买卖了，你再拿这个下岗优惠证，就不好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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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女士是由于再就业优惠证办得晚了，所以没有能够享受到优惠。但JAH和LGQ是获得了再就业优惠证后再从事经营活动的，可是她们仍然没有能够享受到国家政策规定的任何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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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女士说：“下岗后我就一直在早市卖菜。咱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也不坑人、也不骗人。我做买卖，我有这个体会。后来为什么干不下去呢，你卖好的，竞争不过次的，老百姓也图便宜，与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和素质有关系。我干了七八年，但是效益好的时候也就两年。竞争也挺激烈，就是吃点儿苦。在头道街进菜、卖肉。在呼兰抓猪，去抓猪的时候都在半夜。那时候肉联不批咱，那时候猪都快荒了，不杀猪了，没人送，人家都自己宰。再肉联这费用、那费用的。呼兰也有地方保护政策的，家家都整猪厂，和防疫部门也整的挺好的，只要你不整豆肉，政策宽，我们都去那儿。到2003年，一是费用，我有失业优惠证，但是这有保护主义，给你免税了，他收入不就少了吗。我们这好几个都有证。早先我们的地方挺好的，后来要专门给我们整个街。就是说如果你们不纳税，就去个专门的地方。我们没人去，也就没实行，你说我也不能一个人去呀，实际上就是不想给咱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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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Q和亲戚合伙开了家拉面馆，本以为自己有下岗优惠证，可以享受国家给予的一些优惠待遇。但由于拉面馆面积太小，不符合国家的规定，所以也没能享受到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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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女士说：“优惠证写的倒挺好，可到用的时候，说我这个饭店是联体的房子，不够米数，不给办正式的卫生许可证。环保过不去，这是第一关。我们愿意办，等以后人来检查，也不为难，也不用多说那些话了。但人不给你办，还一样照交钱。你没有正式的卫生许可证，就办不了正式的工商照。工商来了只能办临时证，没有工商你就没有税务照。一环一环的，环保过不去，就没有优惠，手里的优惠证等于白费。有，根本没用。你说跟谁讲理去。个人所得税、工商管理税都得交。你说我们想办个大一点儿的店面，那也得有本钱啊。凡是有点权的，都来找你要钱，而且也没有什么章法可言，甚至收完钱，连个票据也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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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那些不给票据的钱到哪里去了。但是如果不给，如果怠慢了这些有权力的人，那今后的生意就会遇到麻烦了。政府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经营活动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但政策在实际的执行中，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景。对于每个故事的制度背景，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不完善的地方，但任何制度都是要人来执行和操作的。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制度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立意很好的制度一到实际的运作中就走样变形，甚至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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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转型前，国有、集体企业执行国家计划将城市女性通过行政性分配方式整合到了社会中。但随着经济制度的转型，这种社会保护性色彩浓厚的就业方式被竞争性市场所取代。城市的经济改革使企业从不讲经济效益转变为在市场中讲求经济效益，企业的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职工的就业状况。与此同时，就业终身制被改革，企业可以解聘员工，或者在企业内部让职工下岗。劳动力市场的变迁影响了社会的就业、失业、低收入比例，变化了的就业制度排斥了城市贫困女性。使妇女在就业机会、工资收入、职业地位、就业稳定性和职业福利待遇上处于劣势，部分女工被边缘化。[36]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被访的城市贫困女性大都经历了从稳定、有保障的工作被社会排斥到没有工作或不稳定无保障工作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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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工作的城市贫困女性从依赖国家就业到被迫去劳动力市场自谋工作。经济制度转型后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政府对这个市场的介入表现为原单位安排就业、再就业中心安排就业、劳动力市场就业等形式。在调查中笔者发现，绝大多数贫困女性的再就业是通过人际关系实现的。她们的求职经历说明，她们在求职的过程中被相对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排斥了。由于贫困女性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本、物资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受到排斥，或者被排斥到就业队伍之外，或者虽然就业却不得不接受非常低的薪资水平，处于非正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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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使得原有体制之外出现一个灰色空间，非正规就业就在此空间产生并发展起来。现在，我国城市劳动人口中超过40%的人是非正规就业。[37]以个体私营和自我雇用的家庭部门就业，以非正式用工、临时工、小时工的灵活性就业形式，和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障、缺乏劳动管理和劳动监察的非规范化就业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劳动力分工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影响，使女性集中于某些特定的行业和职业，形成所谓“女性行业”、“女性岗位”，如家庭雇用的家政服务和护理服务，几乎90%都是女性。这种看似符合生理特征的分工，往往把女性推向就业市场中层次更低、更边缘化的位置，使女性在获得公共资源方面处于更加弱势的处境。而且各种非正规就业往往缺乏规范化的就业管理，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保护水平低，从中就业的贫困女性基本被排除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医疗保险等社会保护体系外，由于女性有更大的概率参与非正规就业，意味着女性更容易进入缺乏社会保护的低端市场。城市贫困女性由于基本生存需要都难以满足，缺少对自身权益维护的诉求，使她们面临着更加不利的发展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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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被访的贫困女性都有过在劳动力市场中受雇或自雇的再就业经历。众所周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即配置劳动力资源。但是劳动力的市场交换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而是充满着各种社会因素，即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受到社会现实的限定。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雏形已基本形成，并初步发挥出对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它仍处于发育的初级形态，各种社会因素，特别是权力的介入，使本来保护城市贫困女性的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规则和实践运作之间的巨大鸿沟，即失控的制度运作。这使城市贫困女性在就业中遭遇到了就业机会、性别、收入、资源占有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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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何制造不平等：一个北方城市贫困女性社会排斥的制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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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家庭：分工制度与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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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存在的。人类社会是由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的存在方式而决定的。我们将这种处于社会最基本地位的家庭的存在方式称之为家庭制度（Family Institution）。[38]与西方价值观不同，中国社会注重其成员本身的自立自足，家庭为其成员提供了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在社会制度中，家庭是最自然的制度安排形式，在人与人之间为取得资源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社会里，它是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是人们接触并且反作用于社会规范、价值观念、权力和特权的主要场所，它和国家、市场、社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满足家庭成员需要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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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1959，原版1884）指出，家庭是社会不平等的最终根源，因为家庭扮演协助权力、财富以及特权移转的角色。冲突理论学者认为家庭反映的是整个社会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39]本研究从家庭分工制度的角度，探讨城市贫困女性在被市场就业制度所排斥的前提下，家庭分工制度是加强了还是减少了她们所遭遇到的社会排斥和不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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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转型前的家庭分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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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政府的政策特别强调妇女解放，否定家庭保障和家务劳动的作用，鼓励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会劳动，目的是逐步实现生活集体化，家务劳动社会化。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批家庭妇女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就业。国家强调妇女解放，吸引广大妇女参加社会性生产劳动是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条件。从理论上说，妇女走出家庭为家务的社会化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我国长时期实施低工资、高就业、高福利战略，家庭收入还是难以支撑家务劳动社会化所需费用。人们还不得不靠自己费时费力的家务劳动来省钱过日子。这一时期，虽然已出现电冰箱、洗衣机，但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很少。家务劳动挤占了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在城市中，职工们把星期日称为是“家务劳动日”。这一天，用来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男职工长达六七个小时，女职工则要长达八九个小时。家务劳动增加和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作领域直接相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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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制度转型前，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单位全面保障的形式。为鼓励妇女就业，各单位、街道还普遍建立了哺乳室、托儿所和幼儿园，为上班的母亲们提供方便。[41]有的单位、企业还办了自己的小学甚至中学。所以尽管在下岗失业前，女性的家务劳动的负担仍然比较重，但是家庭成员的照顾，特别是孩子的抚养照顾、教育问题相对来说负担比较轻，特别是几乎没有经济上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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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的访谈中，很多女性都谈起了在单位工作时自己的孩子上单位托儿所的事情。LGH的女儿、SL的女儿、LDQ的一对双胞胎都是在单位托儿所长大的，当时单位托儿所免费给职工照顾孩子，不收取费用。WJ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她很庆幸孩子小的时候没有下岗，否则两个孩子她根本养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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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女士说：“我这两个孩子就去单位托儿所，你去就去，你不去就给你报销托儿费。有的时候孩子在我妈那儿，我就到公社，到哪儿开个证明，然后单位就给报销。在单位那时确实是好，在单位时，什么后顾之忧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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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转型前我国实行的是全民就业的政策，由于被访的贫困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都是通过她们父母的单位或者学校的安排参加了工作，她们的父母没有遇到失业的问题，所以被访女性的父母、家庭成员也基本上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退休后也都有一份退休金，虽然工资不高，但能维持基本生活，而且当时医疗费用也可以报销。总之，在经济制度转型前，被访女性的家庭照顾的责任相对也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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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转型后的家庭分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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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后，家庭生活成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尺度。[42]孩子教育与家务劳动越来越成为一项与工作互相影响、互争时间的矛盾对立面。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会同全国总工会就当时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组织一次大型调查。这份调查中呈现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动态是工人们考虑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多了。许多家长开始担心子女的就业和教育问题。此前没有哪个时期如这一时期这样人们希望能够抓紧工作，拓展业务，以获得更好更大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不少家庭开始作出家庭内部分工上的调整，妇女开始更多的承担起子女教育的重任。这一时期，双职工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1982年的调查显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已婚夫妻中，近99%是双职工；同时夫妻职业相同的占38.7%。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仍然很低。在这种低收入、高就业的状况下，中国人民完成了一次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的重构。[43]如果妇女也希望能在业务上、在工作上有所成就，那就需要超负荷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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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对近2000个有家庭的职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当问及“您在业余时间里做什么感到厌倦和烦恼”时，90%以上的人回答是“家务劳动”。许多人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投身于工作，却苦于家务劳动的繁重。“如果衣、食、住不用操心，我愿为‘四化’干上12小时”。[44]1982年，费孝通先生在昆明民盟的同志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当被问及干扰他们业务工作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时，40%以上的调查者提出家务负担过重。这些中年知识分子家庭，大多上有老下有小，挤在小小的房间里，上班前下班后，烧饭、洗衣、搞卫生，忙个不停。[45]女性还要再加一项，看着孩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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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类型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从三代同堂的扩大式家庭变为夫妻孩子为主的核心家庭。[46]核心家庭又分为传统的核心家庭（Traditional Nuclear Family）和一般的核心家庭。一般而言，在传统的核心家庭中，妻子照顾孩子和打理家务，丈夫因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而有权威。[47]帕乃尔和托古所使用中国人口统计资料，分析了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中国家庭规模和生育率变化，发现中国家庭规模在缩小，家庭的互相照顾功能受到了挑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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