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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的中国社会转型，涉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根本性转变。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这个转变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根本的。因为这意味着过去那种政治、经济、社会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的解体[110]，政治、经济和社会相对分离、相对独立的社会体制开始形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力度在弱化，范围在减小，致使部分资源游离出国家垄断而成为“自由流动的资源”，随之“自由活动空间”不断扩张，社会力量以及利益主体发育逐渐成形，城市资源的供给机制以及生存能力受到影响。这种相对独立而有活力的社会生活体制的建立，是新社会结构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现代经济发展与富有活力的基层社区组织的存在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在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的基层社会生活框架的建立，是整个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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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日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做好社区服务工作，不仅能够满足社区居民不断增多的需求，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扩大就业，而且对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尽管从1985年开始，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社会空间及市民观念仍然受单位制度的影响，社会依然被单位分割着，各自为政、各管其事，呈现出社区碎片化格局。有限的社区服务是女性弱势和受排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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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资料显示，社区就业支持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城市贫困女性的需要，由于社区为贫困女性提供的就业范围——家政服务和护理服务等“女性行业”。决定了她们的工作处于非正规就业金字塔的底端，市场价值偏低，社会地位将得不到提升。非正规就业本身是一种次级劳动力市场，女性参与非正规就业很大程度上是女性被市场淘汰的一种表现，而且各种非正规就业往往缺乏规范化的就业管理。这使她们的工作不仅收入低，而且缺乏劳动稳定性、必要的医疗保障，这增加了她们陷入贫困的风险。另一方面，女性长期从事辅助性、琐碎的、低技术含量的“女性职业”，使女性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受到限制，导致女性最终只能从事这些工作。这样的恶性循环显然会强化人们对性别社会分工的认知，男女两性的差异被无限地扩大，女性从传统角色中的解放变得更加困难。此外，社区家庭支持服务的缺乏，使贫困女性因承担了过多的家务劳动和成员照顾的责任而被困在家中，没有时间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排斥了贫困女性的就业，也间接排斥了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和权利。社区救助服务不仅没能满足城市贫困女性的需要，而且在救助服务中由于权力的作用，使政策的制定和实践存在着脱节，使城市贫困女性在获取社会机会及社会权利要求等方面遭遇了不平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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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何制造不平等：一个北方城市贫困女性社会排斥的制度分析 [1] Y.Bian,“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2,pp.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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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hou Xueguang,“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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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ian Y.,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lb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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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Ikels,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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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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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敬琏：《20年来改革理论的发展》，载涂益杰、张福祥、张仲宏主编《中国市场经济论纲》，中国物资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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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32—4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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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ian Yanjie and John R.Logan,“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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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Z.Ferge and S.M.Miller,ed.,Dynamics of deprivation ,H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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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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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务院：《国有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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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涂益杰、张福祥、张仲宏：《中国市场经济论纲》，中国物资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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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ian Yanjie and John R.Logan,“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1996,pp.739-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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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03年及以前年度市区为七区口径，市辖县（市）为十二县（市）口径；2003年及以后年度市区为八区口径，市辖县（市）为十一县（市）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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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哈尔滨统计信息网（http://www.stats-hlheb.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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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宛丽：《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第205—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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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城乡就业问题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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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任远、彭希哲：《2006：中国非正规就业发展报告》，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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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非正规就业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目前仍然存在较多的争论。非正规就业无论是以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形式，还是以正规部门中灵活就业的形式存在，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无疑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普遍存在。由于发达国家通常并不使用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并且非正规就业概念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当今非正规就业的概念主要是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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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吕建德：《全球化与不平等》，载郑功成、郑宇硕主编《全球化下的劳工与社会保障》，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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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国的非正规就业主要指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中的，有别于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它包括非正规部门里的各种就业门类；正规部门里的非正式就业，包括短期临时性就业；正规部门中不规范的用工等。引自任远、彭希哲主编《2006：中国非正规就业发展报告》，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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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N.Gilbert,H.Specht and P.Terrel,Dimensions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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