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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女士说：“像我们这种情况的早就办下来低保了。我不出门，我家他（丈夫）也不清楚。社区主任让开证明，否则不能办低保。你现在不看病的话，大夫不会给你开证明，去做一系列的检查还得花挺多钱呢！以前看病的东西，太久了，没留都扔了。我那时候做检查就花了不少钱，要是再重新检查还得花不少钱，我就不想去开了。我怕我要是花一两千块钱开了证明，它要再办不了低保，那我不就白花钱了吗？我跟社区主任说，她说必须有证明。我和我丈夫一商量，就说开证明太贵得花不少钱，再做全面检查，这脑袋一进去就得做那些光照什么的，做一个就两千多挺贵的，做完了再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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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案例也并不只是S女士一人。GXY两年前也曾经申请过低保，但由于没有病例证明，条件不够也没有能够申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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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女士说：“我和那委主任都说多少回了。我俩都下岗，你说打工吧，没有那么合适的。有合适的，人家要你不要你的，挣得也不多，孩子还上学。头两年我也申请过，但委主任说你这条件不够，又说你能干、能自立的，又咋的。咱也不好意思，再干啥去啊，就这么回事。那时候有病，咱也不舍得上医院查去啊，去住院去啊。那时候我要是早去啊，要是有病历，可能早就办了呢。这病情发作了，一下大劲儿了，我才去看的嘛。这下可倒好，花的钱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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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申请对象开证明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申请对象真的有病，情况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条件，避免最低生活保障资源的浪费。这一规则无可厚非，但是开出来的证明就真的能证明有病吗？笔者在调查中，据被访女性反映“那不就是从公安医院开的证明，公安医院只要有人，就能开出来，然后拿到社区就办了。开证明，这都是糊弄傻子。”社区主任似乎在按规则办事，但实际情况是不是比规则更为重要。难道就因为贫困，没钱看病开证明，就不应该享受到国家的救助政策吗？就应该被这项本来就是救助贫困的政策排斥了吗？这不禁使笔者对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程序的公平性产生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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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社区基层中出现的这些情况，说明基层在执行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时“打了折”，可能存在着权钱交易的违法违纪情况。笔者在调查中也多次听到这样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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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Y说：“人家有的条件可好了，小两口儿带着一个孩子，两人都在外头打工还领低保呢！他们就说人家给主任送礼，我也没钱送礼，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就听人家那么说。我们单元就有，人家两口子跟我家媳妇儿岁数似的都上班，小姑娘今年上小学，人家领着孩子也是像他俩似的没有正式工作，但有低保。人家那是她哥在区政府，不知道人家咋办下来的。有时候我就寻思上社区咬去，那些都能给咬下来。后来一寻思谁办个低保也都不容易。你说那我上社区不行的话，那我往上头去找，可不可以？你看人家享受着低保，还天天拎着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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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女士没有申请过低保，只是听说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得有权、有人，还得用钱疏通关系。而WL则是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而没有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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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女士说：“我们社区有能耐的就给你低保，没能耐的就不给你。有一个女的开服装店，老头儿在外打工，都有劳保，还吃低保。两人都能干活，就是和社区主任关系好。她就甩礼，不甩礼给主任不能给她，就是整明白了。国家是国家的规定，但是社区和社区、主任和主任还不一样。说是丧失劳动能力，那他怎么还能干活、抹灰呢？政策是政策，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内部的事。我家邻居让我到她那儿去磨，说磨就给你了。我才不扯她，要个三头二百的，咱买点啥还得躲着藏着的。有钱能吃上低保，没钱的你就得往后靠。有时社区办的事一点儿都不讲理。不该给的给了，该给的不给。我家邻居2001年花了二百多元钱给主任买了踏花被办下了低保。咱生啥气，生这气，同样的人咱应该同样对待。同样的情况，我们都是一个社区的，尤其是都好几十年了，谁不了解谁呀，都是这样的家庭应该同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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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这些现象可以看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透明度、申请程序、使用程序以及监督程序等制度上依然存在漏洞，基层社区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正如W女士所说：“国家是国家的规定，但是社区和社区、主任和主任还不一样。政策是政策，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内部的事。”W女士的话一针见血的点明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如何制造出社会不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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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Y和WL所反映的情况是不是仅仅是由于自己没能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而对社区主任的不公平的评说呢？因为哈尔滨市在2007年年末的时候，刚刚进行过居委会主任的选举。如果社区内的大部分居民对社区居委会主任的工作都不认可的话，那社区居委会主任们基本上不会当选，更别提连任了。据笔者了解她们所反映的正顺社区的主任们都是上一届就在这儿工作。于是笔者问起了居委会主任选举的事情。GJ说：“票发了，但是楼长帮我们选的，我们没去。”从DLY那里笔者了解到了正顺社区选举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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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女士说：“选举，人家不用你写。我家三张选票，他们主任一圈就完事了，那玩意都定型的事了。比如说八个里面要六个，这六个都已经定型的了，选不选都已经……就是划圈。票给你了，到那天，你必须得去参加。你就像我们低保户你得去，平常的人家连去都不去，谁理你呀！说句不好听的，像我们这样的都是没办法。你不去人家胳肌你一下，我们就得去。我们都拿着票，人问几个人，说三个人。几号楼的，说13号楼的。人家就说签上字吧，就签上字了。完了就说选啥呀？去年就问问，说选谁呀，人家说你不用写了，拿过来我给你写吧！他给你写上了，就是签好的了。发给咱的就写我的名字，写我多大岁数，基本情况。还有一张选举票在底下，我们家三口三张，交给我这三张吧，咱签上字，还有三张他签完的了。就是走个形式，放到选举的那个小箱子里就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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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D女士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本来是用来监督和制约社区主任权力的选举制度，也几乎达不到什么实效。而且在选举中还存在着选票不能保证发放到每个居民手中以及社区主任拉选票的情况。据W女士说：“我们社区那儿没有选举权，没人给你票，让你投票啊。再说民选也没用。委主任上你家说，选我、选我，以后有啥事咱好照顾。民选不民选没用。”因此，要真正解决基层群众反映的问题，使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特殊作用能得到有效发挥，真正让有困难的群体享受到国家政策的阳光，不致成为基层权力寻租的又一工具，不致成为“富人”的又一盘菜，就必须要在制度的制定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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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对于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上，加大媒体的监督力度和公开性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作为社会融合的来源，根据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提供的福利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依赖呢？这是令人疑惑的。众所周知，社会救助的覆盖率显然低于100%。覆盖率之所以没有达到100%，部分原因在于信息不全，或者申请救助需要耗费时间成本，或者与受救助者感到羞耻的心理相关。人们不希望被他人认出自己是受救助者，在此意义上，救助机制是排斥性的。也有一些人担心，政府提出的再就业新措施将责难那些仍然享受救助的人，使他们感到被国家所排斥”[109]。在正顺社区的调查中，笔者也发现了与之相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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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使有些贫困女性没能享受到这一待遇。LSC，离婚，单身一人生活。失业后一直在打短工，自2008年6月以来一直腰腿痛，站立时间超过10分钟就不行，所以目前没有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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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女士说：“低保这块儿咱都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给低保。我不懂，我就是申请低保，然后我再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不可以。按我现在的情况，它能给我多少钱啊，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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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L女士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作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执行者的社区居委会对辖区内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宣传力度明显不够，同时对辖区内的贫困对象状况的掌握也并不及时和准确，这折射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中行政管理的漏洞。由于缺乏和不重视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法则的宣传以及行政执行程序中的制度规范，使得一些贫困女性由于不了解政策而没能够及时地得到救助，这是制度设计中的一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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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些贫困女性没有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是与她羞耻的心理有关。KYW是这样解释自己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原因的，K女士说：“拉倒吧，找谁去，整下来都让人笑话，我姑娘讲话了，都让人笑话。”ZL，丧偶，独自抚养上高中的儿子。目前患心脏病不能干重活，每月仅得到100元钱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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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女士说：“我还没想靠低保生活，没往这儿想。你说你要人家点儿低保，你家要是买点啥东西，人家就都监视你。你说谁家不买点儿东西，邻居之间也是这样式的。我一点儿都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平时还得和人家关系整好，钱也不好拿，你周围有80个人都在瞅着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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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支持服务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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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在贫困女性的心目中，社区居民委员会不是给她们提供家庭支持服务的，而是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其他生活补助的。事实上，政府给贫困家庭的日常补助、过节时给贫困家庭的节日补助，以及其他实物的发放大多数是通过居委会发到居民手中的。因此，被谈女性所提到的居委会的帮助只是发了困难补助。LYC说：“今年过年社区给补贴了，一个人50块钱，一家给150。除了这个钱外就没有什么了，过节的时候社区也基本上没搞什么活动。”CYR说：“去年过年给了10斤大米；给两个卡，一个卡100块钱；户主给100，然后一口人给50块钱，我家就是按三口人算的，其余社区也没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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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有的被访女性对社区居委会主任的为人和工作给予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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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说：“总的来说我们社区挺好，但别的社区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社区的这些委主任真不错。有啥事啥的，想着你跑前跑后的。有时都下班了，都来告诉啥的，生怕把你家落下啥的。你看那新来的主任挨家走访低保户，挨家走、挨家看、挨家问，真不错。谁家有什么困难什么的，真挺不错的。谁家有啥事，她都可惦记了。我们社区的这帮人很累，社区大，难管，而且社区特困的特别多。有残疾，困难的特别多，所以啥事都靠她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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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多的贫困女性认为社区居委会主任对她们的帮助仅仅停留在关心的层面上，而实质上的家庭支持服务是缺乏的。TLL说：“社区主任有什么事情问寒问暖的，但是具体的有什么困难的，我们自己解决。”正是由于家庭支持服务的缺乏，使许多城市贫困女性被困在家中，没有时间就业，这不仅排斥了贫困女性的就业，也间接地排斥了她们参与社会生活。LY，今年刚刚35岁，身体健康，她有着强烈的工作愿望，但繁重的家庭负担使她没办法出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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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女士说：“我现在唯一难的就是我也想出去找份儿工作，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对于老人来说，我真的放不下。那你说孩子上学没个人经管，毕竟是个女孩，不像男孩还差一些。你女孩没人经管不行，再说了这老太太（老婆婆）82了。她走道本身也不灵活，也慢，你看刚才她上厕所，我搀她搀了一半儿，她本身走道也不行，寻思万一滑摔了，出事了还不好。你也不敢让她去整炉子，整啥的，一般不用她做，你万一给她磕着、碰着、烫了的也不行。他们都说给你找活儿，可最起码你能脱开身啊。现在要是有人能帮我带孩子、帮我辅导孩子学习，我就可以去干活儿了。问题是现在的看护班吧，没有太好的。跟前的看护班也是骗人的，我家孩子有不少同学都在那儿，我也听他们说过，根本就不负责任。你孩子听不听、看不看，他都不管，就是你去了把不会题的答案告诉你，抄完了就可以了。你再回来问孩子这道题的过程是怎么出来的，她都不知道，她根本就不懂。我说既然这样去不去都没有意义，那样的话，我回去把题都做完了让孩子回去抄呢，那有什么意思。既然那样还不如我在家呢，然后我还省了花着那钱，后来我寻思我就在家看着吧，所以我就只能在家待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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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社区家庭支持服务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城市贫困女性从日常烦琐、无止境的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照顾中解放出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以及社区和社会的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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