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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明清艳情小说中大量涉及性描写的资料的运用，虽然一直是个敏感的问题，然而在本书中，却无异于“化腐朽为神奇”。因为本书运用这些资料，旨在为中国古代性学提供例证，并无其他目的。关于明清艳情小说中涉及大量性描写的资料的价值，已有不少学者发表了他们的真知灼见。如李零教授认为：“我们应当承认，即使是后一类作品（指淫秽小说），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语言史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性学的研究，也仍然是一种重要史料。”（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译者前言》）陈庆浩博士也说：“中国政治史甚发达而社会生活史料较欠缺，明清小说是了解当时社会的重要材料。艳情小说除了提供当时一般社会生活史料外，又特别反映了当时的性风俗、性心理等，为后人研究此一时期的性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见《思无邪汇宝·丛书总序》）当然，本书在运用上述资料时，也不是不加分析地拿来就用，而是对其中荒谬的地方随文进行点评，以免误导读者。同时，对于其中过于赤裸而又毫无价值的描写，也作了适当的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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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容全面。本书共分12章，涵盖了古代性学和现代性学几乎所有的方面。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中，有的章节几乎完全是中国古代性学的内容，如关于性交禁忌和房中功夫的论述，因为它们是中国古代性学所特有的；有的章节则以现代性学的内容为主，如关于手淫和男性性高潮的论述，因为中国古代性学对这些内容关注不多，而现代性学则对之较为重视；当然绝大部分章节是以中国古代性学的内容为主，辅以国外及现代性学的内容。因此，本书既是中国古代性学全貌的完整展现，又是一部囊括古今中外几乎所有性学主题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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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观点新颖。因为本书采用古今中外相关性学主题横向比较的独特方法来写作，因此常常可以发现以往学者未曾留意的性学现象，得出以往学者未曾总结的新的结论。如在对男性同性恋的论述中，作者发现中国古代性学关于男性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和性心理的描述极其丰富，其广度和深度甚至超过现代性学的研究成果；如在关于女性生殖器结构的论述中，作者发现最晚在明代，中国古代性学家就已经发现了阴道中存在类似G点和A点的部位，称之为“花心”或“牝屋”，这比现代性学家的发现要早好几百年；如在中国古代性学关于肛交的论述中，作者发现被肛交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可能达到性高潮，这无疑应引起现代性学研究的重视……此外，在关于早泄、春药、房中术、阴阳双修等的论述中，作者都提出了诸多不同于以往学者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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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图丰富、恰当。明清时期，社会上曾流行一些描绘性行为的绘画，它们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春宫画，一类是艳情小说的插图。这些绘画，大多绘工精细，神态逼真，若能把它们配入书中的适当位置，当能为本书增色不少。然而，这些绘画又大多直接描摹男女生殖器的形状及性交时的姿态神情，并不适合在出版物上公开展示。因此，本书在配图时，尽量选择那些质量上乘、不直接描摹生殖器形状且又有一定情节内容的绘画，把它们配入本书中的适当位置，使其与书中的内容相得益彰。另外，在清代的《点石斋画报》中，也有不少反映当时社会性风俗、性状况的绘画，它们也是本书配图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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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以上的种种努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内容丰富、观点可信、引人入胜的全新的性学著作，它在予读者以正确的性观念的同时，对丰富人们的性知识和性生活亦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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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古代性学亦存在不少缺陷，甚至还有不少的糟粕，诸如采阴补阳或采阳补阴的房中术，鼓吹通过损害对方来补益自身，是必须予以抛弃的；还有如御女多多益善的观念，它植根于中国古代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与当今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明显不合；再有如惜精如金的观念，它只适合于那些从事养生修炼之士，把它推广到社会大众，容易造成人们对性交泄精的恐惧，不利于人们正常的性享受。此外，如要求新婚妻子必须是处女、反对寡妇再嫁、要求老年人禁欲等观念，也明显不适合于我们的时代。对于此类问题，读者只要读完本书，自然会形成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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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虽然一夜情、婚外情屡见不鲜，地下色情场所充斥，黄色视频资料唾手可得，然而，公开地谈论性事，仍会予人以“不正经”之感。尤其是一个学者，把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出版相关的专著，更会让人“另眼相看”。这种能做而不能说的态度，反映的其实是某些人内心的脆弱和虚伪。然而，作者自信本书中的内容，对于解答人们心中的疑惑，增进生活的幸福；对于揭示中国古代性学的本来面目，弘扬中华传统智慧，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己之荣辱得失，自当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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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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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增补版） 第一章 性与中国古代的婚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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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传》）又说：“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传下》）认为男女和男女构精在社会秩序的形成中处于基础性的位置：先有天地，再有男女两性；有了男女两性，就有了男女两性的交媾；有了男女两性的交媾，就有了父子关系；有了父子关系，才有君臣关系；有了君臣关系，才有了社会的秩序和规范包括婚姻家庭制度等。因此，男女交媾产生于婚姻家庭制度前，之后却受到婚姻家庭制度的制约。具体考察中国古代社会中性与婚姻家庭的关系，可以发现它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一夫多妻的家庭制度，二是重视女子的贞节，三是建立在重男轻女观念基础上的生育理论。本章将着重围绕上述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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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增补版） 一、性与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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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长期实行一夫多妻制。所谓一夫多妻制，指一个男子可以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女子为妻妾的制度。因此，所谓的“多妻”，指的是多妻妾，而不是多妻子，因为妻子只能有一个（极少数“两头大”即两个地位平等的妻子的情况除外），而妾的数目则不限。不过，严格说来，一夫多妻制在我国古代社会并不是一种广泛实行的社会制度，因为除了天子贵族及官僚富豪，绝大多数民众过的仍是一夫一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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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夫多妻制使一个男子与多位女子在一起生活，这就使他们之间的性关系与一夫一妻制相比呈现出更为丰富、复杂的特色。首先，一夫多妻制中的男子显得更为强势，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仿佛众星拱月，因此，在性生活中，如何顺从、取悦男子，就成了女子的重要职责。其次，男子为了使家庭和睦，必须尽量满足妻妾们的性要求，这就迫使他要更多地了解女性的性心理与性生理。第三，拥有数量众多的妻妾，意味着这些男子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性生活，而性生活时屡屡泄精无疑会给男子的健康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如何既满足妻妾们的性欲，又不影响自身健康，就成了男子必须解决的问题。第四，数量众多的妻妾使男子有了更多的性实践的机会，他可以在与不同女子的性交中了解不同女子的“性趣”和特点，从而获得丰富的性知识，总结出丰富的性经验。正是一夫多妻制在性方面的上述诸多特点，使中国古代性学比实施一夫一妻制的西方社会的性学在某些方面内容更丰富，论述更透彻，因而也更具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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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毕竟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性学，我们必须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尤其是对其中属于一夫多妻制社会特有的内容，诸如多交不泄、御女多多益善等，必须视为糟粕并予以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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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增补版） [:170317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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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夫多妻：古代中国男人的追求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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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一夫多妻制首先在帝王身上实行。因为帝王拥有无上的权力，“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加上封建社会实行家天下，以一姓统治万姓，这就使帝王有了妻妾成群的条件和需求。据《礼记·婚仪》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子内和而家理。”据此，则古代天子的妻妾为一百二十一人。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把六国君主的后宫女子全部集中到咸阳，加上其原有的宫中嫔妃，致使后宫女子达万余人：“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一，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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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秦始皇时的妻妾众多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但它仍反映出了帝王妻妾不断增多的历史趋势。如到汉朝时，帝王妻妾的数量就明显要多于先秦时期。据《汉书·外戚传》，西汉时期后宫的数目为：“夫人三人，美人九人，良人二十七人，八子八十一人，七子二百四十三人，长史七百二十九人，少使二千一百八十七人。”这里的“良人”、“八子”、“七子”、“少使”等都是对不同等级的嫔妃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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