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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树林里拾柴火，着急，去村边的厕所，站起来系腰带时，发现小矮墙头那一边站着个男的，吓死人了，以后再也没敢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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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调查对象红，则有过被人猥亵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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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小学，6岁，上学时经过村西的小树林，本家的一个叔叔，有十八九岁的样子，正在树林里逮知了（即蝉），他拦住我说，我给你逮几个知了吧！我就等他逮知了。他说树高够不着，他抱着我，把我举高，我一伸手就能逮住知了。他就把我抱起来，但并没有举高，我还感觉他好像很用劲地用一个东西朝我下身顶。我够不着知了，就闹着要下来，他就放下我了。下来时，我看到他手里攥着一个红红的东西。那时候我太小，不知他那是什么，过了许多年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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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曾先后发生过几次这种事，目前后村养猪的人家大为减少，发生露阴和窥阴现象的机会随之减少，除了强奸，其他类型的性侵犯事件已经很少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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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几率，只要存在一定数量的人群，就应当有一些性倾向异常的人存在。后村的女人里也有几位女同性恋者（自己认同女性，喜欢女性）或女易性者（自己认同男性，喜欢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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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很T（女同性恋中的男角）很“锃”（方言，指有勇无谋、行动冒失的愣头青）的萍，萍的情形兼具同性恋和易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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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姓王，在村里算是大户。她生于70年代中期，在家里排行老三，从小就是那种很中性的女孩，短短的头发，身材矮胖，皮肤黑，性格偏执。小学五年级时，她到邻村读小学，认识了班主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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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那时三十来岁，性格爽快，身材高挑，教了萍两年。在萍到乡政府驻地读初中时，琪被借调到乡政府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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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开始收到萍的信。每封信都不称呼“老师”，而是称呼她“姐姐”，字里行间是思念、想念。琪读信时面目尴尬，她的同事们就抢过信，大声念，内容多是：“姐姐，我想你啊。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在乡政府前面摆个小摊卖东西，这样可以天天看到你。”“今天晚上我又一次骑着自行车来到你家附近徘徊，我多么希望你能恰好出门，能让我看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声音……”“每天放了学，同学们都飞奔回家，只有我孤独地在路上，我骑车总是很慢很慢，多么希望你也下班回家，我们可以同路一会儿……”在同事的爆笑中，琪只好红着脸解释这是个女学生写的。琪不断地收到这些信，以致她不得不到学校，找到萍的班主任，委婉劝说萍“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琪也曾很纳闷地问萍：“你想见我，都到我家门口了，为什么不进去？”萍低着头不说话。而让琪最不舒服、最不理解的是，每次站在琪面前，萍就站不稳，身体总是无意识地扭来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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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把困惑讲给几个人听，这些人当笑话说给许多人。萍渐渐减少了对琪的纠缠。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上初二时，学校来了个女实习老师，虽然长得很丑，但歌唱得好。那时候快开亚运会了，大家一起唱《亚洲雄风》，学校里还要举行歌咏比赛。萍也喜欢唱歌，她学得最快。那时候，她下了课常和这位老师一起练习唱歌，也教同学们唱。不久，女实习老师任务结束回校，萍失落了很长时间，还给女老师写了许多信，但一封也没有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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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在初三那年辍学回村。19岁时嫁到离村很远的外乡。但同年，她把后村的另一个和她关系不错的女孩，介绍到了那个村，两人在那个村里做起了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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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村里人讲，她们两人关系一直非常好。两人的老公外出打工时，萍就下地干两家的活，而那个女伴，就在家洗衣做饭照顾两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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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丈夫和这位女伴在身边，萍不会干家务活，至今不会蒸馒头，不会纳鞋底，而这些是农村女人必须学会的基本技能。她丈夫曾经到后村对丈母娘抱怨：“平时也不知道她把换下来的脏衣服藏到哪里，我一洗衣服，她就抱出一大堆来让我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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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们用“锃”来形容萍。因为，萍有力气，有胆量，大大咧咧，她现在时常开着拖拉机，拉着一满车石油气罐，像男人一样到周边的村里吆喝换气做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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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女同性恋者——孤独“楞怪”（方言，指又大又笨的大块头）的春。春姓周，周家的女孩在村里表现平常，不受重视，但她却吸引了全村人的关注——因为春大概是后村有史以来长得最高的女人了，据说她身高1米8，体型瘦高，胸部平平。人们纳闷她怎么长得这么“楞怪”。她性情孤僻，极少与人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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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春到了婚嫁年龄，但是她那过高的身材和怪异的举止，让人们畏惧。后村女孩多在十八九岁订婚，20岁结婚。春到了二十四五也没找到婆家。更让人们奇怪的是，春根本不想找婆家。她说她接受不了男人。人们认为春不是有毛病，而是作风不正——没有试过男人，怎么知道接受不了男人？看来她肯定是试过，所以才这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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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像看怪物一样看她，家人也时常对她打骂，她就搬到村边的砖窑住，砖窑是她的一个堂兄开的，荒废了多年。春就一个人在那里过了好几年。直到27岁左右，她终于嫁了出去，男人身高仅1米6。村里人形容：春伸开胳膊，她男人挺直腰板能从她腋下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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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嫁到婆家不久，就当起了“神妈妈”（方言，即通灵的巫婆），并且专看妇女病。她看了许多妇女隐秘处的病，但时常听说有病人把她赶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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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不足30岁时，后村热播着一个消息：春上吊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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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年，绝大多数村民就把春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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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凄婉的农村同性恋女孩的人生就像一朵只有一季生命的花朵，匆匆地开放，然后悄然凋谢。像这样无声无息凋谢的生命之花还有多少呢？它像一首悲伤的无调的歌曲，又像一声深深的叹息，是对社会监控个人行为、个人快乐的一个无声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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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对18世纪以来西方出现的性控制机制做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这个机制包括四种话语：赋予儿童性的特征；将女人的身体性征化；对生殖加以控制；对不规则性行为进行精神病理化。这些话语通过教育、医学、人口统计和经济学得到贯彻，以国家机构为后盾和支撑物，尤其将目光瞄准家庭。它们的作用是将这些形象和知识模式散布和“植播”到个人、家庭和机构中。福柯认为，这一机制使性不仅成为老百姓所关心的事，而且也成为国家所关心的事；更准确地说，性变成了一件需要社会整体和社会中的所有个人都接受监督的事。[1]在这样严密的监督之下，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将感到无形的压迫，最终窒息。而一个更加合理和人性化的社会应当是具有多元价值观的、宽容、仁慈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丰富的充满差异的人性将得到自由伸展的空间，禀性各异的人们将能够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在这样的社会中，萍和春这样的人才能拥有她们作为一个女人的全部权利，得到自我的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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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里提斯.社会性别机制.见：麦可拉肯等编.女性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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